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球们心底的温情

熵山早行
2018-03-08 14:28:36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几个月前,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时候,我琢磨着:这部小说没什么特别突出的主题,这个像是,那个也像,读着情节的时候,把不准昆德拉想要说点什么。但读完再读,反思,拿笔在纸上涂涂画画种种散乱的想法,归拢归拢,大致有收获,然后写下一篇文章。事后想过来,这样的收获,经过了自己的归纳推理研究感受,是属于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作者强加的结果;重要的,是那一整个过程。读过了昆德拉这本大作,忽然就能明白之前一直困惑的、村上春树在他的杂文里写的:好的小说家要不断堆叠假设、但是一定谨慎下结论。小说家要把假设铺陈给读者,然后任由读者来下他们的结论。

而如今看《三块广告牌》也是这样的感受:读书的时候,对作者的晦涩是有心理准备的;可大概是看明快爽利的电影看得多,看电影的时候骤然把不准一个主题,还很不适应。走出电影院的时候,还多少沉浸在一种感受纷至沓来、但相当迷茫的境地。于是回了家,夜色渐深之后,要自己一人试着重放情节、琢磨一点什么——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做一点天马行空的妙想,还是相当愉快。做这种思想,趣味无穷之处,在于你要不断变换角度。从最微观的心理分析,到中间的个人,再到整个系统的运作;于是把短短两小时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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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时候,我琢磨着:这部小说没什么特别突出的主题,这个像是,那个也像,读着情节的时候,把不准昆德拉想要说点什么。但读完再读,反思,拿笔在纸上涂涂画画种种散乱的想法,归拢归拢,大致有收获,然后写下一篇文章。事后想过来,这样的收获,经过了自己的归纳推理研究感受,是属于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作者强加的结果;重要的,是那一整个过程。读过了昆德拉这本大作,忽然就能明白之前一直困惑的、村上春树在他的杂文里写的:好的小说家要不断堆叠假设、但是一定谨慎下结论。小说家要把假设铺陈给读者,然后任由读者来下他们的结论。

而如今看《三块广告牌》也是这样的感受:读书的时候,对作者的晦涩是有心理准备的;可大概是看明快爽利的电影看得多,看电影的时候骤然把不准一个主题,还很不适应。走出电影院的时候,还多少沉浸在一种感受纷至沓来、但相当迷茫的境地。于是回了家,夜色渐深之后,要自己一人试着重放情节、琢磨一点什么——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做一点天马行空的妙想,还是相当愉快。做这种思想,趣味无穷之处,在于你要不断变换角度。从最微观的心理分析,到中间的个人,再到整个系统的运作;于是把短短两小时的故事,展开成立体的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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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心理的层面说起吧。这世上大多数的事,都可以找得到人心底的根本原因。任何问题要追究根本原因,都得不断问个“为什么”;可这“为什么”总不能无休止地问下去,该在哪儿停呢?桥水基金的创始者、大名鼎鼎的雷·达里奥曾经这么讲过:“能用形容词描述的,才叫做根本原因。”

这说法精辟,能将逻辑链条在最合适的地方斩断。就着前日看过的《基督山伯爵》,举个例子:

基督山伯爵为什么会入狱呢?因为他被控告谋反。为什么他被控告谋反呢?因为唐格拉尔和费尔南用匿名纸条陷害告发他。为什么这两人要告发他呢?因为他们嫉妒他的地位和未婚妻。

到这儿就可以了。嫉妒,jealous,一个有关心理状态的形容词带来了根本原因,再追问不下去了。因为他们嫉妒(读者不可不察,中文简洁,形容词前是不需要加系动词的;英文中必须有个be不可。于是嫉妒其实是be jealous of,只不过我们省略助动词,这个“嫉妒”看起来像动词而已);这就是根本。


那么,在《三块广告牌》这故事里,根本原因也在心理。Mildred何必树立起那三块指名道姓的广告牌呢?影片最初,以为这是要好好批评一回警察局了,展现一下警察的游手好闲和无能;可影片越往后,越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儿。警长Willoughby去找Mildred谈话的一回,说的很明白了:我们真没办法。不是我们不愿找,而是找不了。就像医生常常没办法治好什么病一样,警察也常常没办法破案。态度问题要批评,但能力问题就没办法了。

Mildred不清楚么?恐怕不。她回击警长的话,很像是两个人吵架的时候说的气话:把镇上的男子都采血样,交叉比对!警长说,民权法禁止。而且,如果这人是路过镇上呢?——那就把全国男子都采血样!你看,这已经不是在好好论证问题了。到这时候,她是真的相信是警长的错吗?恐怕不一定。

谜底慢慢解开的时候,大概是她的回忆:她回忆起女儿被奸杀之前的情景,回忆起她如何拒绝借女儿车、以及说了怎样过分的话。对于那些回忆,她想必是自责的。可我们都知道,人有种心理保护机制:对于正常人而言,是承受不住太大的自责和懊悔的,于是出于自卫,如果非有什么人背负责任不可,那也不该是自己,潜意识里总能找个理由推给别人。这个潜意识是说,他所表现出来的,不是故作姿态,不是欺骗别人,而是他已经先欺骗了自己:他完全让自己相信这责任是别人的,于是讲起话来义愤填膺。女儿的死当然不是Mildred的过错,但她也难逃责任;凶手又找不到,那要解开一点心里的负担,只能责骂警察做不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了——也不管实情是否如此。

于是这心理上的原因导向了之后的一系列冲突。她对警察局的怨气,镇上的人不理解:人人都知道警长Willoughby是个好人,对这种控告心存不满,也属正常。像那个神甫说的:在你女儿的悲剧上,每个人都和你站在一起;而在这广告牌上,没有人和你站在一起。


这时候,Mildred展现出了一种颇罕见的心理特质:一意孤行,罔顾旁人。这当然是种相当遭人嫌的特质。于是,牙医反对她,她就在牙医的手指上钻了个孔,简直是残暴的私刑;学生朝她车上扔鸡蛋,她照准下体就踢过去;甚至她儿子反对,理由是“凭什么你要让我天天回忆起这惨剧,让这噩梦过去、不再折磨我不好吗”,她也不顾。既不在乎别人的建议,也不在乎别人的感情,一般我们把这种人称作混球。

但混球这个特质还不一定就不好。对于有远大理想、想要做成大事的人来说,混球一点反倒可能好。巴菲特女儿出了车祸,他收到了这消息,也只是抬头“哦”了一声,然后继续回到工作:我去看她也不会解决问题,还是先做完手中工作。刚刚说的达里奥,可以在公司里把一名女员工骂到哭,然后把这视频邮件发给全公司所有人;在他那本大名鼎鼎的《原则》里,他说:我根本不在乎面子;我只在乎真相。我没有义务保护任何员工的情感。而那位做电动汽车、做可回收火箭、还琢磨着把人类送上火星的了不起的“钢铁侠”埃隆·马斯克,对朋友对手下,据说也是这么一类存在。他们完全不在乎别人的感情,一心只琢磨着实现自己的目标。身边的人大概不喜欢他们;但那不妨碍他们的伟大。

关键是,这些位混球对别人和对自己是一样的:激进面对现实,绝不逃避。责任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达里奥还特地说,那种保护自己情感的ego毫无必要,责任绝不可以推卸。他们完全不介意对自己的批评,无论用怎样过分的语言;甚至别人不批评自己都难受。于是这些人用他们混球的方式取得了成功,哪怕遭人不满。而这位Mildred就有一点不一样:她是真的偏执地不在乎别人的感情,关键也同样不在乎别人的建议、用同样的方式推卸自己的责任。于是她那些几乎无缘无故的暴力看起来如此让人厌恶:这不是巴菲特达里奥们的那种混球,而是个无能的混球。或者,像在“孤独大脑”里,老喻这么写:混球对别人和对自己一样狠,混蛋只对别人狠。这种不顾旁人的偏执,不过是混蛋而已。


于是事态扩大;Willoughby警长的自杀和有关爱的那些信息传递出去以后,一切慢慢平息。但到最后,Mildred和Dixon两位踏上旅途、要去惩罚另一个可能是强奸犯的人,也值得琢磨:Mildred之所以愿意抛下一切去别处执行正义,大约是因为这位疑犯和杀死Mildred女儿的凶手的作案方式相同。于是移情过去:杀死这个疑犯,也就相当于为一个类似自己女儿的受害者报仇;也就相当于为自己女儿报仇了。如果不是如此,也许她不会如此在乎。就像《飘》中媚兰在帮助流浪的南方士兵的时候,对思嘉说的是:如果希礼在北方能有人像这样照拂,我们该有多开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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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推动力之上,对事态发展有决定性作用的,是规矩。这三块广告牌,放在别处,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如此公然挑衅警察局,即使这挑衅是如此的不讲道理,这广告牌还能保持完好——广告牌被烧,也不是警察做的;纵使张狂如Dixon,毕竟也没敢放火烧掉广告牌。这是言论自由的规矩:我们站在上帝视角,可以说警察局做的没错;但说话的自由,是无所谓对错的。在这小镇上的规矩,广告牌上言论自由的界限画的明确:电影中提了几句,大致是不能出现脏话一类;其他的,法律不禁止,警察也无由寻衅。

最初警长和Dixon两位去找广告商,虚张声势,却吃了一鼻子灰:广告商明确回答,我没违法,于是不必害怕。

警察恐吓,说你确定你要和艾宾镇警察局作对么?

广告商有点怯懦,有点犹豫,显得很真实、也很坚定:对。

这是勇气,或者说,是相信规矩,相信规矩可以凌驾在那些公权力的好恶之上。有颇不屑言论自由的人,常说言论自由的话,总有人有意无意地见识片面、甚至错误,于是让人对真相产生误解。可问题在:这种所谓的正确错误,到底要由谁来评判呢?若是政府可以“灵活地”决定哪些话可以讲、那些不行,那就没有了规矩、变成了好恶。这种权力,就会用来决定不是“这话是不是有失公允”,而是“这话到底让我听着舒不舒服、有没有利”。管制的出发点总是好的,但结局常常糟糕。墨菲定律说,坏事只要可能发生,就一定会发生;而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权力只要有被滥用的空间,就一定会被滥用。即使伟人,当权力不受制约,也是灾难。

这不是说言论自由可以没有界限。而是说,这界限要提前商定好、研究好,变成规矩;而不能够现做现卖。在界限里,无论话是不是好听是不是公允,可以评判,但不可以禁止。警察们即使对这广告牌恨得牙痒痒,又能如何呢?规矩就是规矩,警察不能因为这广告牌无由寻衅滋事——Willoughby警长自杀后,Dixon把广告商从二楼丢下去,然后立刻就被开除。说起来,就是伏尔泰那句著名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一个好的社会,是规矩可以被信任的社会。Mildred可以相信,只要自己不违反规矩,即使警察局的人恨自己、全镇的大多数居民都讨厌自己,也都不要紧。只要她愿意承受冷眼,就不至于受到欺压——甚至警长还特地关照,不要因为这事情去为难她。当然,警长是个有胸怀的人;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也不敢因为这广告牌去找Mildred的麻烦,否则要承担严重的后果。政治哲学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公权力十分强大,而个人相当弱小,个人面对公权力,一定要得到足够的规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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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规矩解决不了一切。规矩是界限:谁都别越界,否则要受惩罚。但是界限内的冲突和争斗,就由不得规矩来管。那些全片充斥着的暴力、冷暴力、言语暴力,不是所谓规矩解决得了的。那是人情;人情之间的交织,解铃还须系铃人,要人来解。于是来了那句全片点睛之笔:Anger begets greater anger。愤怒只会招致更大的愤怒,不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需要的是宽恕和爱。不久前刚看完《基督山伯爵》,替复仇做了一点辩护,直接摘录过来:

“人类的进化史上,可能会经历囚徒困境的博弈。囚徒困境简单说起来,是这样的:两个罪犯被抓紧监狱,分开审讯,彼此之间不通音信;两个人如果都不招供,证据不够,只能各判一年然后放出来;如果一个合作另一个不合作,合作的可以直接释放,不合作的要坐15年牢;如果都招供,就各判十年。

“之所以叫做囚徒困境,其困境在:对于两个人,总体来说最好的结果是两个都不招供,各判一年了事;但对于两个人,最理性的决定都是招供。设想你是A,如果B招供了,你最好招供,因为10年比15年更好;如果B不招供,你也最好招供,因为不坐牢比坐一年更好。于是,如果两个人都从最理性的角度出发,却会导致对两人总体最糟糕的结果。

“那这困境如何破解呢?在单次博弈中,太困难了。两个人如果只合作这一次,两个人都有巨大的动机卖掉对方;事前商量的再好,一到分开要做决定的时候,谁能保证不背叛呢?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招供似乎是最合理的。在现实世界,囚徒困境的例子也不算少,军备竞赛就是最出名的一个:对于两个大国,对彼此最好的结局都是不增加武器投入,彼此都更安全、人们生活也都更幸福;但对于两边单个分析,最理性的决策都是增加武器投入。于是军备竞赛产生,为害不浅。

“解决囚徒困境的一个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复仇的心理机制。设想:两个人被抓进监狱之后,A知道B是一个复仇者,当遇到背叛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复仇;他如果选择了背叛,出狱过上15年之后(这个囚徒困境书中用过的数字,还恰好几乎就是基督山伯爵坐牢的时间),他知道对方一定会来找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他杀死——面对着15年之后无日无夜担心受怕,还不如合作、两人各坐一年牢更好呢。对于B,如果A是一个复仇者,也是一样。于是,如果人们有复仇的心理机制,人们就更容易解决合作的问题——更不容易为了自利背叛对方。复仇,和人类所推崇的种种美德一样,都是为了合作服务的。

“这似乎看起来很接近常识。不过,分析的更深一点的好处是,你的看法因为有了逻辑的撑持,能够迎接种种怀疑。常常有些观念,从个人的角度看复仇,把复仇贬斥的一文不值;当再面对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明白:从个人的角度看复仇,是不对的,因为那始终是一幅片面的图景。从个人看,复仇有什么意义?事情都已经过去了,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不比揪着过去、揪着仇人不放更好么?宽恕,不是能让你的内心更平静么?但当你能够从广大的图景看过去,就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只有每个人都不理性地有复仇心,人类的合作才不至于出大偏差;如果人们都如上理性地为己思考,整个人类的合作体系就容易崩坏。像赫拉利说的,没了合作,人类不至于成为地球上的霸主。”

 但是只有复仇心,常常解决不了问题。举多次博弈做例子:像囚徒困境这样的博弈,两个人之间反复进行。如果这两个人都是“复仇者”(复仇者意味着最开始选择合作,并且复制对手上一轮的选择,对手上一轮合作自己这一轮就合作,反之亦然),并且博弈从合作开始,那当然皆大欢喜;问题是,生活中不像计算机模拟那样简单,生活中常常会出现误会,不是简单地选择合作,就可以一直美好下去;万一两边因为什么误会、糟糕的机缘,策略错乱了:因为误会A要复仇B,然后B受了憋屈,当然要回来再复仇A,这样下去,无休无止。这是个正反馈系统,两边(或者在一个系统中,多边)的怒气不断升级,常常就招致悲剧。

我们当然不能完全抛弃复仇的心态,但是可以在这之上做一点更多的:在代价允许的时候,选择宽恕。如果宽恕不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就可以尽管试着宽恕;说不定就能从这死结中脱身出来。复仇者这种策略也不仅仅是复仇;它还包括对于对手上一回的合作进行复制,并不记仇。彼此之间的怒气可以传染,合作和善意也一样。像电影中,从Willoughby死去以后,传染开来的:

Dixon读信之后,即使明知道Mildred放了火烧警察局,也要把她女儿的卷宗救出来;

然后Dixon进医院,曾经被他扔下二楼的广告商,经过一番犹豫,还是把橙汁递给了他;

Mildred心生歉意。一方面,对警长的自杀,她多少也耿耿于怀;于是广告牌被烧之后,重新贴上警长Willoughby的名字,已经没有针对他的意思,而更近于一种宽容的玩笑;另一方面,她知道广告牌不是警察烧的,对Dixon抱歉、甚至也宽容了烧广告牌的前夫。看她握紧酒瓶子那一瞬间,心都揪起来了;但她却只是轻轻地把酒瓶子放在前夫桌子上,然后说:“对她好一点。”

这是人情,是复仇升级扩大、愤怒招致更大的愤怒之前,用善和宽容把人与人之间的那些重新带回正轨。从那些心理的悲剧看过去,影片的色调颇暗淡;但到后面慢慢感受到温情,感受到人的转变,一切也就明亮起来了。两位主角Mildred和Dixon都算是混球,可最后却经由不谅解、冲突而达成了和解,甚至拿出善意。

于是当两人在公路上慢慢行去,阴了许久的小镇阳光正好——当故事在这儿结束,音乐响起那一刻,前半段颇压抑的心情、颇纠结的想法,多少得到了一点解放。这世界也许不美好,但仍然值得我们为它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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