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理 定理 7.7分

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3-26 10:49:47

帕索里尼1965年因生病而不得不暂停电影的拍摄而卧床休息,于是他在病榻上写了一些剧本,其中的一篇《定理》被作者改写成了小说,小说以散文和诗句体构成。1968年小说《定理》出版,几乎与此同时被搬上了银幕。小说曾被提名当年的“斯特雷加”文学奖,但因为作者表示对“工业干预文化”的抗议而撤回了作品,不过,影片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国际天主教电影协会奖。

帕索里尼以隐喻的方式,向人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上层文明社会被人闯入了,被人冲击了,上层社会资产阶级的空虚被揭示出来了。作者用米兰这样一个工业大城市来象征文明社会,用一个“资本家”的家庭来象征资产阶级。这个家是如何受到冲击的呢?原本开着奔驰车上下班的工厂老板保罗及其一家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无所事事的妻子与农民出身的女佣把家庭安排得井井有条。在这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里,一切是如此的中规中矩,无可挑剔。但这一切突然被一个神秘的外来者闯入后搞得天翻地覆。首先是女佣埃米利娅被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征服了、被迷惑了,像是出现了幻景,几乎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甚至要自杀。年轻客人为拯救她而满足了她的愿望。逐渐地,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无一例外地被这个漂亮潇洒而又和蔼可亲的客人征服了,都与他发生了关系。但在这个客人走了之后,每个人的行为都变得令人匪夷所思。卢齐娅悲哀地说:“我们家原本遵循着社会的传统与人们所达成的共识而生存,可是,这种生活原是如此的空虚,而且我发现,这种空虚的生活里充满了世俗的观念和道德的卑鄙。”而保罗则这样感叹:“如果说我一向履行了我应尽的职责,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个完美的人,那么我现在算是什么呢?我怎么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人格完整的人!”埃米莉娅则回到了农村,她走进自己那破旧的院落里,一下便坐在院子里的那张被风吹日晒的古老的凳子上,她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直至进入一种超自然神圣形态:她的身体升天了,悬挂在自家小屋子的上空,村民们看得目瞪口呆。最后她像个圣徒般死去。奥代塔进了一家私人诊疗所,她静静地躺在床上,目光呆滞地凝视着天花板。与客人同住一间屋子的彼得罗自从客人走后,他整天盯着他同客人一起观赏的那幅画,好像要从里面找出非凡的历史意义,于是这幅画启迪了他的灵感,他不停地作画,满屋子里堆满了画。但他是在机械地画画,边画边不停地评论着:“要创新,要与前人不同。”等等。客人走后,卢齐娅过着妓女似的生活,保罗把工厂交给工人后,来到了沙漠里,他吼叫着——那是毫无人性的声音。帕索里尼用这个荒凉沙漠里的吼叫传达他的思想:保罗在外来因素——这里指的是那个神秘的客人拥有占有躯体的能力,意味着他也拥有占有他人思想和意识的能力——刺激下,他那麻木的思想开始苏醒了,同时影片也在隐喻,以保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终于意识到了生存的空虚,这种空虚以不同的形态体现在每个人身上,但他们会获得新生的意识和再生的机会,但这是个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

影片上映后,舆论一片哗然,观众议论纷纷,不明白影片要表达什么?于是,有人从宗教-神学的观点来探究影片的含义,认为那个闯入者是上帝的使者,是上帝在对一个家庭的拯救,为人带来了革新的意义;也有人从革命或社会革新的观点来剖析,认为是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进入了创新的时期,进入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并将其打翻在地;同性恋者认为,这旨在表达他们的新思想。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影片从最初不被人理解到渐渐被观众接受,甚至喜欢:观众被帕索里尼那奇妙的构思和大胆的表现所吸引。《定理》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观众和电影评论家的极大的热情和好评。电影导演,如,让·雷诺阿、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与马塞尔·儒昂多(1888~1979,法国著名小说家、评论家)等也都对影片推崇备至。

如果说在《俄狄浦斯王》(1967)里,帕索里尼表达了自恋和恋母情结,那么在《定理》里,他是在表达自己内心的呼喊——对上层社会“道德伦理”的虚伪表达自己的愤怒,是他自身毫无顾忌地在释放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生存方式。帕索里尼试图在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只要这种方式不危害社会公众的利益,同时他以隐喻的方式,蔑视那些道貌岸然的、无所事事的人。所以有的评论认为,影片在隐喻那个外来的闯入者促使了这家人的苏醒,拯救了他们的灵魂,对此笔者未敢苟同。因为不可想象,一个人进入了一个集体,把这个集体的成员个个都弄得像疯子,把这个家庭搞得一无所有,生存都成了问题,除了这个外来者自身获益外,其他人的生命能量都消耗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怎么能说,他带来了革新的意义呢?连生命的最基本的准则都被这个外来者消耗掉了。至于国际天主教电影协会将其大奖授予《定理》,那是他们从宗教的观点出发,看出了影片在教导人“改邪归正”的隐喻。其实《定理》的出现,只能说明帕索里尼创作的转向:他已从电影创作的史诗叙事阶段——代表作《马太福音》(1964)过渡到提出问题和向社会挑战。这一时期(1966~1969),他拍摄了一系列反映和嘲讽社会的电影——《大鸟和小鸟》、《女巫》、《意大利随想曲》、《猪圈》(连片名也要较劲,竟取名《猪圈》!)等。因为60年代末社会和政治的动荡对帕索里尼脆弱的性格和敏感的神经刺激太大了:原有的黑社会势力加上现在的红色旅的恐怖活动、政党的争斗等。这位《葛兰西的骨灰》的作者、文艺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忧国忧民,他只能以自己的作品来向社会抗争。所以他以疯狂的热情工作。在1966到1969年的那段岁月里,帕索里尼经历了一个创作高峰期:他涉足各个领域——从评论到戏剧,从诗歌写作到拍摄电影。此外,他也写影评、剧本、发表《新戏剧宣言》,主张自己的“话语话剧”;撰写各类抨击时事的散文并发表了“意大利共产党人致年轻人!”,谴责“六八学生运动”——因为学生与农民出身的警察发生冲突。1968年8月,在《时代周刊》上开辟了“混乱”专栏,文章内容遍及电影、文学、符号学、社会学等众多方面。为电影《美狄娅》的选景,他多次往返于非洲的摩洛哥、乌干达等地。他认为非洲是一个富有诗意、魅力独特的地方,就像他当初对罗马郊区小镇市民和罗马游民无产阶级的感觉是一样的。他的心声道出了他的苦闷、彷徨、困惑和孤独,因为他当年创作小说《暴力人生》、《孩子们》(1959)并拍摄电影《乞丐》(1961)《罗马妈妈》(1962)等作品中的无产者已经不存在了,他描写的对象不存在了,在罗马郊区再也找不到“游民无产者”了。而时下的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让他感到厌恶。这也是他在1969年以后转向历史题材,陆续摄制了《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一千零一夜》、《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的原因之一吧。

实际上,帕索里尼是个同性恋者,1975年11月,在罗马附近的海滩边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名叫佩罗西的青年用木棍打死了。逝世时年仅53岁。生前,他一直在为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而进行不懈的斗争,在生活上,他是我行我素。帕索里尼时常抨击意大利的政治,其见解有时会遭到来自左派的谴责,有时也会受到右派的反对,同样,他的艺术见解也是褒贬不一。他的同性恋生活也遭人们的非议。但归根结底,他的母亲对他的这种境遇是有责任的,因为母亲(年轻时就跟身为法西斯军官的丈夫分手了)总想把他留在身边,她一直阻挠儿子同女性过正常的夫妇生活,因此,是她间接地把儿子引导到男性同性恋的世界里,这也可以说是帕索里尼回应母亲内心呼唤的结果吧。要不然,他可以是个理智的同性恋者,并且过的是高文化水平的同性恋生活。同性恋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种生存方式,关键是看这种生活方式对人是否有益。

帕索里尼去世后的次年,他的那部惊世骇俗的影片《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就在意大利上映了。这最后一部影片因为其过多的淫秽镜头而引来了普遍性的争议,至今在某些国家仍然遭到禁映。虽然说有争议,但人们从影片中仍看出他的愤世嫉俗,他对社会尤其是对当权者的鞭笞与嘲讽。1995年,在帕索里尼逝世20周年之际,焦尔达诺摄制了影片《帕索里尼谋杀案》。这位政治导演尖锐地指出了,帕索里尼的死绝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桩所谓的“同性恋情杀案”,凶手后面有后台。这位对当时领导阶层腐败行为大声抗议的作家,无疑成了某些政客的眼中钉,成了社会牺牲品。他当时就呼吁,对领导阶层进行公开的“审讯”,制止他们的腐败和不作为。而20年后的意大利的事实证明了帕索里尼确实是个政治预言家——意大利自1992年开展反贪运动以后,许多政党受到冲击,尤其执政的天民党中一些受贿者被送上了人民的审判台。焦尔达诺的影片更加激发起人们对帕索里尼的怀念,佩服他的政治见解和远见卓识。帕索里尼虽逝世多年,但人民仍无限地怀念他,撰文纪念他,他的影片的诗意、人格魅力、影响力至今还存在。评论界公认:他不仅是伟大的导演、先锋派诗人、伟大的作家、散文家、天才的艺术家、杰出的批评家,他还是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家,他的话锋犀利,内涵深邃。他的思想、生活格调、他的孤独也许要在很久以后才能被人深刻地理解。可以说,他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为自己的特立独行的行事格调、为自己独特的艺术见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为意大利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也是人们至今依然在怀念他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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