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广告牌——演绎爱恨之苦乐

跌跌撞撞跳舞
2018-03-06 看过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故事的艺术不在于讲述中间状态,而在于讲述生存状态的钟摆在两级之间摆动的情形,讲述在最紧张的状态之下所经历的人生。”——《故事》

一个好的故事的难度在于如何合理地将尽可能多的矛盾冲突排布在一起成为一个复杂的故事,彼此交织却又不显累赘,推动情节发展却又毫不造作。如同《看不见的客人》,《三块广告牌》讲的也是关于复仇的故事。如果说《看不见的客人》的精彩之处是对谁是案情幕后主使这一设定的反复反转,那么《三块广告牌》的不落俗套便是挣脱了某一类型片束缚的创作自由,使之既没有成为全程讲述如何追凶的警匪片,也没有成为仅仅表现普通民众和政府机构之间纠纷的社会片,而是通过一个为女复仇心切的母亲对三块路边广告牌的用途的突发奇想,紧张有序地展开了一个在历经悲痛与愤恨的深渊之后如何自我救赎的故事。

1.绝处难逢生。
影片的第一个高潮是威洛比警长的自杀身亡,同时这也是影片的女主角、死者的母亲米尔德里在讨要说法之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主要障碍。威洛比是小镇上一位风评甚佳的警官,然而道德从来不是衡量能力的标准,再好的警官也有无法缉拿凶手的时候。与好脾气的警长相比,米尔德里从一出场就凭借刚硬决绝的面部线条和时不时动用暴力的作风给人留下被复仇欲控制的女强人印象。为了能让已然沉底的女儿的案件重新获得警署的重视,米尔德里租下路边的三块广告牌上,分别刷上“强奸致死”、“凶手人呢?”以及“威洛比警官,怎么回事?”的字样。米尔德里认为,尽管女儿的案情迟迟得不到昭雪和威洛比警官没有直接联系,但由于威洛比是警署的警长统辖警署的事务,所以他必须负起责任。可是随后的故事以警长上门找米尔德里谈话、恳求她撤掉广告牌保全自己名声的形式交代道,威洛比是一位癌症晚期病人,事实上生命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
这是影片抛给我们的第一个命题:一位道德无可挑剔者在面对期近的死亡时是可以免于本身未尽的责任的吗?多数人都会通情达理的认为上帝不会惩罚一个操心了半辈子的可怜人,让一个好人生命的最后时期在安宁中度过才是最人性化的。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无非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人们对警长的了解多于案件的了解,于是本能地对警长保有更多的偏向和同情;何况毕竟事不关己,不亲历丧女梦魇般的苦痛当然无法理解米尔德里为何要执意对威洛比苦苦相逼。那么在压力之下,身患癌症的威洛比会用余下的生命做些什么?他是会利用仅剩的时间侦破疑难案件,在保住晚节的同时发现身体情况奇迹般好转,还是虽然仍然无法抓住凶手但却在缉拿凶手的过程中以身殉道最后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成为了观众可能会设想的两种走向。
然而事实是二者皆非,威洛比是死于自己的枪口之下。不同于继续塑造一个警长的正面典型,威洛比的死不是于“公”而是于“私”。威洛比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妻子貌美如花,一对女儿宛若天使,任何人想要告别这二者都绝非易事,何况家庭之外还有一个绝望的母亲把他视为唯一的希望。然而,没有一件事情会仅仅因为意志的强烈而峰回路转,正如片中想要找到凶手的DNA等于需要把全国成年男性都做一遍DNA鉴定,何况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这已经注定了刑侦道路的死局。而威洛比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作为客观限定条件也与侦破案件需要花费的漫长时间不相吻合。与更占压倒性的现实相比,威洛比明白这样拖下去的结果不单是自己殚精竭虑却没有回报,日渐消瘦的形体的病痛是折磨也会让妻子承受额外的负担并因之痛苦,何况自己本就是将死之人,余下的时日无非是对己对人的双重枷锁而已。于是,他的选择便是在一个恰当的时机结束自己的生命。

2.那个让你顶着众人压力义无反顾走下去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时候米大概是真的动摇了。本来米在强硬的外表下就心怀对威洛比的一丝愧疚,即使明白自己绝非是警长对自己拔枪相向的原因,这种原本可以稍加意志就能控制的愧疚感在威洛比死面前也被放大了。可怕的不是别人怀疑你,而是你自己也开始怀疑你自己。当你做事的原始动力仅仅立足于一个点的时候,就仿佛单脚踩着一根露出湖面的木桩,虽然深扎于湖底的木桩无比坚实,但你仍需战战兢兢的在上面维持平衡才不至于沾湿自己。此时深谙有仇必报才能免于进一步被害的米为了消解周围的反对力量已经修补一个又一个因为自己而产生的窟窿,正如任何人在独身面对周遭浩大的反对力量时不可能没有至少片刻的自我怀疑一样,米的内心其实也为让一个正派的人最后的生命无法安宁而惴惴不安。她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苦痛的转嫁, 由填补某一个方向的愧疚感驱动的一意孤行的行为最后牵扯出了N个方向的事态,每件事又相应给予你各种打击,你的报复逐渐演变为针对那N个事态,最初动机却越来越模糊不清。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折磨或误伤各种人,同时也必须忍受别人的以牙还牙和自己良心的谴责。
随着剧情的反发展,此时米复仇之路上的第二个障碍——资金的捉襟见肘也已浮现,米在广告牌上刷上字样的立场似乎越来越难以立足,那为何米执意还要这样做?镜头一转,故事开始回应这一疑问。青春期的女儿因为和自己吵架而没有借给她车,导致女儿在路上被强奸杀害,最终尸体被烧成一具焦炭。最要命的是,女儿夺门而出的那天,自己还在身后追加过一句诅咒:“我就希望看到你被强奸。” 这一句谶语是一道剜刻在米内心、无论如何也无法愈合的创伤,成为了不惜伤害他人和自我伤害也要坚持下去的原始动力。所以说米的愤怒与暴力本来就饱含着对自己无能为力、无法追悔的事情的自责。这些情绪如果不通过某些渠道输出势必让哪怕是米这样强硬的自我价值捍卫者都遭受无边的精神折磨,这是从米尔德里主观的角度给予接下来的复仇一个理由。此外,电影中还有个很巧妙的设计从外部来推动复仇事件的延续。米的财政状况窘困,已经付不起第二个月的广告费,这时一个匿名者突然寄去了5000美金资助解决了米的困境,后来通过威洛比留给米的信才发现这是他自杀之前的安排。由此威和米的这一对冲突的人物关系得到了和解。
  
3.浴火重生非易事
米的第三个障碍是广告牌的被烧毁。米一直没有意识到的是,随着最初决定借助广告牌,自己从纯粹给警方制造良心不安,变为将广告牌的存在视为抓到凶犯的保障而拼命维护。而事实上广告牌的存在与否对案件的实质进展几乎毫无作用。而由于误以为是警察局烧毁广告牌带来的巨大绝望和愤怒,向来有仇必报的她甚至到了制造液体炸弹趁着夜色去炸警察局的程度。无奈巧合之下因为把提供广告牌租赁的职员扔下二楼而被警局除名的迪克森正在警署内阅读威罗洛比警长留给他的信,虽然幸而逃离火海却被严重烧伤。
由于每个角色为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都不应是虚设的,随着米尔德里同警长的矛盾的缓和,为了继续在剧情中继续制造冲突,主要的阻力制造者便由迪克森警官继续接替。迪克森是剧中人物弧光跨度最大的一个人,从一名冲动易怒盛气凌人的执法者转变为一个可以冷静有序做事的积极行动者。我比较关注这个人物的心理转变的刻画,因为如果故事处理不好很容易落入俗套——用一场灾难换一场大彻大悟,随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虽然电影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实质也是如此,但电影采用的方法值得研究。
是什么才能使一个人性格和认识重大的蜕变?或者说,是什么让一个人的深层性格成为后来的主导性格?影片通过被迪克森殴打和摔下楼的广告牌租赁商在医院时对迪克森的以德报怨,来让迪克森在泪水中悔悟自己曾经的冲动与暴力对无辜者造成伤害有多么愚蠢,随后,蛰伏在迪克森粗鲁的表面之下、与其外部面貌形成鲜明对照的正义与勇敢的本性浮出水面,他意识到发泄愤怒贸然行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威洛比警长的信同医院经历是善意一起,让迪克森有了质的飞跃。这一点其实同米后来态度软化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极为相似,我们曾经视为敌对的世界其实并不是每一个角落都遍布着恶意。而迪克森在蜕变之后出于一种正义感和证明自己的欲望,不惜拼上受重伤的风险帮助米缉拿凶手。
在酒吧的那场戏,两个男子在酒吧闲谈,其中一个正在吹嘘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这时电影音乐在一旁的暗示作用让人断定迪克森逆袭的时刻终于来临。一个警员在冲破自身的屏障后终于抓住惩恶扬善的契机最终官复原职皆,相信在场的观众无一不是这么期望的。这里有个有趣的细节,迪克森在酒吧听到两个男子的谈话后离开坐席去街边吞云吐雾,那一时刻你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那姗姗来迟的能够剪断这所有矛盾的尖剪已然在握,狂喜正在犹如上涨的水位在淹没你残存的理智,但是生活已经教会了你要冷静,要chill,要伺机而动。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警员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穷尽了他所能想到的最佳方式,选择了近乎破罐子破摔的方式抓伤对方面颊并在指甲缝中留下了那人的DNA。原本以这样的方式捉住凶犯的结尾也已经足够,但是马丁没有善良地这么做,毕竟把如此巧合编进剧本,对于马丁而言还是一种偷懒的方式,因为在电影中虽然可以制造生活中不常存在的戏剧化的冲突效果并把它推向极点,但非常容易失之刻意而为的僵硬。做一件事从来都不是靠突然的性情变化就能成功的,那个让你心性产生重大变化的事件仅仅是一个起点,你还需要恒长的投入维持住这个转变,甚至在日后支付更大的代价。不过从另一方面而言,电影要表现的就是正是在挣脱无计的困境之下如何安放自我和恢复生活平衡的救赎过程。如果凶手被抓住了,那固然对米尔德里而言虽然是最好的结局,但现实中,在生活往往不能提供最优的选择给你,甚至只是把内外交困的烂摊子留给你时你如何自处的问题却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影片结尾米尔德里和迪克森选择了抽离法律之外的同态复仇共同踏上了寻找真凶之路,即使影片又暗示了两人极有可能放弃这一行为。相信放弃的那一刻也代表着二人真正放下愤怒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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