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快车 欧洲快车 7.7分

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3-25 09:54:42

1961年,《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在第2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奖之后,“新小说派”的主将阿仑·罗勃-格里叶登上了银坛。他把“反小说”的创作理论应用到电影中,因而他的影片没有明确的主题,没有连贯的情节,人物也没有思想感情,他们的社会经历和个性都是模糊不清的。他本人更不在影片中表现自己的倾向,流露自己的感情。在影片中,他总是把剧中人的联想、回忆、想象或是真实的感受、幻觉混在一起,再以同样的光度把它们呈现在观众眼前,完全取消了空间与时间的界限,形成一股头绪纷杂的意识流。

《欧洲快车》叙述的是导演对一部警匪侦破片的构思过程。其背景就是“欧洲快车”,题材围绕着毒品走私。构思过程中,人物的身份往往是不明确的,假定的情节比比皆是,不合逻辑的情节和细节要删除也是意料中的事。而他构思的影片本身,从影片结尾时,男女演员在车站拥抱的镜头来看,也只不过是个假定。当他登上欧洲快车时,豪华的车厢使他突发灵感,产生了想拍一部影片的念头。火车到站时,又感到困难重重,决定丢掉这个念头。

一般人在火车上,无所事事,两眼望着窗外,也常常浮想联翩。想到的事情往往也是东一件西一件,往事的回忆和未来的打算交替出现。看到车内的人和物,也多有联想和想象,甚至产生某种幻觉。实际上这就是一股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意识流。伊利亚斯提着自以为装着可卡因的箱子,第一次从比利时回来,心中必然紧张和不安。看到一个穿制服的人就会认为是警察来追捕他,所以产生了想从飞驶的列车上跳下去的念头,甚至听到三声枪响,这自然是幻觉作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正是他心态的真实写照。再如,当导演的朋友问导演:“在巴黎真有毒品走私吗?”他回答:“当然有,伊利亚斯干的不就是毒品走私吗?”当画面上出现戴眼镜的女人搜查伊利亚斯的手提箱时,朋友问他:“她在找什么呢?”导演不假思索地答道:“可卡因啊!”正在构思的导演已经把他的想象和现实、真实与虚构搅在一起了,冷眼旁观的朋友没有完全进入导演本人构想的情节,能够站在局外,冷静地分析,指出不尽合理之处,是完全正常和容易理解的。由此可见,意识流的表现手段,可以非常真实地反映人类较深层次的思想活动。

有些评论家把《欧洲快车》之类的作品称为“无情节影片”。这类影片的特点是导演有意识地排除镜头和场景段落中的因果性关系,给影片造成一种整体性的散漫气氛:观众无法预测片中人物的行为,因为编导没有预先严格选定某些泄露天机的线索。和“新小说派”的文学作品一样,影片中充满“互不相干”的细节,这些细节既不是为了叙事的需要,也不是为了刻画人物。比如本片中伊利亚斯和爱娃那种特殊的做爱方式和影片结尾前夜总会中那个裸体女郎的表演以及反复出现的手提箱镜头,只是因为这些细节本身有吸引力。无情节影片中对细节的选择总比类型影片里显得更有信手拈来似的主观随意性。然而,虽然表面上故事情节并不连贯,场面也似乎松散无序,意识流的时空跳跃令人眼花缭乱,但是罗勃-格里叶的影片结构却有条不紊,条理分明,能引发观众的兴趣。采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段来反映一部文艺作品构思的过程,《欧洲快车》在电影中当属首创。

有人认为这部影片杂乱无章,前后矛盾,十分荒谬:对于“朋友”提出的问题,导演不是答非所问,就是不知道。这不禁使人想到法国荒诞派作家贝克的《等待戈多》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的争论。对于剧中的戈多到底是什么,众说不一。有人说,戈多是上帝;有人说,戈多是其他什么东西。于是有人就去问作者,贝克说:“我也不知道戈多是什么,要是知道,我早就把它写出来了。”如果抓住这句话,拿它来证明作品的荒谬性,连作者本人都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东西,那就没有幽默感了。其实贝克所讲的不过是一句俏皮话。这个戏的重点不在于戈多,而在于等待,而这种等待是一种抽象的等待,代表一切的等待。在《欧洲快车》中,阿仑·罗勃-格里叶的答非所问和不知道,正是这部影片耐人寻味之处。既然全部影片都是一种假定,一个构思过程,对于具体细节,如果导演立即给予一个合情合理、符合逻辑的答案,那么导演不就变成观众最腻烦的先知先觉的说教者了吗?观众的想象力又将如何能随着故事的展开而自由驰骋呢?另一方面,影片创作者在构思过程中,对于某些情节和细节的逻辑性和合理性,总是需要反复推敲琢磨的,出现谬误也是司空见惯,而真实地表现这种谬误的可能性的客观存在,不把一部本来可以容量较大的影片变成为简单的算术问答,这正是符合罗勃-格里叶所推崇的“反小说”和“反电影”创作原则的。

本片中扮演伊利亚斯的让-路易·泰迪尼昂,是中国观众熟悉的演员。1951年他参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曾在我国放映过。近年他主演的《总统轶事》更给我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位舞台出身的电影演员自从被导演瓦迪姆选中,与碧姬特·芭铎联袂主演《上帝创造了女人》而走红以来,已拍片达百部之多。这位著名的性格演员戏路极广,最善于扮演性格复杂、城府深邃类型的角色。在《欧洲快车》中,他以略带嘲讽的口吻,不动声色的面部表演,通过大量细微的手势和动作,甚至不做任何表演,就把这个身份不明、性格怪僻而又阴险狠毒的走私毒品犯的形象成功地塑造出来了。

扮演爱娃的玛丽-弗朗斯·皮西埃出生在法属印度支那的一位高级行政官员家庭。1961年,这位正在尼斯法学院读书的大学生,被弗朗索瓦·特吕弗慧眼独识,18岁时出演了《二十岁时的爱情》。她的表演灵活机敏,善于把性格复杂、内心充满矛盾的角色(如本片中的爱娃)的内在情绪和外部动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令人叹服的细腻演技征服了无数影迷。她在谈到这部影片时说:“至少,我喜爱这部片子的两个特点:一是黑白片。我完全赞同特吕弗的观点:侦破样式的题材最适合拍成黑白片,而且应以暗调为主。因为案件多发生在黑夜或者光线阴暗的地方。光线充足、光天化日之下的案件总是极少数,黑色的夜里本身就具有一种神秘感,如果侦破片不具有神秘的气氛,就不吸引人了。第二是影片的结尾。这部电影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是结局:伊利亚斯在夜总会已经中弹身亡了,导演又对朋友说,在安特卫普又无法拍成一部电影,可是我和泰迪尼昂却在车站上紧紧拥抱。观众不禁要问:影片中的人物是导演的臆想,抑或是导演的构思,构思中的演员为什么又出现在影片结尾?实质上,结局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部电影使人们更了解人类潜意识的不可捉摸的诸多层面。所以我说《欧洲快车》这部影片是别开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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