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 芳华 7.7分

《芳华》:严歌苓与冯小刚的殊途同归

小七
2018-03-04 16:56:39
冯小刚的电影《芳华》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两个都经历过那个年代并同样有文工团经历的人,一起缅怀了自己的青春。电影与小说虽然是对同样事件与人物的描述,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从不同维度向我们展示了,主流话语系统对文革的叙事是何种样貌。


时代环境建构失真

故事是以萧穗子的第一视角展开的,讲述了她的文工团战友何小萍、刘峰、林丁丁、郝淑雯和陈灿的故事。电影中,虽然刘峰在家庭出身一栏,帮何小萍填了她继父的“干部”身份而不是她那未平反的父亲,仍旧未能改变她在这个团体中居于食物链底层的命运。由于冯小刚对环境与群像的描述:那些柔光滤镜下荷尔蒙洋溢的丰胸美腿与泳池边恣意绽放的青春,很难让人产生性压抑的感受,因此何小萍因为给胸罩加内衬伪装丰满被群起而攻之的情节,更多只能归于因阶级而产生的青春期霸凌,而所谓霸凌,可以产生于任何时代,而不是某一个特殊时代。在刘峰的“触摸事件”中,他辅以当场目击者对林丁丁的“荡妇羞辱”,还铺垫了邓丽君的歌声——这一靡靡之音已然成为甫一解禁时代人心人性开启的标志,算是电影中对残酷时代难得的批判。然而由于冯小刚对社会环境还原的失真:关于这一层,可以参看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如何还原残酷青春所依存的时代,画面中的空气都在对叙事产生作用让观众喘不过气来;由于对刘峰行为的顾左右而言他:小说中讲得很清楚,刘峰是学雷锋标兵,有着时代最推许的先人后己无私奉献的精神,是禁欲时代中更为性压抑的人,而电影把“学雷锋”这一元素最大限度淡化了,刘峰更多是以“好人”的形象出现——环境与个人必要因素的缺失,使得刘峰的行为动因变得模糊,与今天的一时情动似乎没什么不同。观众虽然仍旧会归因于时代,但却不过是“过去比现在保守”的笼统概念,不容易洞悉特定年代的运行机制与密码,更难追索严酷时代与严酷道德,与禁欲主义及性压抑之间的关系。更有甚者,还会转而埋怨林丁丁这个女人的口是心非与势力。同时,小说中文工团员对刘峰大肆批判的情节也消失了,鼓励、怂恿人以揭发、批斗他人来获得生存、升迁机会的机制也同时消失了,这称得上是对那段发生了无数以高尚道德、崇高理想的名义大义灭亲、揭发他人历史的选择性遗忘。忘记意味着背叛,也意味着随时可能的卷土重来。



同时消失的还有萧穗子、郝淑雯与少俊的一段情感纠葛,变形成电影中一段乏善可陈的三角恋。陈灿在萧穗子和郝淑雯之间态度暧昧,在文工团撤销前夕,与门当户对的郝淑雯迅速确定关系,弃萧穗子在黑黢黢的夜里黯然神伤,这仍旧是一个阶级决定的婚恋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小说中,萧穗子爱慕男兵少俊,互通书信许久,郝淑雯出于搞清楚她们眼中的怪胎:“诗人、电影编剧的女儿”的动机与竞争心理,悄悄勾引少俊很快就暗通款曲幽期密约,轻而易举说服少俊把萧穗子的情书上交团领导,“那时候做王八蛋,觉得比正经人还正经”。少俊因主动坦白揭发有功被无罪释放,萧穗子遭到无情批判,“根不正苗自黑”,“用资产阶级情调引诱和腐蚀同志加战友”,被记过处分。而郝淑雯则在这桩事中窥到了少俊的无耻和残忍:可以这样背叛一个爱过的人。几十年之后,她说如果现在说什么是好人,她觉得不出卖人的人是好人,她在与少俊幽会的最后一晚撞上了刘峰,但刘峰替她保守了秘密。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触摸事件之后,刘峰被流放到伐木连。何小萍自刘峰离去后,对这个集体彻底失去希望,佯装高烧拒绝表演,被团长将计就计包装成轻伤不下火线的战斗精神,用来安抚对前途不满想到北京请愿的骑兵,利用完之后,将她下放至野战医院。在长期屈辱后,何小萍因为突然成为超凡脱俗的英雄而疯癫,在文工团的舞台外独自起舞一幕,是冯小刚对过往时代最后的批判。此后他进入了毫无节制的缅怀,文工团被裁撤前的散伙饭一场是他所有留恋中的高潮。当这个并不有爱,充满了倾轧、斗争与背叛的集体行将解散时,突然情意横生,所有人情绪失控放声大哭难舍难离。究其原因,除了对易逝青春的留恋外,也就只剩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作祟了。因为前者,加重了后者症状,必然呈现出各种有意无意的自欺欺人。要一个人否定自己最美好年纪的时代太难了——那就像是要他否定自己,尤其是对于集体主义意识深入骨髓的人。


于是冯小刚更加无法处理刘峰的结局。刘峰在一场如今定义暧昧、被刻意遗忘的战争中失去了一只胳膊,他无法表现这场战争与个体在战争中的处境,语焉不详连镜头都是炫技似的。继而刘峰又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困顿落魄,因为1000块钱被民警羞辱,善良的本性与悲剧遭遇太容易激起人的愤怒与感伤,人们熟知的物欲横流与基层公务人员的嚣张跋扈首当其冲成为被谴责的对象,而对这个时代的不满会很容易置换为对上一个不了解时代的美化与向往。电影也佐证了这一点:刘峰在文工团的日子毫无疑问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问题似乎可以简化为:要是文工团不裁撤就好了,要是能重返那个年代就好了——只要没有林丁丁这个坏女人。电影播出后,一部分观众的感受是高度分裂而混乱的:一方面为被国家机器碾压的小人物难过,一方面厚古薄今觉得那是一个理想主义时代。这种分裂显然来自于冯小刚的暧昧与骑墙。




把个人的恶归咎于时代,把时代的恶归咎于个人

严歌苓在小说中对时代有更多的展现和批判,比如说当时业务优秀并不给政治进步加分,本分的事做不好没关系,毫不影响入党入团往往还减分,但做本分之外的事会令组织刮目相看,比如扫院子喂猪冲厕所,“偷偷”把别人的衣服洗干净或给别人的困难老家寄钱。比如对何小曼事迹不真实违背人性的赞颂报道,比如文公团员对刘峰的批判揭发,郝淑雯对萧穗子的背叛与怂恿少俊的揭发。但是这种批判,不仅轻浅,而且有一种油滑的身段。严歌苓将团员们对刘峰的围剿解释为太过年轻缺乏做人的看家本领,只有在融入集体、相互借胆迫害一个人的时候,才觉得个人强大一点。这其中提到了集体,却悄悄一转绕过“集体主义”,将责任归于个人,当归于个人时,又不愿深刻地承认人性的恶,而是轻描淡写地描述为不懂事。当郝淑雯与萧穗子谈论她们的青春时代,问为什么当时那么爱背叛别人,不觉无耻反觉正义时,她轻飘飘地绕过个人将责任转移了:“那就是背叛的时代。时代操蛋。”个人在时代中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与所受的戕害化为乌有。而为什么那是一个背叛操蛋的时代?为什么生活在其中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将无耻当作正义?作品中并无一字涉及。要知道,严歌苓也曾经因为写情书被批判一次次当众检查受到羞辱,差点因此自杀。小说中的萧穗子有她自己很大程度的投射,这一点得到过她本人的证实。即便如此,她也根本无意探讨,只是善解人意地想给彼此找到舒服的位置。



时代只是人物的点缀,对个体缺乏怜悯

占用了极大篇幅的何小萍,在小说中叫做何小曼,母亲改嫁后生下一双儿女,作为拖油瓶她成了这个家庭的最底层,唯有高烧时才能得到母亲的抚慰。即便严歌苓将他的父亲设置为右派文人,继父为南下干部,极具时代感,但也仅此而已。因为这样一个孩子在继父家里的悲惨故事,同样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这两位父亲的身份并不对何小萍发生实质影响,严歌苓只是将时代作为噱头与奇情的点缀,却并不想或没有能力深入时代的肌理,探寻它与人之间无法切割的联系。有人指责小说中何小曼本已决定抗拒集体、但登上舞台众星捧月后又重燃对集体向往的情节,认为严歌苓刻薄而看谁都缺乏善意,不允许高贵灵魂的存在。但其实这种论调反而否定了人的复杂性,何小曼的摇摆倒是展现了一点为什么个人这么容易被“集体”诱惑与腐蚀,而想做“掌上明珠”也是人之常情。严歌苓当然可以写一个懵懂反复的普通人,就像冯小刚可以把何小萍拍得更纯粹。


她对何小曼的刻薄其实体现在笔触,严歌苓把极大篇幅花在对何小曼不入流生活方式的描述与对身体的鄙薄上——小说当然允许一位形象并不光鲜的形象出现,但她的叙事方式却存有恶意。“胸罩事件”中,严歌苓的注意力几乎偏离了性压抑和蒙昧,要转移到何小曼身体的不足上来了。在对何小萍的处理上,冯小刚没有使用小说中因为留恋母爱不肯摘军帽洗头以致被其他女兵怀疑生了癞痢要一探究竟的情节,也没多渲染她的馊臭,代之以偷穿他人军装以慰老父(她此前受到不少欺侮,父亲想“没人敢欺负解放军吧”);在慰问骑兵那一节,也把何小萍塑造成为一个高贵的人。这可以说是冯小刚对人性的信任,可以说是一个直男对异性的怜爱与憨厚,也可以说是通俗剧的惯用手法(虽然严歌苓的小说也只能算通俗小说):一个柔弱、单纯而干净的人,总是能激起更多的喜爱与疼惜,而黑白善恶分明也能使问题得到简化。


与之相似的是对刘峰的处理。有人谴责主角光环对“性侵”的掩盖与模糊,还有人要讲小说中的叙述陷阱,区分疑似性侵与电影中情不自禁拥抱的区别,以此来区别严歌苓与冯小刚的不同——严歌苓设置这样性质有疑的情节,令个体也成为可能有罪的人,减轻了对时代的批判。这毫无意义,你要知道,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抚摸都可以定义为性骚扰,何况拥抱。如果把疑似性侵改成拥抱就叫有善意了,那干脆把刘峰写成被栽赃是不是更善良?这其实也可以叫做减轻了对时代的批判——刘峰本人并未在这种机制中异化,只是单纯的受害者。而这会导致另一个有害倾向:要求完美的受害者。所以看吧,这种事件在创作中其实非常危险,处理起来是有难度的。事实上,创作者可以写任何事情,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这一事件的态度。王小帅在《青红》中拍了一个犯下强奸罪行的人,但你能感受到创作者的痛苦,个人有罪,时代亦有罪责。严歌苓的笔调是冷而轻浮的,她在小说中用了极大篇幅来写刘峰潜心学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事迹,一再强调这种修行对自我欲望的压抑和阉割,但是当性压抑的恶果出现时,她却躲了,对环境如何对人造成异化与伤害不再追问,似乎费了半天劲只是想说:你们那套是错的,你看刘峰就是证明嘛。冯小刚则是把这一行为改成他和一些人认为没什么错的情节,但事实证明这种改动没有意义:这仍旧是另一部分人批判为性骚扰张目的理由。归根结底,在于既不敢正视时代之恶,也不敢正视人性的复杂与深渊。



对女人更狠,下笔龌龊轻浮

因此几十年之后萧穗子和郝淑雯一起调侃这件事的对话成为另一个被攻击点:“换现在还摸吗?怕是假手都不摸了吧。”小说中这段对话发生在女人们聚会背着林丁丁的时刻,电影中发生在刘峰去写借条转过身去的间隙。不论发生在何时何地都无情而猥琐,不管是对命运多舛的刘峰,还是对业已发福的林丁丁,且都轻轻放过了时代。所不同者,如果说冯小刚对何小萍的态度有直男的憨直与美好想象的话,对林丁丁就是来自男权的批判,他甚至借何小萍之口直接宣告了这种批判:我永远不会原谅林丁丁。这一切来自他不认为那个拥抱有问题,林丁丁肯眉来眼去就是同意触摸(与“肯一起吃饭就是愿意上床”颇为相似),同时忘记了他自己设定的林丁丁将会面临“荡妇羞辱”的环境——这也同时消解了时代之罪,将板子全部打在林丁丁这一个体身上。但是出于异性相吸的宽容还是没有对林丁丁赶尽杀绝:让她求仁得仁,嫁了能出国的人过上了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


而严歌苓这个女人的态度要复杂得多。在男女不平等、婚姻作为利益共同体与资源交换的载体而存在、从古到今在教育、继承、个人发展等方面男性都占尽优势女性处于极度劣势且仍有无数男人靠婚姻提升阶层改善生活、她本人也看不上刘峰(小说中怎样掩饰都改变不了的刘峰处于更低阶级是很大一部分原因)的情况下,鄙薄林丁丁的势利,像男权卫士一样开始要求林丁丁的情操与女德,并且给了她更不堪的结局:先嫁高干子弟被嫌弃,后嫁海外华人,成为中国快餐店老板娘,结果吃劣质三餐干苦工到十指皴裂,只能离婚逃走。在国外给人当了几年保姆,最后去给一个香港富豪看空房子,话语间还有着无尽冷眼——吃瓜群众看到一个功利的女人落得如此下场得多开心啊。而严歌苓铺垫的时代氛围比冯小刚浓,“触摸事件”中,给刘峰行为设定的性质也是比冯小刚电影中要严重的,比起男人,她对女人要狠多了。


这种对女人的敌意和来自男权的轻慢与奴性,在严歌苓的作品中一直都有体现。《金陵十三钗》的主旨是“让处女先走”;《陆犯焉识》中,对待婉喻的身体如同对待陆焉识的私产;《芳华》里不管是对林丁丁踢飞月经带,还是对刘峰触摸林丁丁的描述,用笔都极其低俗,予人龌龊之感。


所以严歌苓对刘峰也无法给出妥善的安置,很多人诟病她对刘峰负伤前的描写带有恶意,诋毁刘峰的善良与爱国情操:“刘峰露出得逞的微笑:这就是他想要的,他的死将创造一个英雄故事,这故事会流传得很远,会被谱成曲,填上词,写成歌,流行到一个女歌手的歌本上,那个生有甜美歌喉的林丁丁最终不得不歌唱它,不自禁地在歌唱时想到他,想到他的死跟她是有关系的,有着细细一根纤毫的关系,但她脱离不了那关系。夏夜,那一记触摸,就是他二十六岁一生的全部情史,你还叫‘救命’?最终送命的是我。”这样斩钉截铁对严歌苓的态度定性是很危险的:这等于否定刘峰拥有憎恨林丁丁,以及为此自毁而不是为国牺牲的权利。这个情节的真正问题在于:一,小说末段,让刘峰劝慰老兵乞丐别给自己和国家现眼,工人得下岗,螺丝钉旧了得扔,不让扔是不讲道理——他到了被时代抛弃时仍至死不悟,怎么会要以性命来复仇?固然严歌苓在刘峰被下放时不带走奖状一节猜测了他的醒悟,与这一段可以前后衔接,但结尾又回到了最初泯灭自我的刘峰,岂非人物反反复复发展逻辑混乱?二,在死亡面前,让他拿对林丁丁的那点绮念来赌气,既不够现实又太轻浮了。


“学雷锋”对刘峰的影响塑造,严歌苓浅尝辄止,雷声大雨点小不愿深究,逐渐转向利他、善良这种更为普遍的原因。在小说结尾,严歌苓说,她们是信仰平凡即伟大的一代,平凡就是功劳和精英。“好几十年我们平凡得美滋滋的。时代有它不可告人的用心,教导我们平凡了更平凡,似乎我们生来还不够平凡,似乎刘峰的一生没有被埋没在平凡中。同时埋没于平凡的还有一个能工巧匠的刘峰,一个翻绝活跟头的刘峰,一个情操人品高贵如圣徒的刘峰,一个旷世情种的刘峰。”本来刘峰平凡善良是无妨的,偏偏用他的平凡来做大文章,无视他可能的非凡之处,因为平凡将他推上大理石基座,非得强调、定性他的平凡,平凡了才好使唤,“对我们来说,平凡的刘峰真是好使唤”,于是误了他的一生与真爱。因为天下女人都是不信平凡不爱平凡的。


学雷锋意味着自我阉割(小说语),而情种是荷尔蒙过剩的人;雷锋是革命的螺丝钉,圣徒是任何时代的道德卓绝者;雷锋是特定年代的出类拔萃者,平凡人是任何时代的大多数人。在这里,难以同时出现的冲突特质,令“学雷锋”及它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小说开头所做的所有铺设,时代的特殊性再次被消解,“雷锋”被置换为“圣徒”,“泯灭个人欲望”的超人标准,被置换为“平凡”。“平凡”与“特别推崇的平凡”之间并非质的差别,说不上时代特质。刘峰的悲剧,最终成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好人没好报的通俗故事,与特定年代无关,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她甚至让刘峰在后来的经济大潮中遇到一个妓女小惠,即便出钱出力,都难以得到她的心:看吧,并非特定年代的女人不爱他。只有没得到过爱的何小曼爱他,“她只能爱这个善良过剩的男人”。而她对刘、何二人的处理又非常牵强,不是说不能止于朋友,而是为什么一定要止于朋友。林丁丁是否有这样大的影响力且不论,何小曼的身体有那么不堪吗——刘峰爱她(小说语),可以接受售票员妻子的身体、妓女的身体,唯独不能接受她的身体?


即便依照原文逻辑,不管时代如何鼓噪,心灵手巧、能翻跟头只要不是瞎子都不会看不到。刘峰在部队被表扬的,难道不是他的“圣徒”行为,而是泯然众人?这又何谈时代之错?既然女兵们也信仰平凡,那么刘峰的“显著平凡”又有什么好使唤的?在这部据说有自己忏悔的小说里,严歌苓这段逻辑不通颠三倒四的话,再次提及时代,想强调的恐怕不是时代的特殊性,而是:不要怪我们,不是我们势力,是时代骗他做了平凡的老好人——因此误了他一生,我们过得好点也是被耽误的,因为他的存在,显得我们更加平凡不堪了。



这就是严歌苓与冯小刚讲出的那个年代的青春故事。毫无疑问,这里面有因为阶级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不管是对何小萍的欺侮还是刘峰的经历,不管是小说中郝淑雯后来因为厌烦少俊借父亲之手让他受苦,还是电影中郝淑雯与陈灿门当户对的结合,阶级对人事的影响两个创作者都有回避,严歌苓更甚。但这种状况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揪住这个不放,对于说明那个时代的特质与电影的关键问题并无作用,只能说明时代并没有那么美好——然而哪个时代又是完美的呢?严歌苓在小说中有过多处对个人和时代的批判,但最后她的叙事与语调传达出的对往事的态度是:个人的错是时代的错,时代的恶是个人的恶,顾左右而言他互相推诿,最终都没责任不了了之。对于个体,严歌苓是有冷笔的,作为念大学成为作家、美国外交官丈夫曾为其放弃工作的萧穗子原型,她有足够的优越感俯视林丁丁,以及高干子弟后来家里富裕却天天独守空房吃方便面的郝淑雯,乃至她不得不承认善良的何小曼——时代最终成为个人自矜的工具,如同成为小说中的点缀。对于被损害的刘峰,既糊弄式地恭维他的高贵又心有不甘。对何小曼的态度最为吊诡,有点类似于《金陵十三钗》中对以玉墨为首的妓女:可能你们真的更高贵,但苦难还是你们来吧。冯小刚过剩的柔光滤镜满是缅怀留恋的镜头透露的是:往事都过去了,记忆只余选择性筛选后的情深似海与青春万岁;而对个体,则是“都不容易”的和稀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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