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媒体在美国首都的纠缠

易速利
2018-02-12 08:00:12
初始记忆不容易忘却。1999年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最早从中西部乡村图书馆借阅过两本非教辅类图书,一本《权力文化:文革中的林彪事件》(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作者Qiu Jin,吴法宪的女儿,她念完夏威夷大学的历史博士后到了弗吉尼亚Old Dominion大学任教。另一本《个人历史》(Personal History),华盛顿邮报前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的回忆录、普利策传记类得奖作品。

两年后我来到华盛顿地区生活,自然成为邮报的读者,作为本地居民,也作为新闻同行。我读报的时候带着一丁点幸运感,没有一部可信的新闻史能够省略邮报将总统拉下马的特殊贡献。这份报纸在美国不算最好,因为有纽约时报在前,但每天读排名第二的报纸也是不错的选择。在媒体景观出现根本变化、报纸订户逐年减少的时候,我仍然没有放弃,直到几个星期前才改变念头,因为家里的报纸常常堆至两尺高。我并没有放弃读报,只是更多用手机或者iPad浏览。我给报纸发行部打电话,希望取消印刷版的订阅,只保留电子版。

电话那头说,“你现在只订阅周日的印刷版,我们在优惠期免费送给你周一到周六的报纸。你同时拥有电子版,价格每4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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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记忆不容易忘却。1999年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最早从中西部乡村图书馆借阅过两本非教辅类图书,一本《权力文化:文革中的林彪事件》(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作者Qiu Jin,吴法宪的女儿,她念完夏威夷大学的历史博士后到了弗吉尼亚Old Dominion大学任教。另一本《个人历史》(Personal History),华盛顿邮报前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的回忆录、普利策传记类得奖作品。

两年后我来到华盛顿地区生活,自然成为邮报的读者,作为本地居民,也作为新闻同行。我读报的时候带着一丁点幸运感,没有一部可信的新闻史能够省略邮报将总统拉下马的特殊贡献。这份报纸在美国不算最好,因为有纽约时报在前,但每天读排名第二的报纸也是不错的选择。在媒体景观出现根本变化、报纸订户逐年减少的时候,我仍然没有放弃,直到几个星期前才改变念头,因为家里的报纸常常堆至两尺高。我并没有放弃读报,只是更多用手机或者iPad浏览。我给报纸发行部打电话,希望取消印刷版的订阅,只保留电子版。

电话那头说,“你现在只订阅周日的印刷版,我们在优惠期免费送给你周一到周六的报纸。你同时拥有电子版,价格每4周10.60美元。如果只订电子版,每4周15美元。”

我问,“免费送周一到周六的报纸将持续多久?”

“目前没有期限,很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我选择继续订阅。

报业不再处于黄金时代,作为印刷版订户,我这样的60后大约属于坚守者中最年轻的群体。我只见过不多的90后,其中不管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订阅报纸的人数为零。感谢斯皮尔伯格,看他导演的电影《华盛顿邮报》(The Post)就如同在mp3的世界里呆久了以后有机会重温黑胶唱片的充实、饱满、醇厚。电影无法让邮报的订户数量回到鼎盛时期,但至少可以让大家意识到,不管样式和介质如何演化,新闻业过去曾经、目前依旧、未来仍然是公民社会运作的重要支柱。

电影《华盛顿邮报》的剧本以凯瑟琳·格雷厄姆的《个人历史》为主要参考,其生活的重要转折点是丈夫菲利普离世后,自己由家庭主妇转身为邮报的掌门人。不过作为身份标签的“家庭主妇”其实涵盖着一个极为多样化的群体,凯瑟琳或许并非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她的犹太父亲Eugene Meyer因经商有道而成为金融家,随后积极投身公共服务,其从政履历包括担任美联储主席和世界银行的第一任行长。首都华盛顿有以他命名的学校,弗里尔美术馆的会议厅也叫Meyer Auditorium。

凯瑟琳·格雷厄姆首先念著名的文理学院Vassar,后来转到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她去旧金山做过记者,接下来转至父亲做老板的华盛顿邮报,直到两年后嫁给菲利普·格雷厄姆,一位哈佛法学院毕业的青年才俊、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Felix Frankfurter的门徒、父亲看中的事业接班人。

凯瑟琳没有埋怨父亲传女婿不传女儿的选择,她在自传中清楚地表达了当时的感受,不是失望,而是高兴,执掌邮报的念头从未出现在她的脑子里。从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的时代背景看,女性出任公职或者引领企业者极为罕见。电影中,斯特里普扮演的凯瑟琳已经担任邮报老板多年。即便如此,董事会讨论公司上市之类的重大议题时,凯瑟琳仍然是木板装饰的诺大房间中唯一的女性。这种局面比罗马教廷稍好,梵蒂冈的红衣主教们开会时仍然只有男性在场。女性比例与凯瑟琳开董事会的场景最接近的只有北京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

菲利普和凯瑟琳跟美国政坛最上层保持着密切联系,两人在华盛顿地价昂贵的乔治城家里举办的社交聚会具有传奇色彩。1949年以后中国领导层日理万机,全力投入包括发起各种运动在内的国家大事,我能读到的文娱活动记录很少。如果必须找到类似乔治城鸡尾酒会在中国的对应,视野局限于吴法宪当司令的空军大院内应该不够,略微接近的恐怕只有中南海的舞会。1963年菲利普因酗酒和精神健康出问题而开枪自杀后,凯瑟琳正式离开家门执掌邮报,不过她乔治城的家仍然延续着华盛顿社交圈的枢纽地位,电影中有好几处此类场景的再现。凯瑟琳在华盛顿的朋友不分党派,兼收并蓄,包括总统在内,她都可以省略掉客套,直呼其名,比如杰克杰姬,我们叫肯尼迪总统和夫人;林登,我们叫约翰逊总统;吉米,我们叫卡特总统;亨利,我们敬称基辛格博士;南希,也就是里根夫人。

问题在于,当你与众多政治人物成为朋友的时候,你拥有的报纸怎么才能扮演监督的角色?当你名下的报纸发现你在政府的朋友履行职责出现差错时,你如何做出选择?凯瑟琳家中的一个晚餐聚会上,她与自己慧眼识珠而延聘的邮报总编辑本布莱德利有这样的对话,汤姆·汉克斯扮演这位美国新闻史上最具魅力的报人。

布莱德利(口吻略带讽刺):肯尼迪和约翰逊都愿意交往的人只有你跟你丈夫,而你拥有这家报纸。我猜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政治人物与媒体互相信任,大家一起参加晚餐聚会,喝着鸡尾酒互相逗乐,而此时越南的战况持续升级?

凯瑟琳:你在说什么啊?我没有保护约翰逊。

布莱德利:是啊,没有,但他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正在你们家的阳台上,授权评估越南战况的不就是他吗?

凯瑟琳:我没有保护他,我没有保护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我只保护我们的报纸。

肯尼迪总统与副总统约翰逊个人关系一般,他担任司法部长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与约翰逊则如同政坛死敌。菲利普·格雷厄姆和妻子凯瑟琳却同时与双方交好,他们显然具备卓越的居间协调功能。按照《个人历史》的叙述,1960年大选中约翰逊之所以愿意放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地位、以副手身份协助肯尼迪竞选,菲利普的劝说发挥着关键作用。

电影中表现的是1971年,即尼克松入主白宫的第三年。此前菲利普最先离世,接着肯尼迪兄弟相继遇刺,约翰逊则在1968年放弃参选连任的机会,回到得克萨斯牧场享受退休生活。留在华盛顿的只有前国防部长、现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他是美国介入越南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越战悲剧重要的酝酿者和执行者。麦克纳马拉主政五角大楼后期组织专家学者研究美国在越南的角色,时段由1945年至1967年。总数高达7000页的这份所谓“五角大楼文件”发现美国早就意识到无法取得越战胜利,但自杜鲁门开始的4位总统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没有做到完全诚实,肯尼迪和约翰逊尤其存在误导公众的可能。

麦克纳马拉多次出现在电影中,他与凯瑟琳既是多年的亲密朋友,也是高级顾问,他一直担任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电影中两人的合影放在凯瑟琳抬眼可见的地方。显然麦克纳马拉从没有违法将与五角大楼文件有关的任何机密泄露给凯瑟琳,他只是在得知纽约时报即将发表系列报道的前一天才简短告知,明早会有损害自己形象的重要消息出现。

纽约时报抢到的重大报道华盛顿邮报却一无所知,布莱德利的挫折感之深重恐怕直逼英国将军蒙哥马利:攻克柏林的为什么是朱可夫率领的苏联红军,而不是盟军、最好是我领导的皇家陆海空军?布莱德利到凯瑟琳家里质询,为什么你跟麦克纳马拉关系如此之近,但我们却得不到任何内幕消息?凯瑟琳回应说,首先我不干预报纸的业务,其次我也无法让朋友冒着犯罪的风险泄露加密文件。

凯瑟琳和布莱德利之间的合作堪称老板和雇员关系的典范。此前两人有一场餐桌边的讨论,尼克松对邮报关于总统家庭的报道不满意,出于报复,邮报记者可能无法采访总统女儿即将举行的婚礼。凯瑟琳在餐桌边建议,或许报道的措辞能够加以调整,或许考虑换个记者。布莱德利回答“keep your fingers out of my eye”,请勿指手画脚,即使老板也不能干预新闻业务。此时坚持原则的是编辑,让步的是老板。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制度框架下,新闻的职业准则还需要从业者在细节上的精心呵护与培育才得以建立与保持。即便如此,新闻实践仍然远非完美。

接下来严守规矩的是凯瑟琳,她拒绝了布莱德利的请求,不会为了报道动用私人友谊。但追逐重要新闻的本能驱使着布莱德利继续向前,他表示,“我知道你跟麦克纳马拉的朋友关系,与此同时,难道你不认为对自己的报纸和公众也承担着义务?”

凯瑟琳提醒布莱德利,“当初肯尼迪当总统的时候,我没见过你作为记者在任何事情上给他施加过压力,你的责任感又在哪里?”

布莱德利辩解说,需要的时候我当然用力,从来不会后退,“I never pulled any punches.”

凯瑟琳并不认同,你布莱德利接到过肯尼迪那么多邀请,其中怎么可能没有过退让?(Hard to believe you would have gotten all of those invitations if you didn’t pull a few punches.) 真实生活中,布莱德利跟肯尼迪相识相知多年,亲密无间。两人是哈佛同学,乔治城社区的邻居。肯尼迪进白宫以后,布莱德利有机会每周与总统进餐一次,他也是度假地戴维营的常客,但他既没有写过醉酒的派对,也没有报道过成系列的绯闻。理想状况下,个人友谊与专业工作之间应该划出一条清晰的分隔线,但现实中并不容易做到。

电影中凯瑟琳与布莱德利的每一场对话都值得观众、尤其是新闻人琢磨,真实或者虚构无关紧要。布莱德利取得五角大楼文件并决定发表前需要与凯瑟琳交换意见,如果处理不慎,报纸可能破产,两人可能坐牢。布莱德利夜访凯瑟琳当然还有个人原因,因为报道将显示麦克纳马拉误导乃至欺骗了美国公众,而麦/凯的深厚友谊从来就不是秘密。

用1分钟的银幕时间,布莱德利尽可能深刻地反思着过去,他为当初在个人友谊和职业责任之间被迫作出的选择感到懊悔。肯尼迪遇刺后,布莱德利到华盛顿郊区的海军医院迎候遗体。肯尼迪夫人杰奎琳此时仍然身着粉红色套装,总统达拉斯遭枪击时溅上的血迹清晰可见。当时只有肯尼迪生前的少数至爱亲朋在场,杰奎琳要求布莱德利保密,所见所闻不要写入报道,任何一个细节,任何一句对话。以放弃记录历史为代价,布莱德利信守了承诺,他视肯尼迪夫妇为朋友,并非消息来源。但现在他意识到自己错了,作为记者,报道真相的职业责任或许更重要。(The way they lied. They way they lied. Those days have to be over.) 面对五角大楼文件时媒体人的选择应该不同,相对而言,此时的公共责任或许远重于个人友谊。如果失去公信力,一份报纸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布莱德利和凯瑟琳达成了共识,政府撒谎的时候,如果媒体不追究当权者的责任,谁还有能力?媒体需要扮演权力制约者的角色。

当自己办的报纸即将以揭露真相来完成公共使命前,凯瑟琳私下里能做的只有事先通报朋友。在邻居麦克纳马拉家里,凯瑟琳质疑,你们明知道无法取胜,为什么还要让越战一再持续,导致成千上万年轻人被迫投入战场?我自己的孩子已经回家,但还有那么多其他人家的孩子仍然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打仗。

麦克纳马拉在电影中的解释略显勉强,他认为政府的决策意在迫使胡志明回到谈判桌前。麦克纳马拉并不否认公众在国家大事上的知情权,他说五角大楼文件的确揭示出真相,但只有等到人们可以从合适的角度阅读时才应该发表,而当下美国士兵仍然在越南战场流血牺牲,将文件公之于众显然不合时宜。凯瑟琳主意已定,为了减轻负面冲击,她强调自己从未忘记对方作为亲密的朋友和最信任的顾问在每一个重要关头提供的所有帮助,但这次的谈话只是寻求你的建议,而不是你的批准。

电影中麦克纳马拉的形象偏负面,实际生活的他更为复杂细微。凯瑟琳在回忆录《个人历史》中提到,当纽约时报面对尼克松政府压力的时候,麦克纳马拉鼓励他们继续发表五角大楼文件,而且帮助他们选择更为谨慎的措辞,尽力减少未来的官司中可能遇到的麻烦。《个人历史》中提到麦克纳马拉的姓氏McNamara19次,再加上他的名字罗伯特Robert或者鲍勃Bob,他出现的频度还要翻好几倍,两人的友谊并没有特别受到五角大楼文件和其后诉讼案的影响。2001年凯瑟琳的葬礼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出席者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夫妇、副总统切尼夫妇和基辛格等名流,85岁的麦克纳马拉与其他几位一起负责抬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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