家在台北 家在台北 6.4分

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3-27 10:19:05

1960年代后期,伴随着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曾兴起一股学子出洋不归的风潮,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留学生滞留海外发展,造成大量高级人才外流的结构性危机。《家在台北》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社会心理热点,以健康、写实的艺术笔墨,创造性地将台湾著名女作家孟瑶的小说《飞燕去来》搬上了银幕,成为当年十大卖座片之一。白景瑞以处女作《寂寞的十七岁》(1967年)一鸣惊人,到《家在台北》(1969)问世,更声名鹊起,赢得与著名导演李行并称“李、白”而开拓台湾电影社会写实新风气的美誉。

与李行在台湾本土成长的经历不同,白景瑞大学读的是师范学院艺术系,酷爱绘画与戏剧,1960年以记者身份出洋求学,在意大利电影最高学府“电影实验中心”潜心攻读,深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文化启蒙。1964年学成回到台湾,随即被中影公司聘为剧本编审,翌年被提升为制片部经理。这一时期,恰值龚弘新任中影总经理,大力倡导健康写实主义制片路线,白景瑞参与了《蚵女》的后期工作,还有《养鸭人家》、《我女若兰》等的剧本讨论和策划,成为推动健康写实电影创作新潮的一个中坚人物。《家在台北》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上应运而生的一部倍受瞩目的力作。

《家在台北》叙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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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后期,伴随着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曾兴起一股学子出洋不归的风潮,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留学生滞留海外发展,造成大量高级人才外流的结构性危机。《家在台北》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社会心理热点,以健康、写实的艺术笔墨,创造性地将台湾著名女作家孟瑶的小说《飞燕去来》搬上了银幕,成为当年十大卖座片之一。白景瑞以处女作《寂寞的十七岁》(1967年)一鸣惊人,到《家在台北》(1969)问世,更声名鹊起,赢得与著名导演李行并称“李、白”而开拓台湾电影社会写实新风气的美誉。

与李行在台湾本土成长的经历不同,白景瑞大学读的是师范学院艺术系,酷爱绘画与戏剧,1960年以记者身份出洋求学,在意大利电影最高学府“电影实验中心”潜心攻读,深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文化启蒙。1964年学成回到台湾,随即被中影公司聘为剧本编审,翌年被提升为制片部经理。这一时期,恰值龚弘新任中影总经理,大力倡导健康写实主义制片路线,白景瑞参与了《蚵女》的后期工作,还有《养鸭人家》、《我女若兰》等的剧本讨论和策划,成为推动健康写实电影创作新潮的一个中坚人物。《家在台北》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上应运而生的一部倍受瞩目的力作。

《家在台北》叙事的魅力,并不在于它运用了“分割画面”的灵动而花哨的技巧,而在于它善于从人物命运的轨迹中呈现现实的脉动,以可亲可感的艺术形象来揭示落叶归根的主题。影片采用平行并置的群像式结构,将三段自成格局的海外游子的故事,向心地凝聚在游子归来的同一叙事焦点上,其间参差错落的多重人生选择,形成不同文化心态的对比,赋予“家在台北”的象征性寓意以较为厚重的文化气息和历史感。

第一段故事,突出了夏之云、夏之霞兄妹不同的性格及其在归乡出洋选择上的对比,具有浓郁的喜剧色彩。本来,夏之云携新婚妻子如茵来台北乡间的农场,只是做一次短暂的省亲,孰料父母子媳间的人伦亲情以及农场农牧两旺、亟待开发的现实景况,竟令他们双双作出了以农场为家,不再远游的决定。偏偏自幼娇宠、任性的妹妹之霞,一心向往出洋,原指望哥嫂能帮她圆这个“美国梦”,此刻发现指望落空,便与自美归来的浮华青年何范结识,并以闪电式的结婚行动作跳板,实现了飞赴美国的梦想。十分有趣的是,到了临上飞机的那一瞬间,之霞心中却空落落的怅然若有所失,不知为什么要去美国。兄妹俩性格的差异和两人间互为背反的人生决定,诚然是颇多喜剧情趣的。

第二段故事,以言情和伤感的笔触,揭示出从美国失意归来的中年女性冷露不堪回首的心灵创痛。当年也是为了出洋留学,她曾依附一个有钱的商人,割弃了与学绘画的穷学生王溥初恋的纯情。此番归来,她本想与王溥重温旧梦,但往事难追,情感的裂痕早已是无可修复的了。出于女人的猜疑和妒忌心理,她曾一度将育幼院年轻老师于慧敏视若情敌,误会消除后,她更是痛愧交集。或许是被于慧敏内心宁静、充实并富于女性凛然尊严感的诗意形象所打动,她最后断然决定留在台北投身幼儿教育事业,以寻求新的精神平衡。

第三段故事,以充分铺展的浓墨重彩和戏剧张力,在十年离合的背景上,描述了留美攻读水利专业、如今成为“洋博士”归来的吴大任,出洋十载,首次归家,目的仅仅是要与结发的妻子淑姮办理离婚。在吴大任留洋求学期间,正是淑姮含辛茹苦,挑起了这个家庭的重担,既要侍奉半瘫痪的父亲,又要照顾年少的小叔,还要抚育稚子读书成长。淑姮的任劳任怨,贤惠善良,与丈夫吴大任恰恰形成强烈而尖锐的对照。在影片叙事的推进中,父亲、小叔、儿子和街坊邻居,统统站在淑姮一边,一致谴责这个喜新厌旧、忘恩负义的男人。与此同时,影片还以适切的艺术分寸,展现出吴大任从犹疑、愧悔到幡然自省的思想转变过程。但是,影片编导或许过于倚重、强化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力量,而对于现实环境在促成吴大任转变上的诸般条件却没有给予充分的艺术揭示,这就给影片大团圆的喜剧结局带来某种有意为之的斧凿痕迹。

《家在台北》以社会写实为作品的风骨,又很注意艺术形式的创新和语言的流畅。不足在于,形式比较花哨,三段故事叙述的风格不尽统一。在台湾健康写实电影兴盛的年代,学术界曾就“健康与写实”能否融合引起过论争,所谓“健康”,强调的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将社会光明面呈现给大众;而“写实”则要求敢于针砭社会时弊,赋予艺术形象以质朴的人文本色。在白景瑞的电影创作生涯中,不乏社会写实的力作,从《家在台北》到《再见阿郎》(1971),坚持以写实的精神来关注整个社会的状貌,敢于提出社会性问题的思考,并从道德审视的角度予以褒贬臧否,但又不失善意和诚意,将健康与写实作了恰当的融合。这一切,显然是与他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所得到的文化启蒙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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