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花 姊妹花 6.9分

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3-02 15:48:42

《姊妹花》是郑正秋根据他的两幕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拍摄的,其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沿用了他惯用的家庭伦理片套路,即通过一家人悲欢离合的曲折命运打动人。这部影片注入了一种新的因素,就是初步的阶级意识。影片作为主体被着重描绘的始终是大宝与二宝生活的贫富悬殊和对立,揭示了阶级根源。郑正秋在文章《<姊妹花>的自我评判》里说:“同样是女人,只是环境不同的缘故,那姐姐辛辛苦苦做活,还是不能帮着丈夫养家糊口。顾了老的,就顾不了少的;顾了小的,又顾不了大的。只好丢下自己新生的孩儿,去到阔太太的公馆里当奶妈,把自己的奶去喂别人家的孩子,最后成女囚犯。那个做妹妹的呢?因有一个私贩洋枪发财的爸爸,就嫁了一个有财有势的军阀,养成了一派作威作福的脾气。对着下人,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无形中造成了‘只知道自己打牌要利市,不顾穷人一家四条命’的罪恶。”这种对比设置在一对孪生姊妹之间,显得更为强烈、鲜明。从生活状况到秉性脾气,从婴儿哺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处使人感到阶级地位的不同,在人与人之间所造成的深刻鸿沟与裂痕,如水火般不能相容。特别揭露了以二宝为代表的富人之不仁与凶狠。为生活所迫,大宝忍痛抛下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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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花》是郑正秋根据他的两幕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拍摄的,其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沿用了他惯用的家庭伦理片套路,即通过一家人悲欢离合的曲折命运打动人。这部影片注入了一种新的因素,就是初步的阶级意识。影片作为主体被着重描绘的始终是大宝与二宝生活的贫富悬殊和对立,揭示了阶级根源。郑正秋在文章《<姊妹花>的自我评判》里说:“同样是女人,只是环境不同的缘故,那姐姐辛辛苦苦做活,还是不能帮着丈夫养家糊口。顾了老的,就顾不了少的;顾了小的,又顾不了大的。只好丢下自己新生的孩儿,去到阔太太的公馆里当奶妈,把自己的奶去喂别人家的孩子,最后成女囚犯。那个做妹妹的呢?因有一个私贩洋枪发财的爸爸,就嫁了一个有财有势的军阀,养成了一派作威作福的脾气。对着下人,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无形中造成了‘只知道自己打牌要利市,不顾穷人一家四条命’的罪恶。”这种对比设置在一对孪生姊妹之间,显得更为强烈、鲜明。从生活状况到秉性脾气,从婴儿哺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处使人感到阶级地位的不同,在人与人之间所造成的深刻鸿沟与裂痕,如水火般不能相容。特别揭露了以二宝为代表的富人之不仁与凶狠。为生活所迫,大宝忍痛抛下自己的婴儿,来给阔人家孩子当奶妈,还逼迫接受“三年里头一定和家里人断绝往来”的苛刻、不人道条件,并立下字据为凭。可以想象仅这一条,就会给被压迫、被剥削者思想精神造成多么深沉的痛苦,真是一种熬煎!肉体劳作的奴役是有形的,精神的奴役是无形的,是更残酷的压迫。

桃哥意外从工地脚手架上摔下来受伤,大宝心急如焚,欲向七姨太预支一个月工钱,不仅被断然拒绝,还被打了一记耳光。何其冷酷残暴!在如此无路可走的绝境下,才不得不在无比惶恐中偷窃少爷金锁以救急,却偏被督办妹妹发现。督办妹妹对其大呼小叫,并持剪刀刺向大宝。出自情急与自卫,大宝下意识地推了对方一把,不料震动立柜掉下瓷缸砸死钱小姐,大宝遂成命案囚犯。多么悲惨的境遇!这严酷的不幸遭遇,使一向善良的大宝产生了愤怒与逆反的情绪,对如此不平、不合理的世界燃起反抗的怒火。郑正秋充分发挥电影艺术刚从无声进入有声的有利时机,运用语言的特殊表现力,痛快淋漓地来揭示人物特定时刻的思想、情绪与性格。大宝面对冷酷无情、声言要“重办”她的军法处长,她变得不再畏缩、胆小,而是理直气壮地控诉道:“大老爷,有钱人不肯借一个月的工钱救穷人四条命,反而没有罪;倒是一家人指望着去救命的人坐监牢吗?”当她知道审判她的军法处长是她的亲生父亲时,她毫无侥幸之心,反而更加气愤地说:“哼!我倒要跟这位爸爸算算丢掉我们娘俩这笔账!到底是我犯的法呢,还是你犯的法?”

大宝对二宝也不肯原谅,尽管她人性未泯,认了自己是姐姐。但大宝一点也不感到安慰或高兴,一阵狂笑之后,用讥讽的语气自语道:“想不到我还有个做官太太的妹妹!”

赵大妈由一生的忍耐哲学,一反而愤怒地谴责赵大说:“你这老爷的位子要紧,我们穷人的命不要紧吗?你忍心让她的桃哥病死吗?你忍心让她的两个小孩饿死吗?好狠心的老爷!”

大宝反抗精神之坚决,无任何幻想和退让,是对剥削阶级残酷本质认识之深刻的生动表现,是对不公平的黑暗社会罪恶的有力揭露和控诉。特别是将这种阶级矛盾和对立置于一对孪生姊妹身上,更现其残酷性和深刻性,亦更具典型意义。这也是通过人物表现了编导者郑正秋对社会阶级与压迫本质的认识和态度。有人认为,结尾似乎一家人相认是个矛盾调和的“大团圆”结局,这是一种误读。因为“大团圆”的标志是不同的矛盾趋于解决,思想达到统一;或调和矛盾,粉饰现实。但《姊妹花》的结尾不是这样,大宝与赵大的矛盾并未解决,思想更未统一。虽然二宝出于亲情,勇敢地带姐姐去见大帅,其结果难以预料;赵大一个人留了下来,听任未卜的前程。这是一个留有悬念的结果,并非“大团圆”的结局。

《姊妹花》揭露的社会现实显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真实。郑正秋有意在影片开端打上“1924年”的字幕,把故事的时间置于过去,是为了掩饰目的而做的障眼法。因为不久前,发生过艺华公司因拍进步影片而被捣毁的事件。由此可见,在如此凶险的现实面前能拍摄阶级意识如此鲜明的影片,是难能可贵的。

将传统的巧合手法与艺术真实结合起来,是《姊妹花》影片的一个特征。郑正秋在《<姊妹花>的自我批判》一文中说:“故事不怕巧合怎样多,只怕没有本事把它表演得真实化。只要你的艺术手腕把那许多巧合都表演得非常逼真,使得看的人信以为真,不以为假,那就愈巧合愈妙。”《姊妹花》中孪生姊妹失散20多年,一贫一富,却恰恰在千里之外的异地不期而遇,一个是太太,一个是奶妈,的确太巧合了。这是事物的现象,而表现本质的东西是两人悬殊的社会地位矛盾的冲突。无论从哪一方面审视,都感到真实可信,因此并不感到巧合有什么虚假。

在这部影片中,胡蝶一人兼饰了大宝、二宝两个不同角色,更增强了这部影片的观赏性及对观众的吸引力。这一表现手段是郑正秋发明的,体现于银幕却是摄影师董克毅完成的。他采取先计算好位置距离,进行分拍,后剪接的特技处理方法,使一人扮演的两个角色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场景中,这对观众有很大的吸引力。比较困难的是同一演员饰演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两个人物,无论言行、举动都要有不同的性格特征,是对演员表演才能的考验。胡蝶这位有才华的演员,的确感到了困难。胡蝶说她演大宝这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少妇,由于跟自己的性格相接近,演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扮演二宝这个阔人家的娇太太,就感到非常吃力,演来演去总演不对头,无法令郑正秋满意。郑正秋就采取循循善诱的办法启发她慢慢理解角色,直到进入角色、表现角色。郑正秋开导她说:“理解二宝这个‘角色’,一定要想到她的社会地位、享乐的生活方式和金钱的铜臭已经污染了灵魂。虽然她是大宝的妹妹,但是她已经失去了骨肉之情。因而当她看到大宝的长相那么像自己时,她首先感到的是耻辱和反感。”郑正秋告诫胡蝶:“一定要注意掌握好分寸,表演的分寸感至关重要。”胡蝶不负郑正秋的期望,她通过不同的化妆、身段、动作和不同的语音、声调,较好地体现了大宝、二宝两个人物的不同性格基调及内在气质,表现了胡蝶表演艺术的水平和修养。其实,此前她在《啼笑姻缘》中,已一人兼饰了名门闺秀何丽娜和唱大鼓的卖艺姑娘沈凤喜两个角色,为《姊妹花》一人饰二角积累了一定经验。1933年是胡蝶表演生涯中最辉煌的一年,这一年她还成功地主演了《满江红》、《狂流》、《脂粉市场》、《盐潮》、《春水秋波》。当年,《电声日报》举办中国十大电影明星选举,胡蝶名列第一,阮玲玉名列第二。同时,《明星日报》发起评选最佳女演员活动,胡蝶得票最多,又名列第一。由此,胡蝶荣获“电影皇后”桂冠。

郑正秋在影片《姊妹花》中,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湛的艺术技巧,与“反帝、反资、反封”的理论相联系,把我国电影的思想艺术水平推上了一个新高峰,对我国电影艺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由于郑正秋把传统的形式和技巧同符合时代潮流的新思想、新观点结合起来,《姊妹花》既不同于他以前的作品以及一般所谓旧派的作品,也不同于当时所谓新派的作品,既有自己的特色,又有雅俗共赏的优越性。

郑正秋身体一直不好,拍摄《姊妹花》时带病导演,力不从心,拍了大半年之久。该片1934年上映,轰动一时。1935年7月16日,这位开一代先河的中国电影之父,一生编导影片40多部后以46岁的生命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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