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3-19 看过

电影《三毛流浪记》,是根据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创作的同名漫画故事改编。这些素材来自当时的社会现实,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流浪儿童的悲惨生活状况。抗战胜利后的上海,一个严冬的雪夜,张乐平走过乌鲁木齐路一个弄堂口,看到几个七八岁衣不蔽体的赤脚流浪儿,围在一个白天用于烤红薯的炉子旁取暖。第二天清晨,他上班再路过那个弄堂口时,却看到两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已经冻死在冰冷的炉旁。这使漫画家受到极大的震动。他便穿上苦力人的衣服,怀揣大饼,到“陈家木桥”等流浪儿集中的地区,送饼给他们充饥,与他们交朋友,深入了解这些社会底层的可怜孤儿的悲惨境遇。这样,在张乐平幽默、夸张的漫画艺术笔下,便产生了光脑袋、三撮毛、蒜头鼻、细脖颈的三毛形象及其流浪故事。于1947年6月中旬开始,在《大公报》上连载,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许多民众纷纷给报社寄钱、寄衣物救助“三毛”。

1948年秋,新创建的昆仑影业公司决定拍摄电影《三毛流浪记》。由阳翰笙根据漫画提供的三毛流浪素材创作电影剧本,并亲自到流浪儿栖身的“滚地龙”、黄浦江边废弃的下水道等地方深入生活,了解流浪儿的生存状态,确立了三毛倔强、正直、善良、机智的性格特征。阳翰笙完成了电影剧本的第一稿后,由陈白尘进一步修改,加强幽默性、讽刺性、喜剧性的效果;完成第二稿剧本后,又交由李天济修改完成第三稿;最后由赵明与严恭两位导演在写分镜头剧本中解决漫画特征如何电影化的问题,即赋予未来电影何种喜剧形式。最终确定以人物的性格细节引人发笑,又同情三毛的遭遇,达到一种笑中带泪的悲喜剧效果,寓意深刻,发人深思。

电影剧本创作阶段的人物、情节、样式诸要素确定之后,选择三毛形象的演员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演员既要“形似”漫画的三毛外在形象,更要言行举止“神似”人们心目中的三毛性格形象。特别是儿童演员的本色性格,是影片成功的关键。两位导演为寻找三毛的演员,跑了许多学校,福利院,还登报招聘,总无合适的对象。开机日期为此一拖再拖,后延达两月有余。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在电影厂附近的一个小巷里发现了一个与人打架的七八岁的孩子,头大、颈细、体瘦,有一股倔强的性格,较符合角色形象,他就是王龙基——昆仑公司作曲家王云阶之子。导演让化妆师辛汉文为三毛造型,给王龙基剃光头,在脑袋上贴了三撮毛,装上圆鼻头,披上破麻袋,赤着一双脏脚,酷似漫画三毛形象特征。这样王龙基初试镜头,就被导演及张乐平认可和通过。

为了让8岁的孩子了解自己所饰演的角色的生活境遇,导演便带着王龙基穿着穷苦孩子的衣服,到南京路、外滩,观察流浪儿卖报、捡烟头的生活;到北四川路拱形桥头看流浪儿争抢推三轮车过桥讨零钱的情景;还带孩子去外白渡桥桥洞下亲睹流浪儿凄苦的栖身境况;并在风雪凛冽的夜晚,到街头去看饥寒交迫的流浪儿颤抖地围在已熄灭的炉子周围取暖的情景……这些使年幼的王龙基纯洁善良的心灵受到很大感染,不由得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这样,王龙基很快融入了流浪儿的生活,与他们成为伙伴与朋友,一起在桥头推车,甚至一同到饭馆后门去争抢剩饭食。经历了这样的生活体验,导演便很自然地引导小演员进入规定情景的特定角色中。正式拍片时,正值春节过后的严寒季节,大多拍摄在街道实景中进行,王龙基始终穿着破衣烂衫,衣不蔽体;特别是一直赤脚在冰冻的马路上拍戏,表现了坚强的意志和吃苦精神。

电影《三毛流浪记》的摄制过程跨越两个时代:上海解放前夕拍摄了绝大部分,所剩“大闹公馆”、“儿童节游行”、“迎接解放”几场戏是上海刚解放时拍摄完成的。在历史性的“开国大典”的国歌声中,电影《三毛流浪记》在全国上映,立即引起极大轰动。三毛这个旧中国都市流浪儿的典型形象,以其鲜活的个性,意义深远的艺术魅力,成为中国电影不朽的人物形象。

这部电影之所以引起人们普遍的喜爱,其原因首先在于小题材反映了大社会。虽然是一部儿童题材电影,但却通过流浪儿的生活遭遇,较典型深刻地反映了旧社会的黑暗,真实地揭示了旧时代种种贫富悬殊,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境遇的社会面貌。因此,这部电影老少咸宜,不仅儿童喜爱,而且大人同样喜欢。它唤起人们及整个社会关爱儿童成长,特别是唤起救助广大“三毛”式流浪儿的良知和责任。

这部影片受到人们普遍喜爱,在于其艺术魅力,即社会生活的真实,三毛形象的鲜活生动,艺术表现手法的独特。

《三毛流浪记》四分之三的场景是在大都会上海街巷的真实环境中抢拍的,因此整部影片给人一种真实的20世纪40年代上海都市生活的原生态图景。无论晨雾中清道夫的板车走过的街巷场景,还是熙熙攘攘的早点食品街上各类人的食行状态;在清晰的黄浦江钟楼的钟声中,报童抢售早报的情景;北四川路拱形桥头流浪儿争抢推三轮车的现象;流浪儿在饭馆后门剩饭桶前争食的场面,街边挂牌出卖儿女的现象……都是老上海民众司空见惯的社会真实景观。在这真实的社会大背景前提下,很自然地就将观众引进主人公三毛生存的具体环境中,以其真实入微的细节感染了观众。

例如,早点食品一条街。肥鸡、烤鹅、烧饼、水煎包、油条,热气腾腾、琳琅满目,让饥肠辘辘的三毛馋得只能一口口吞咽口液。三毛索性闭上双目,让美味食品、鸡、油条的幻象在脑海中盘旋。只有电影语言才能如此形象地揭示人物此时内心的感受。当食品店自动门将三毛撞倒在街边,他正感疼痛之时,意外地发现地上滚来一只包子,这使他喜出望外,正欲捡包之时,一只狼狗扑了过来,原来这是主人投给他的宠物吃的。人抢狗食这一简单的细节,揭示了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公正与黑暗现实。三毛不得不去偷食贴广告者的糨糊充饥,可见饥饿到了何种程度!这种信手拈来的生活细节,既令人意外又在特定情理之中,让观众对小三毛产生无限的同情与怜悯。几口糨糊怎能饱腹?为了生存,他不顾一切地冲进一群流浪儿争食饭馆剩食桶食物的战斗中,尽管受到群殴,他先尽量多地将食物送进口中之后再进行反击。这生动地反映了三毛瘦小的身躯中潜藏的倔强、勇敢与反抗精神。

三毛聪明伶俐,他观察社会,寻找适合自己条件的谋生之路。他看到早晨报童争抢着卖晨报的行当,自己也想去做,但没有本钱。偶然从地上捡到一张报纸,他高兴地呼喊着卖了出去,并得到一个小钱,不料,人家买报人回头将报退给了他,夺走了小钱,并斥责他卖的是过期报纸,这是他万没想到的尴尬事情,令人啼笑皆非。他发现捡烟头可以换钱,便认真仔细地在人行道上寻觅烟头。忽然他发现一个抽烟人边走边抽着一支烟,但尚未抽完,三毛便紧跟此人,等待着人家抽完烟丢弃烟头。他小跑着跟了好长一段路,人家才把烟头丢在地上。谁料,烟头却滚入加盖的水沟。可怜的三毛,多么倒霉!这一富于喜剧性的细节,让人在笑声中含着泪。三毛并不气馁,他继续坚持这一求生之道。他用报纸卷了个漏斗形的盛器,来装捡到的烟头。使他意外高兴的是,一位烟民把一烟缸的烟头从楼房窗户上倾倒下来,他拼命地在地上捡,眼看报纸卷的盛器中装了很可观的烟头,寻思会换回多少钱啊?不料,火光一闪,一个未熄灭的烟头点燃了整个盛器中所有的烟头,瞬间成了灰烬。又是一个令人笑中含泪的细节,真实而微妙。三毛捡烟头的事业失败以后,他又发现了在桥头坡道上帮三轮车夫推车可以获得小钱的新门路。便立即付诸行动,却遭到同行排斥。他勇敢地斗争,终被接纳。三毛用瘦弱的躯体去推肥胖的富人乘坐的三轮车,无形中展现了一种世道不公的图景。为讨一点苦力钱,三毛被推甩到马路上,头上撞了个大包。他不怕挫折,顽强地抢活干。他终于以自己的苦力挣得一点钱,坐下来欣喜地数钱时,却被流氓小老大蛮横地抢走了。他人小力单,对这样的欺凌无可奈何!成人世界有大社会的剥削与压迫,在流浪儿的小天地同样存在着欺凌弱小的不公现象。这令观众对三毛产生无比的同情与怜悯。

能否实现儿童上学,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志。但三毛只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富人家的孩子一个个走进校门,在校园里快乐地生活,他连在校门口多看一会儿的权利都没有,被人冷酷无情地驱赶离开。“四·四儿童节”,富人家的孩子穿着童子军服、敲着鼓、吹着号在街头游行,广播喇叭里呼喊着“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我们要爱护儿童”的口号,在现实中,三毛却被警察用棍棒驱赶出了游行队伍。这些现象真实地揭露了社会现实的黑暗、虚伪与不公正。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三毛的遭遇,其实在旧中国,有千千万万个三毛式的流浪儿。流浪儿成为都市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因此,三毛形象具有普遍的社会典型意义。

影片塑造的三毛形象鲜活生动,是该片最突出的艺术成就。除倔强、勇敢、聪明等鲜明的性格特征外,更可贵的是他天性中正直、善良、纯洁的本质,深深地感动着观众。他虽然一贫如洗,但当偶然捡到一个钱包时,他却毫不犹豫地还给失主。意想不到的是,他却反被诬为“扒手”而遭到毒打。这一反常怪象,反映了社会人心荒诞不经到了何等程度!做真正纯洁善良的好人,却没有人相信。三毛被逼迫当扒手,扒来一个钱包,发现里面装着当票、药方及一点钱,他不忍心别人受难,同情心驱使他把钱包归还给了正在着急的失主。为此,又遭到爷叔偷窃集团的毒打,并被关了起来不给饭吃,但他仍坚决不肯当扒手,最终被赶了出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仿路边卖儿女的穷人,也挂了块牌子出卖自己。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为求一息生存不得不走这一步,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现实情景。

电影《三毛流浪记》之所以老少咸宜,获得观众普遍喜爱,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导演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敢于探索,敢于创新,敢于使用各种表现手段,从而取得了艺术形式生动活泼的效果。

首先是漫画化与喜剧性的结合。因为漫画的三毛形象已深入人心,电影的三毛造型必须与漫画吻合,才能取得观众认可。脑袋上三撮毛、人造圆鼻头似有些夸张,但由于演员造型、表演分寸掌握得恰当,三毛漫画化的形象不仅可信、可爱,而且获得了喜剧性的艺术效果。还有其他一些配角人物造型也作了适度的漫画化夸张处理,如贵妇的爱娇、贵夫的愚蠢、爷叔夫妇的流气、家庭女教师的古板,都从服饰到表演上作了适度夸张,给影片的喜剧性增添了色彩。

特别是儿童节大游行,由童子军游行转换成流浪儿大游行。三毛高举麻袋片,领着流浪儿队伍,敲打着破碗、破罐,模仿着童子军的行列,耀武扬威地行进在大街上,最后终被警察打散。这一喜剧高潮是艺术家的神来之笔,既是主人公三毛性格的一次升华,也是对旧社会一场辛辣的讽刺。他由个人孤独地苦斗挣扎,到现在团结起天下孤儿无产者,向不合理的社会发起了抗议与控诉……

剧情发展到三毛被富人收为义子,生活极其富裕,他变成了“汤姆少爷”,但他善良、纯洁的本性并没有变,他仍然不忘流浪的小伙伴们。在他的命名庆典中,他竟然偷偷将众流浪伙伴们领入豪宅大吃大喝。当主人发现他们时,三毛勇敢地带领大家大闹盛宴庆典,使庆典现场一派狼藉。主人气得驱逐三毛时,他并不留恋富人的生活,毅然脱去全身披挂,将衣物全部抛掷给主人,他重新竖起三撮毛,赤着脚扬长而去,正气凛然地走向流浪天地。至此,三毛已经成长起来,性格更加坚强地面对未来艰辛的生活。

《三毛流浪记》将幽默、夸张、讽刺等艺术手段熔于一炉,成功地完成了一部以含泪的笑为特征的喜剧作品。同时,也以细腻地笔触、隐喻手法揭示了三毛内心的隐秘世界。如,当他被爷叔关押起来,处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困境时,他偶然从窗户上看到外面地上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吃食,又看到对面阳台上一个妇女抱着自己的幼儿亲热抚爱,这大大触动了他的心灵,他没有母亲的抚爱,感到无比的伤心,便抱头放声痛哭起来。三毛的流浪生活,碰到多少艰辛与苦难,他都顽强地面对,从未掉过眼泪,可这次他哭得如此悲伤,反映了影片喜剧性中饱含的悲凄。

这部影片的风格是独特的。从拍摄中选用流浪儿这一非职业演员,到将摄影机扛上都市街头拍实景、录环境里的原声效果,细腻地捕捉到现实生活中许多真实的细节来看,具有明显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再从人物塑造上夸张、幽默、诙谐、讽刺诸方面看,影片亦融入了卓别林喜剧的一些特点,即笑中带泪、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这部影片还有出乎意料的两点:一是众多明星的加盟被称为“空前绝后”之举。名导演沈浮、应云卫夫妇及赵丹、黄宗英、上官云珠、魏鹤龄、孙道临、吴茵、中叔皇、项堃、莎莉、林默予、章曼萍等20多位大牌明星都在片中充当群众演员,在最后豪宅中少爷命名庆典一场戏中大会聚出场,表示对三毛的关爱,对这部影片的支持。二是结尾。原剧本无三毛迎解放之结尾,由于此片跨时代拍摄,上海解放后才完成拍摄,最后随形势加上了迎解放的结尾。有种意见认为是画蛇添足,破坏了原新现实主义的风格。因此,在香港南洋地区上映时,去掉了光明的尾巴,国内仍保留原版结尾。实际上此片存在着两个版本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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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流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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