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与《三块广告牌》

RiverC
2018-03-05 01:20:20
《我不是潘金莲》与《三块广告牌》,前者是很久以前看的。有人问两部片子的对比,这里仅凭印象简单抛砖引玉地罗列一下,不作过多价值判断:

侧(世)重(界)点(观)。荒诞与讽刺 v.s. 爱与感动。

文化元素。前者涉及国有企业住房分配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为规避这些政策而出现的假离婚现象,人代会制度,以及为弥补司法行政手段失灵而产生的上访制度等,当然还有官场的科层制;后者则涉及神职人员娈童、恐同、种族歧视、驻外美军等等。总之都是两国观众熟悉的经典话题。相比之下,在前者中,这些文化元素紧致地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前进。而在后者中,这些文化元素则更多地是在故事情节的展开过程中借着人物的口道出来的,去掉它们也不会在根本上影响故事本身。

故事场景。前者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场景变换都更丰富;后者则在Ebbing镇内部发生,只涉及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地点发生(广告牌、女主家、警长家、Dixon家、警局-广告公司、酒吧、饭馆、学校门口等)。

人物形象。两个女主角都很执着,但前者更阴柔,后者尽管扮演着母亲的角色,但她的行为方式相比前者而言则似乎更多地带有男bao性li气质(脚踹中学生、火烧警察局),概括起来就是“不要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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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潘金莲》与《三块广告牌》,前者是很久以前看的。有人问两部片子的对比,这里仅凭印象简单抛砖引玉地罗列一下,不作过多价值判断:

侧(世)重(界)点(观)。荒诞与讽刺 v.s. 爱与感动。

文化元素。前者涉及国有企业住房分配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为规避这些政策而出现的假离婚现象,人代会制度,以及为弥补司法行政手段失灵而产生的上访制度等,当然还有官场的科层制;后者则涉及神职人员娈童、恐同、种族歧视、驻外美军等等。总之都是两国观众熟悉的经典话题。相比之下,在前者中,这些文化元素紧致地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前进。而在后者中,这些文化元素则更多地是在故事情节的展开过程中借着人物的口道出来的,去掉它们也不会在根本上影响故事本身。

故事场景。前者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场景变换都更丰富;后者则在Ebbing镇内部发生,只涉及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地点发生(广告牌、女主家、警长家、Dixon家、警局-广告公司、酒吧、饭馆、学校门口等)。

人物形象。两个女主角都很执着,但前者更阴柔,后者尽管扮演着母亲的角色,但她的行为方式相比前者而言则似乎更多地带有男bao性li气质(脚踹中学生、火烧警察局),概括起来就是“不要怂直接干”。(这个有待讨论)。另外,前者中的配角更多地似乎是只言片语一闪而过的“窗口”,后者的配角则被给予了更多的戏份,有更多的空间呈现立体的形象。

问题的存在。两剧都是维权,但前者是不满于程序正义寻求实质正义的雪耻,后者是复仇(但仇人是谁不知道,于是怒火被暂且投射到了警长的不作为上)。对于行政和司法机关而言,这两个案子都很棘手。人无完人,人世间的苦难无法除尽,也无法尽得客观的补偿,所以两个主人公的执着才显得崇高。

解决问题的路径。前述问题的差别和两国政治生态决定了两个主人公问题解决路径的差异。前者是输了官司后诉诸于向更高的权力机构上访,故事情节就在一次次上访-维稳中展开;后者则是在得不到警方回馈的情况下通过刊登广告引起社会舆论关注,女主运用了舆论的力量也承受着来自舆论压力(前者中女主也承受着一定的舆论压力,但更多地是自己施予自己的)。人物之间的张力是在舆论环境的变化中得到集聚,在感动中得以释放。女主前一秒还在同警长对峙,后一秒立刻(Dixon的转变除了来自前警长的信之外,还有警局内部的舆论压力,间接地来自于那个巴尔的摩的黑人探员,还有红毛广告商的友善之爱)。

问题解决的动力和契机。死亡:死亡是现世的人所能面临的终极问题。两部片中都各有两次死亡,在故事中起着相似的作用。前者中是李雪莲腹中胎儿的流产以及前夫不期而至的车祸;后者中则是女儿惨遭不幸以及警长的饮弹自尽。胎儿流产和女儿不测都是故事的背景和主人公抗争的动力——两者背后都是深深的母爱;前夫车祸和警长自尽则是剧情的主要转折点——前者不了了之,后者浪子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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