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 卡拉马佐夫兄弟 暂无评分

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3-26 22:27:32

本片是根据19世纪俄国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著改编的。陀氏原著的魅力正如法国作家加谬所说:“还没有人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赋予荒诞的世界以如此令人亲切和痛苦的魔力。”与陀氏同期及其后的世界著名作家几乎都有过对陀氏作品的肯定性评价。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和日本曾大规模地掀起过陀氏热。1971年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50周年之际,仅《卡拉玛佐夫兄弟》一书当年在苏联就发行50万册。该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带有一生创作总结性的作品,这部卷帙浩繁、百余万言的巨著在作家心中酝酿长达30年之久。它所提出来的是有关人类灵魂命运的问题,围绕着宗教信仰的矛盾展开一系列有关金钱、美色、凶杀、犯罪的社会生活画卷。整部作品的哲理构思、信仰矛盾,每一个具体人物的性格,都是作者自身思想、信仰和内心世界的再现,他的亲属或他本人性格各个侧面的再现。

对这样一部巨著,泛泛之辈的编导是难以驾驭的。而著名导演培利耶夫的条件恰恰得天独厚:他早年有丰富的艰苦战争年代的阅历,曾就学于专科表演专业和编剧专业, 24岁起便担任导演助理,集编、导、演的才能于一身,那时他就已显示出对于怪诞风格的偏爱和幽默的天才。培利耶夫的艺术天才成熟地表现在昂奋、热烈、富有力度的性格塑造上,尤其是那种极其鲜明、强烈、风暴般的激情和浓郁醉人的抒情诗意——这种审美倾向恰恰与陀氏笔下的性格不谋而合,于是他如鱼得水,接连编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系列作品:《白痴》(1958)、《白夜》(1960)直至这部巨著。培利耶夫的艺术天才在这几部影片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和最高的体现。1969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曾追奖培利耶夫(逝后)对苏联电影艺术事业的卓越贡献。

培利耶夫忠实地沿着原著精神的轨迹,以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的电影语汇将《卡拉玛佐夫兄弟》在银幕上进行了丰富的再创造。他并没有热衷于表现凶杀案件的预谋、经过和法庭调查等等详细的情节,而是着力于突出几组互反互补的典型人物之间的鲜明对比关系,通过深入剖析人物内心世界来渲染浓郁复杂的宗教情绪,体现人性善恶的矛盾斗争。

首先,导演在表现完全反面的人物老卡拉玛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时,并未受到对人物硬性定性的影响,不是将他们表现成纯粹的恶棍,而是注重发掘他们身上那偶尔闪光的人性因素。比如老卡拉玛佐夫在几次接待小儿子阿廖沙时,眼神里流露出对这个最无心争夺他财产的孩子的温和的爱。而每当他在饭桌上同阿廖沙谈话时,仿佛被阿廖沙的善所感化,向阿廖沙吐露内心深感受折磨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上帝……当阿廖沙临离开时,他也显出父亲对儿子的依恋之情,伤感地拥抱他。这与他对大儿子德米特里的大打出手,完全是两种态度。斯麦尔佳科夫也如此,当他杀父之后伊凡找他谈话时,他虽然不无报复心意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谴责了伊凡的暗示,但当他向女仆诉说想到巴黎开饭馆的愿望时,脸上也流露出正常人追求美好、独立、自由生活的愿望。这样的处理与两个恶棍最终一个杀人一个被杀的结局并不矛盾,反而增加了人物性格的色彩层次,使人感到人间的败类再恶也是人,在否定这种丰满而合乎情理的反面角色时,引起人们对于人性善恶的深沉思索。与上面一组反面人物相对的是阿廖沙和佐西马长老。导演将这两个人物从外貌到内心再到举止,都设计得安详、虔诚、宽厚而美好。影片中对阿廖沙的表情经常使用特写镜头,从远距离拉近后就使用静止的肖像式画面:阿廖沙纯洁得像透明的雾一样,那总是微微向前倾的脖子和那一双闪着脱尘光泽的明眸,还有那头细细软软的鬈发,俨然是一个人间的活基督。在整部影片中,阿廖沙的话极少,基本是沉默的,而一旦他启口,那简约的几个字又有千钧之力。当伊凡讲完了地主叫他的恶狗当着母亲的面将其孩子活活撕碎的故事时,阿廖沙以“枪毙”两个字作了回答,他眼神中的愕然已表现出他胸中忍耐宽恕的王国已被伊凡那人道主义的呼声震开了裂口。

在正、反两组人物中间游离的德米特里和伊凡——内心信仰矛盾和人性善恶斗争极其激烈的典型性格,是导演着墨较多的两个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原著中的寓意里,“卡拉玛佐夫气质”,正丰富地体现在这两个人物身上。28岁的德米特里,秉性狂热冲动而无所顾忌,既慷慨坦率、富于激情,又纵欲纵恶、恣肆无度。他的座右铭是“……如果我要掉进深渊的话,那就索性头朝地、脚朝天,一直掉下去……”。导演将德米特里创造成哥萨克那种强悍、勇猛、英俊而又狠毒的性格形象。影片中的德米特里自始至终都是躁动不安的。他永远在行动着、追求着,爱时狂热地爱,恨时拼命地恨;有胆量作恶,良心发现后又勇于承当。他几次对格鲁申卡和阿廖沙倾诉:“美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可怕的是因为无从捉摸……从圣母玛利亚的理想开始,而以所多玛城(即淫欲的象征)的愿望告终……美是在所多玛城里吗?可怕的美也是神秘的东西……这里,魔鬼同上帝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导演通过德米特里的倾诉,将整部影片中的宗教主题、卡拉玛佐夫气质的内涵,以关于美的精粹笔墨,淋漓酣畅地体现了出来。伊凡与德米特里是一种性格上的互补关系,与德米特里表现在行动中不同,伊凡主要是在内心里体现灵魂中两个对立面的斗争。他在影片中是沉郁的,永远在思索着,矛盾着。伊凡痛苦的根源在于,他对生命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无限绝对的爱,而残酷的现实和命运对于这种爱又难以酬偿,因此他陷入无限的绝望,愤慨地得出以恶抗恶的结论,成为斯麦尔佳科夫弑父的怂恿者。

与德米特里和伊凡这组人物横向联系的是两位女性:格鲁申卡和卡捷琳娜。她们都属于一种天赋极优美、资质极高、有教养而勇于在恶运中扭曲反抗的气质。显然,这两位女性是《白痴》中女主角娜斯塔西亚性格的延伸。卡捷琳娜被未婚夫抛弃,却始终旧情不易,对德米特里爱上格鲁申卡妒火中烧。影片中的卡捷琳娜清高而神经质,喋喋不休地呢喃着,总是一张似笑非笑、瞬息万变的面孔。她爱得热烈,恨得疯狂,咀嚼自己的痛苦,玩弄自己的创伤,在自己折磨自己的过程中来攫取报复心理的满足。在整部影片中,导演着墨最多、最光彩照人的角色当数格鲁申卡。饰演格鲁申卡的女演员柳德米拉·培利耶娃,是培利耶夫实际生活中的妻子。她曾成功地饰演了《白夜》中的娜斯金卡,娜斯金卡是个纯洁、善良、梦幻般的富于感情的少女,而格鲁申卡一角则与之迥然不同。按照原作精神,格鲁申卡沿袭了《白痴》中娜斯塔西亚的外貌特征。深棕色头发和黑眼睛,身段丰满而窈窕,高傲,狡黠,极富女性魅力,又聪颖,感情丰富而浪荡。她一方面离不开富裕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又恼恨拿她当玩物的男人。影片中她有四处非常精彩的表演,显然比原著中所描绘的色彩更深重,味道更醇厚。第一处是当她在卡捷琳娜家里,初始显得那么宽厚随和,又突然变脸为尖酸刻薄,不仅唇枪舌剑,而且下眼睑微微向上耸起,那一脸的冷峻、轻蔑和恶毒,令人想到摄政女皇的高傲和威严。第二处是与德米特里在酒店里寻欢作乐,那一身的妖冶气息,她的活泼,她的媚态,全在那茨冈式的歌舞中显现出来了。在狂欢纵饮中,她的眼神里常常闪烁出深深的悲哀和痛苦,并时时伴有丝丝的麻木和冷漠,这是用一醉方休的方法来麻痹她那为寻求高尚美好生活不可得而产生的痛苦。第三处是在她自己家里,当阿廖沙来访时,格鲁申卡径直坐在了阿廖沙的腿上,弄得这个修行人不知所措中又显出对初次发现女性美的欣喜。格鲁申卡本意中有挑逗阿廖沙的成分,但看到阿廖沙待人的诚挚和金子般纯洁的心时,她被深深地震动了,仿佛唤起了良知。她在阿廖沙的感召下感到了内疚、自责,并转而崇拜上帝,想从虔诚的信仰中使自己污秽、痛苦的灵魂得到拯救。第四处是全片最高潮的部分:当法庭宣判德米特里服刑西伯利亚后,格鲁申卡全身黑装,脸上闪着新生的信仰光辉,勇敢侠义地陪德米特里去服刑。她的眼神里充溢着安详和悲壮,一回头,手将长长的黑围巾撩上肩膀,这一动作显出了女性特有的决心和毅力。格鲁申卡的表演大大超出了原著所提供的信息,这说明导演和演员已经深深地悟出了原著作者关于女性审美观的特质:在病态的狂热中糅合了美与丑、高尚与纵欲的矛盾。这种变形美一反人们审美习惯中的和谐律,但恰恰是这种非和谐的变形突现了反抗、叛逆、不屈不挠的女性力度的美,因而延伸了争取实现成为高尚人的价值的伦理美,从而强化了甘愿以受难、自殉来酬理想这一深刻的悲壮美。显然,培利耶夫和柳德米拉在实际生活中的结合,映射出他们在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电影艺术化这一共同的事业追求上,有着高度一致的协同性。尽管他们之间年龄差距很大,但柳德米拉也同培利耶夫一样,在饰演陀氏作品中的女主角时,如鱼得水,找到了全面发挥自己表演才能的广阔天地。然而不幸的是,导演于1967年拍完第二部后就溘然长逝,第三部是在导演总体构思的指引下由主要演员集体默契配合完成的,而第三部又是整部影片中最光彩夺目的部分,这体现出主要演员群体已经透入精髓地理解、把握了作家精神和导演旨意。尤其是柳德米拉,她在第三部中演得那么入魂入魄,那欢言中的痛苦,那临行前的凄怆悲壮,无疑和她失去了丈夫又强忍悲痛、以顽强的毅力坚持拍完影片的真情实感大有关系。

本片虽然采取的是现实主义手法,但导演很适度地把握了全片的宗教氛围和心理变态的色彩。影片一开头,就是宏伟的俄罗斯基督大教堂。高大、肃穆、壮丽的外部景观直接震撼着观众的心。接着镜头转入教堂内部,那一幅幅壁画细部的推移在金黄调子的笼罩下将人引入圣经的巡礼中……当镜头由下而上直入尖峭陡立的教堂拱顶时,仿佛要将人的灵魂吸进天穹……这不仅贴切地展现出原著作者那“精神大教堂”的抽象形象,也以无声的画面语汇将神秘的宗教主题呈现在观众面前。全片中所有人物的对话几乎都离不开“是否有上帝?”的话题,而且无论是哪一组人物,都被这种内心矛盾折磨得神经兮兮:老卡拉玛佐夫是肆虐狂、色情狂、迫害狂;斯麦尔佳科夫是癫狂;德米特里是躁动狂和占有狂;伊凡是阴郁症;阿廖沙是痴迷;卡捷琳娜是自虐、嫉妒和歇斯底里;格鲁申卡是喜怒无常、变幻不定……这些生理和心理的变态人物,由于他们对生活的体验非常的强烈和极端,因此会漫游那正常人所无法企及的精神世界。影片中的人物对宗教问题的讨论、争论和倾诉,都似乎是在一种半梦幻的状态中进行的。这种几乎病态和正常人之间的变态色彩更加浓了影片的宗教气息。这里要提一句的是,原著只注重人的内心活动描写,很少有外貌、表情、动作这些细节的描述,而导演和演员们的成功创作就在于,紧紧抓住了原著的宗教灵魂,从各个角度展开其丰满的具体形象的塑造。

培利耶夫对本片的结构安排也别具匠心。影片共分三部。第一部充分展示了人物性格,将矛盾推出来但不予展开,给观众以一种紧张的心理期待。第二部是沉闷、冗长的对话,不同观点的争论,不免令人感到枯燥、单调,当观众的耐心达到临界点的时候,那些有趣的情节纷至沓来,凶杀案扑朔迷离,作案过程闪闪烁烁,以极短的心理时间跨越侦察、逮捕,气氛急转直上,一下推至顶端:最后的高潮来得突然,爆发得急促,结束得出乎意外地短暂。法庭上开始似乎对德米特里有利,当卡捷琳娜醋意大发拿出伪信证,很快地法官宣判了德米特里的杀人罪。而德米特里从暴跳反抗、拒不认罪到突然甘心蒙受不公、代人受过而引颈承难,又是一个离奇的逆转。紧接着是终场景:寒风凛冽,着黑衣的格鲁申卡陪德米特里一起去服刑,他们高傲而美丽,在投入大地母亲的怀抱中悲壮地新生了……灵魂最终找到了归宿。

这种结构方式,将中段拉长,情节淡化,将高潮高度浓缩,爆发点放在框边上,动势完全不收敛,观众过度激越的兴奋还没有充分地爆炸、释放、宣泄,就被戛然而止,剧中情和观众情仿佛要一起冲出框外似的。这种失衡结构造成了观赏心理的失衡。导演将完整的高潮界点留在了框外,可使观众无诱导的感觉任意驰骋,去急骤地补白、再创造,由此调度了观赏者自身参与创作的激情,从而得到充分的心理、情感和艺术欣赏的满足。

可以说,这部影片所蕴涵的美学意义上的容量,已大大超出了现实主义艺术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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