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 敬畏 6.6分

《敬畏》想要打倒电影之神,却没黑到点子上

Alias
2018-03-06 看过

(原载《虹膜》)

作为一个戈达尔影迷,当这位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与第二任妻子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情事,被法国导演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搬上银幕时,我不仅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

我对这部去年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敬畏》之所以毫无期待,有两个原因。首先,所有对戈达尔的生平有所了解的影迷,都知道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卡丽娜,才是他的一生挚爱和灵感来源。

两人的合作,催生了戈达尔最具影响力的几部杰作:《随心所欲》、《法外之徒》、《狂人皮埃罗》、《阿尔法城》;而两人之间疾风骤雨般的情感关系,也如同八点档肥皂剧一般既狗血,又精彩。所以如果一定要把戈达尔人生中的某段情感关系搬上银幕,那么最合适的选择,显然是他的第一段婚姻,而不是他与维亚泽姆斯基之间较为平淡的关系。

我对《敬畏》难以产生期待的第二个原因,源自它的导演人选。戈达尔这个同时引发着敬畏和蔑视情绪的文化人物,显然值得被人们讨论,但我不相信哈扎纳维希乌斯能为这种讨论提出什么有见地的观点,因为在我看来,他一直是个平庸的导演。

哈扎纳维希乌斯最擅长的电影次类型,大概是戏仿类电影。他的成名作《OSS-117之开罗谍影》,是对007系列电影的恶搞,而让他问鼎奥斯卡的作品《艺术家》,则是对无声电影的戏仿与“致敬”。

然而他对经典文本的戏仿,只是停留在过家家层面上的低龄游戏;他通过对影像的把玩与复刻消费了原文本,却对原文本的内在逻辑毫无反思。他的戏仿电影既不具有梅尔·布鲁克斯对文本进行解构的破坏力(《灼热的马鞍》、《新科学怪人》),也不具有戈达尔与斯科塞斯对文本进行重构时的独到见地(《筋疲力尽》、《纽约,纽约》),甚至不具备伍迪·艾伦忠于原文本精神内核的真诚态度(致敬《婚姻生活》的《丈夫、太太与情人》;致敬《野草莓》的《结构爱情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他抛弃戏仿路线,拍摄气质严肃的“原创”电影《搜寻》时,他所面对的处境,竟然是无人问津。而《敬畏》的温吞表现,再次证明了他才能的平庸,和原创力的匮乏。

当《敬畏》的剧情进行到第五分钟时,我已经能理解哈扎纳维希乌斯为什么要把1967到1970年之间的戈达尔,作为自己影片的男主人公了。因为当时自视为政治激进分子的戈达尔,正在狂热地信仰毛泽东主义等左派思想,而哈扎纳维希乌斯想要通过《敬畏》,尽情地嘲笑他。

哈扎纳维希乌斯可以嘲笑戈达尔吗?当然可以。处于激进时期的戈达尔,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很荒唐。这位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导演,想让自己的电影接近“工农阶级”,但他想要接近的观众根本读不懂他精英化的电影语言,他们最喜欢的恰恰是他厌倦与蔑视的美式电影。于是他通过电影来闹革命的理想,就此成为了空中楼阁。

但《敬畏》的问题在于,它对戈达尔电影所处的语境,以及把他推向激进主义的时代精神与社会环境,完全缺乏关注。戴高乐执政时代无处不在、令人窒息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法国政府在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时的殖民主义态度,都是让左派知识分子对现存体制充满失望,最终走向激进的原因。

不过在《敬畏》中,所有这些时代背景,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哈扎纳维希乌斯眼中的戈达尔,仅仅是一个因为深陷中年危机,变得荷尔蒙分泌失调的中二病患者。这个角色为了寻回往昔的青春活力,娶了个比自己小了接近二十岁的年轻妻子,成天混在大学生的政治辩论会中,却因为完全抓不住辩论重点,被年轻人嫌弃。

至于原本也是位左派青年的维亚泽姆斯基,则在《敬畏》的镜头中变成了对戈达尔惟命是从,毫无个人意志的花瓶角色。然而在现实中,恰恰是这位少女的激进与勇敢,让戈达尔把自己对革命与青春的憧憬,倾注在她的身上。这是两人之间情感关系的真正基础,但它同样没有被《敬畏》所表现,因为哈扎纳维希乌斯太陶醉于自己对戈达尔的恶作剧式嘲弄了,以至于他完全没有看到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微妙之处。

而影片的选角,也称得上是败笔。两位主演路易·加莱尔和斯塔西·马汀,与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都谈不上形似。在精神还原方面,他们就差得更远了:加莱尔表现出了戈达尔的坏脾气和粗鲁无礼,却没能表现出戈达尔的旺盛精力和他略带顽皮的机灵劲儿。而马汀在整部电影中只是安心地待在男主角身边,尽到了一个花瓶的职责。

在我看来,戈达尔在六十年代末的挣扎,显然不是缘自中年危机与内分泌失调,而是一个电影语言革新者所必然会面临的困境。当你在个人创作生涯的前几年里,一直在把电影媒介的可能性推向极限,如今却发现现实世界与政治生活所发生的变化,要远远胜过你所谓的艺术创新时,你该作何选择?是接受自己手中媒介的局限,安心地做一个守成者,还是彻底打破电影的边界,将它与抗议运动、教学行动、政治思潮和时代精神,通通融为一体呢?

戈达尔选择了后者,他迎接了挑战。虽然他在“革命时期”拍摄的电影过度理论化、艰涩无比,且带有说教气息,但它们对于电影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依然充满了想象力。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犬儒主义代言者——哈扎纳维希乌斯先生,则用一个老祖父般包容的目光,嘲笑着戈达尔的反资本主义/反好莱坞理想;至于他自己的电影是不是空无一物,他倒是完全不在意。

其实戈达尔根本不是圣人与完人,哈扎纳维希乌斯哪怕对他的档案素材多下点功夫,也不至于会像现在这样,摸不准戈达尔的死穴。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生前接受采访时,便讲述过如下的一段往事:

1968年6月,让-吕克在我面前和特吕弗吵了架。让-吕克想去中止亚维农戏剧节的举办;特吕弗则与帕索里尼站在同一立场上,因为后者曾说:‘我没法支持和工人阶级出身的卫兵们作对的中产阶级学生。’当时我们在特吕弗制片公司的办公室里。让-吕克生气地说:‘我本来以为你是我的兄弟,可你却是个叛徒。’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

单单是这段一百多字的往事,就胜过浪费了观众一百分钟的一整部《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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