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道 盲·道 5.1分

盲道导演李扬专访:《盲山》《盲井》后第三次不合时宜

冰点周刊
2018-02-09 23:25:26

拍第一部电影《盲井》前,李杨手上有300多万元存款,在那时的北京够买10套房。拍完第三部电影《盲·道》后,这位导演几乎成了穷光蛋,银行卡上的钱所剩无几。

  历经1年零20天的审核后,这部关注城市乞讨儿童的新片终于上映。公映4天,截止到发稿前,票房艰难爬至29.6万元。同日上映的另一部国产片,票房一路涨到了1834.7万元。

  公映后的第一场见面会,被定在2月2日于北京亦庄举行。不大的放映厅里零星坐着19位观众,59岁的李杨身着平日常穿的黑色大衣,搭上一条灰白围巾就上了台。李杨解释,选择2月2日,因为他是一个“很二的导演”。

  《盲·道》开拍时,李杨心里就有数,票房肯定不会高。但他说自己不在意,“在意的话压根儿就不会去拍。”

  市场比他想象中还要残酷。在某些省会城市,这部片子没有一场排片。即便有排片,也多半是上午场或凌晨场。李杨很失望,但他多次在微博上强调,绝不会像《百鸟朝凤》的制片人一样,跪求排片。

  在中国电影圈中,这位出生于1959年的导演,一直挺另类。有人将李杨归于中国第六代导演,与贾樟柯、冯小刚等人并列。他曾表示,“我不属于哪个群体,我特别怕群体,我也不混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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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第一部电影《盲井》前,李杨手上有300多万元存款,在那时的北京够买10套房。拍完第三部电影《盲·道》后,这位导演几乎成了穷光蛋,银行卡上的钱所剩无几。

  历经1年零20天的审核后,这部关注城市乞讨儿童的新片终于上映。公映4天,截止到发稿前,票房艰难爬至29.6万元。同日上映的另一部国产片,票房一路涨到了1834.7万元。

  公映后的第一场见面会,被定在2月2日于北京亦庄举行。不大的放映厅里零星坐着19位观众,59岁的李杨身着平日常穿的黑色大衣,搭上一条灰白围巾就上了台。李杨解释,选择2月2日,因为他是一个“很二的导演”。

  《盲·道》开拍时,李杨心里就有数,票房肯定不会高。但他说自己不在意,“在意的话压根儿就不会去拍。”

  市场比他想象中还要残酷。在某些省会城市,这部片子没有一场排片。即便有排片,也多半是上午场或凌晨场。李杨很失望,但他多次在微博上强调,绝不会像《百鸟朝凤》的制片人一样,跪求排片。

  在中国电影圈中,这位出生于1959年的导演,一直挺另类。有人将李杨归于中国第六代导演,与贾樟柯、冯小刚等人并列。他曾表示,“我不属于哪个群体,我特别怕群体,我也不混圈子。”

  许多投资人找到李杨,想找他拍穿越、搞笑或者爱情片。往往打开剧本看了3页,李杨就拒了,“本子太烂”。而且,他不想当“观众的痒痒挠”。

  李杨的片子专注于现实题材,没有宏大场面和华丽特效。镜头始终聚焦那些灰色地带的边缘人群:从井下被煤炭包裹的矿工,到逃不出大山的被拐妇女,再到新片中被犯罪团伙牢牢控制的乞讨儿童。

  他的电影透着某种不变的压抑,并不讨市场喜欢。因为请不动好的男演员,20多年没演过戏的李杨,只好自己担纲男主角。他一个人当5个人用,编剧、导演、演员、美术,甚至剪辑,他都自己上。因为没钱,别的商业片一个镜头能拍十几次,李杨拍两三次必须得过。

  为了这些注定票房黯淡的电影,李杨砸入了全部积蓄,甚至多次抵上唯一的房产。他形容自己是个“一意孤行的人”。“做事不考虑后果,想做就去做了。”

  年轻时,他梦想着有天能做导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到推荐信,离开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自学考到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导演专业。

  曾经做过央视主持人的毕福剑,是他的室友。在一篇文章中,他回忆,这个看起来儒雅文弱的帅小伙,跑得相当快,在新生运动会接力赛上充当最后一棒,为只有6个男生的导演班夺得冠军。被理工科学生欺负时,李杨会在推搡之时大喊一声,“来,我们两人打你们10个!”

  大学念了两年,李杨突然退学了。从光鲜的大学生变成社会无业青年。他拎着箱子,带着400多美元和借钱买来的机票,飞去德国,只为不和决意留学的女友分手。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忆起此事,李杨不觉后悔。“就算没追上那又怎么样,至少人生中追过一次,疯狂过一次,对吧?”

  他对电影的追求同样疯狂。在柏林电影节上,为了一睹大明星和大导演的风采,这个籍籍无名的留学生穿上最好的西装,打好领带,在红地毯边上转悠。搞不到颁奖晚会邀请函,他就从垃圾桶里捡出别人随手扔掉的邀请函封套,忐忑混进场内。保安冲进来时,他飞快地脱掉外套,举起托盘上的香槟,假装很熟地和一旁的嘉宾搭讪。

  打拼10多年,在德国有了稳定的工作后,他仍放不下导演梦。他害怕过浑浑噩噩的日子,坐在花园中喝着啤酒,“任凭年华老去”。于是,他飞回北京,搬进一套空调开起来呼呼作响的老式公寓中。他揣着很多钱,舍不得住大房子,舍不得买车,因为钱都是为拍电影准备的。

  他没事就骑着自行车,去朝阳图书馆泡着,在成堆的文艺杂志中搜寻好故事。读到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后,李杨欣喜若狂。他把这个讲述煤矿杀人诈骗案的故事放进抽屉,晾了两天后拿出来,还是觉得,“就是它了”。

  就着几碟花生米、拍黄瓜和豆腐丝儿,刘庆邦向李杨坦陈了自己的忧虑。他曾托朋友将小说塞到几位第五代大导演手中,没人对这个题材感兴趣。谁都认可这是部好小说,可谁都知道拍成电影肯定不挣钱:写的是底层矿工,里面没有女主角,场景又不在城里,不能植入广告。

  李杨不考虑这些。他从包里掏出事先备好的合同和几叠现金,当即签下《神木》。

  为了改编出有真实感的剧本,李杨在一位记者的陪同下,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一路向北,开始探寻煤矿之旅。绿皮火车里充斥着汗臭味、大蒜味儿、劣质烟草味和方便面气味。

  从河北、山西、宁夏辗转到陕西等省份,李杨几乎跨越半个中国,下了20多个幽深的煤矿。在矿工们住的窑洞或地窝子中,黑色的煤尘占领了屋子各个角落,连被褥上都落满了硌人的煤渣。他们的生活,每天就是挖煤、吃饭、喝酒、睡觉的循环。唯一特别的仪式是,月底发了工资,会去城里寄钱回家,有的会顺便喝酒找街边女。

  “我们就是一块肉,是几块石头夹着的一块肉。”一个矿工嘴里蹦出的话,击中了李杨。“不是可拍可不拍了,而是我有义务拍出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必须完成这部电影。”他后来回忆。

  为了保持电影的真实质感,李杨坚持要去地下300米的小煤窑拍,不用道具搭景。走在只有木桩撑着的矿井隧道里,嘎吱嘎吱的声音会从黑暗中传来,片子还没拍完,那矿井真的塌方了,两死几伤。矿主跑来找剧组借车,想尽快安抚家属,封锁消息,和小说情节一样。李杨只好带着剧组转场,几经周折,总算在开封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国营煤矿。拍完片4个月后,李杨鼻涕里仍带着黑色煤点。

  为了拍摄,李杨抵押了房产,向两个弟弟也借了不少钱,可还是不够。最后,一位好友透支信用卡,李杨才得以补齐后期制作费用,背着片子的拷贝飞到了柏林电影节。这回,他是受邀的。

  李杨执着于现实叙事。看到一篇被拐妇女伤害“丈夫”家人的报道后,他跑到四川,花了两个多月,采访了几十个被拐妇女。他甚至还和人贩子深入聊过,对方得意地告诉他,曾强奸拐来的女人。李杨气得想去报警,但懂法的人告诉他,没有证据,报案也没用。随后,电影《盲山》诞生,片子在一个小山村拍摄,演员大多是当地村民。一位被拐来的妇女,抱着自己的孩子,在片中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他说自己也没指望通过电影传递什么,只是讲一个故事而已,“没那么高尚”。如果国内有人因为这个故事,关注到电影中展现的群体,展现的问题,那注视的目光本身就是胜利。

  这就是为什么,他用“盲”给自己的系列电影命名。网上有大量《盲井》《盲山》的盗版片源,李杨没去追究。

  自从看过有关少年砍手党的报道后,李杨一直对流浪儿童这个群体念念不忘。早在十多年前,在采访了一些少年犯后,他写了一个剧本《盲流》,但没通过审核。母亲中风瘫痪后,他重拾决心,“想做的事现在一定要做”。

  他辗转北京、贵阳、西安采访,去了盲人艺术团、救助站和盲人学校,采访了起码20个盲人,采访的流浪儿童数量记不清了。

  因为很少有投资人感兴趣,片子的成本低得可怜。雪上加霜的是,拍着拍着,合作的投资人撤了。那是2014年冬天,股市行情正好,对方毫不犹豫地转移了投资方向。

  李杨没告诉剧组,他默默地抵押了房子,高息贷款。平安夜,剧组成员收到了塑胶手机壳之类的小礼物。

  他开始向朋友求助。媒体人郭宇宽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刚接到李杨的电话时,这位导演的语气听起来挺轻松:“宇宽,你最近手头有钱么?或者认识哪个土豪能给我投资一点?”

  郭宇宽觉得,“土豪”两个字透着点儿孤傲。他在电话里怼回去,“我不认识土豪,我认识的都是很理性的企业家,人家的钱又不是偷来的。”

  挂了电话,郭宇宽有些放不下,想着李杨是个“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人”。于是,郭宇宽约他在咖啡厅见。得知他正在拍关于乞讨儿童的片子后,住着50平方米小房子、出门能坐公交就不坐地铁的郭宇宽凑出20多万元,转给李杨。他打电话给一个身家百亿的老板,对方也不懂电影,跟着投了80多万元。

  后期制作发行的费用全亏了另一位叫苏同的企业家。李杨记得,对方抽空看过片子后,只说了两个字,“支持。”

  靠吃百家饭,片子总算弄出来了。新片上映后,网上的评价并不高。李杨自诩“剑客”,有人看过片后,感叹他的作品似乎少了尖锐,多了温情。还有人指出种种缺点,男主角的表演不到位,片子有的地方衔接得不好。

  李杨仰在沙发里,深深叹了口气,承认并不是特别满意这部电影。但为了它能跟观众见面,只好作出妥协。自封的“史上最穷投资人”郭宇宽放下话,“假如这部片子赔钱了,我会努力挣钱,以后再支持李杨。”

  等待上映前,李杨“心烦意乱,十分焦虑”,他在此期间写出一本自述,书名最终叫“一意孤行”。他原本想起名“随意而为”,大学同学白岩松私底下不太认可,“李杨的价值与一定会有的痛苦,都恰恰来自他的不随意”。

  在书的前几页,白岩松写道,李杨或许真是个“一意孤行”者。但他不会独行,路还长,“可能一意孤行者,只是提前出发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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