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巨星 神秘巨星 7.7分

印度风格

小冷门
2018-02-03 18:07:18

作者论认为,一部电影的个性,通常是由这部电影的导演来决定的。

当我们观看一部风格独特的电影的时候,往往一眼,就能分辨出这是属于谁的电影。

王家卫有王家卫的风格,昆汀有昆汀的风格,塔可夫斯基有塔科夫斯基的风格。

这种观点,大体上没错,不过却可能忽视了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对一部电影的影响。

我们熟悉中国、美国、欧洲电影,所以对这些电影所体现的文化差异已经丧失了敏感。

但,面对那些我们不常接触的国家的电影,首先让我们惊奇的,也许恰恰是这个国家的文化。

宝莱坞电影,尽管同样没能免受好莱坞浪潮的侵蚀,但仍然难能可贵地保住了一些文化个性。

《神秘巨星》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便来自于这种文化个性,来自于它的「印度风格」。

最为明显的,当然,是它对宝莱坞歌舞传统的承继,是对音乐的不加节制的运用。

乍看起来,这虽是宝莱坞的标签,但已丝毫算不得新鲜事物,似乎没有什么分析的必要。

就我们通常的理解,无论印度的电影创作者们对歌曲如何偏爱,这些音乐,到底是功能性的。

其功能,不管是在中国,在美国,还是在印度,都一样,无非是为了渲染某种情绪。

不同之处在于,为了迎合某种审美潮流,大多数电影都趋向于将音乐、将抒情目的隐藏起来。

唯有印度电影,采用了一种直接、明确的方式,把许多段落专门留给了音乐和抒情。

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学习写作文,被教导要在叙事之后进行总结,阐发事件对我们的意义。

后来,由于意识到从事件中并不总是能概括出明确的意义,我们放弃了这种做法。

显然,印度电影仍然保持着天真,把音乐放到突兀的位置上,乃至到了一种喧宾夺主的程度。

《神秘巨星》提示我们,这种喧宾夺主,也许并不属于失误,而恰恰是来自于一种自觉。

仔细聆听那些旋律、阅读那些歌词,我们会发现,歌唱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之一。

这种重要性不是剧情上的,即歌唱对主人公有多么重要,而是说,它凌驾于电影的剧情之上。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歌唱片段从剧情中拎出来,它们本身就在对我们讲故事。

一些打动我们的高潮时刻,打动我们的,很大程度上,不是剧情,而是旋律、歌词和演唱。

那是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旋律,简单淳朴的歌词,发自肺腑的演唱。

在这些时刻,我们会想,歌唱让诗歌流传了下来,而电影,或许正是音乐走向未来的方式。

影片对音乐的使用方式是笨拙的,而处处体现的笨拙,可以说是本片的第二大特点。

主人公茵希雅在剧情中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实现音乐梦想,二是和母亲一起摆脱父亲压制。

无论是哪一个,都不具独创性,虽然单独都可以成为剧情动力,但算不得是什么好点子。

在目标设置上,它被牢牢地笼罩在了好莱坞剧作法的阴影下。

其讨巧处在于,它将这两个目标合二为一,从而让每一个目标都产生了更强的效果。

要实现音乐梦想,就必须得摆脱父亲压制,要摆脱父亲压制,就意味着要实现音乐梦想。

因为引入男性对女性的压制这条线,简单的追梦故事,一下子有了深度和高度。

这倒不是说影片对于社会的批判意味,而是说,它赋予了追梦深刻的内涵。

追梦不再是追梦那么简单,而代表着突破父权,代表着灵魂独立和精神自由。

这种男性的压迫是如此沉重,以至于,实现音乐梦想,成了一件不可能之事。

因为不可能,从而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从而有悲壮,我们方才会深受感动。

怪兽一样的父亲把唱歌,变成了一件非做不可的事,如果不做,就意味着一生的灾难。

同时,追梦这条线,则让父权造成的精神伤害,不再隐而不现,而是变得具体可感。

如果说,它以前带来精神压抑、性格萎缩,尚无法明确测量,现在,伤害成了实打实的了。

这样的双重目标设施,使电影牢牢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和同情心。

不过,具体到某一个场景,我们却会发现这些场景设计得都特别笨拙。

在电影上映的这几天里,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说这部电影套路满满却感人至深。

这种观点挺准确的,因为无论是主线剧情,还是个别场景,这部电影都运用了剧作套路。

问题在于,所有的商业电影都是套路的产物,为什么只有这部电影的套路被察觉到了?

它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使用了套路,而在于对套路的使用方式。

好莱坞给我们的教导,是尽量把套路遮掩起来,把目的性寓于丰富性之中。

这部电影没有这样做,跟别的宝莱坞电影一样,明确的目的统御着每一个场景。

一张比赛传单发到茵希雅手中,我们知道了她的音乐梦。

母亲给茵希雅买了一台电脑,没告诉她是怎么买的,后来我们知道,她卖掉了她的项链。

小女孩在Youtube上上传了第一支表演视频,紧盯着播放量和点赞数,却迟迟不见增长。

电脑摔碎了,弟弟悄悄用胶带把电脑粘起来,想给茵希雅一个惊喜。

勇气的首次复苏,借助于飞机上的一个场景,茵希雅跟一个男人要回了属于自己的座位。

在没法按照要求完成歌唱的时候,茵希雅勇敢指出编曲上的问题,说:要用心去歌唱。

最后的场景,茵希雅与奖项失之交臂,不过获奖音乐人却提出要把奖让给她。

这些场景,每一个的意义都特别明确,动作也都削减到只为意义服务的程度。

它们体现了一种创作观上的一致性,而这种创作观,正是我们写作文被教导的那种创作观。

简单、直接、古朴、过时,虽能被察觉出来,却也总能在观众那里获得预期的反应。

它们诉诸于同情,设身处地从人物的角度去考虑,捕捉到了那些我们可能会忽视的情境。

一台电脑对我们来说不重要,但对电影中的女孩来说,却构成了悲与喜的根源。

坐飞机,小事一件,但因为是第一次坐,这次旅程被描述成了一场获得新知的冒险。

它们不扭捏,渴望获得他人关注,似乎不像在西方电影中那样,有道德上的风险。

联系到《摔跤吧!爸爸》来考虑,对于竞技胜利,宝莱坞有种单纯的、不带批判的向往。

不过与此同时,影片又将胜利,归因到一种心灵上的诚恳:得用心去歌唱。

胜利和诚恳,成了一种并行不悖的东西。

这集中体现了印度人和西方人在文化、思维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电影里面还有不少。

像母亲的牺牲、弟弟的惊喜、歌手的谦让,都属于一种东方价值,鲜少在好莱坞电影中出现。

而从大方向看,精神独立与人格自由,对父权社会体系的反思,则又属于西方文化的影响。

或许,我们可以将宝莱坞电影工业理解成一种半开半闭的矛盾体。

它是那样的兼容并包,情愿牺牲独创性,完全借用好莱坞的套路去讲故事。

它又是那样的自娱自乐,仿佛跑到了时代潮流之外,用原始直接的方式反刍着古老的价值。

它歌唱,它舞蹈,这些歌唱和舞蹈,守旧却又新潮,看起来将一直受到印度人的欢迎。

某种意义上,这一矛盾体及其它的造物,正是古印度文化在今时今日保持鲜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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