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无问西东》没告诉你的西南联大和老清华
很多朋友说被《无问西东》感动哭了，或者两个老男人看完沉默不语好久。于是，我也去看了。在饥饿的儿童跟着牧师唱起歌时，我也有点触动，但终究没到哭的地步。我想，难道是我泪点太高了？不过，也许下面的原因更为重要。
片子讲的西南联大是这样：空袭警报频繁作响，教授和学生在茅草铁皮顶教室里“静坐听雨”，马约翰带着一群男生瓢泼大雨下跑步，沿街卖报的儿童高呼“一代文豪泰戈尔昨日辞世”……
其实，西南联大不止这些。除了这些，西南联大还有：男生去咖啡馆喝咖啡，看中老板的漂亮女儿，退学入赘了；山上道士劝教授投资一笔钱，做黄豆生意，保证只赚不赔；抽鸦片的教授骂另一个文学院副教授是废材，连四毛钱的工资都不配拿；开会时大家吵架，说凭什么联大文学院院长只让清华的冯友兰干，不让北大的汤用彤干……
这些还不是一般的教授。大部分是出现在片子结尾彩蛋里的：陈寅恪、顾颉刚、冯友兰、钱穆、朱自清、沈从文……
我不知道写这些好不好。也许会破坏别人心目中伟大、光辉、正确的形象。我也始终认为，人生应当坚持善良。只是，善良需要以智慧作先导，而智慧则要求，对历史，对现实，有全面的理解和认知。只有越来越接近真实，善良才是坚定有力的。否则，善良就容易在触碰现实时灰飞烟灭。
一个人有站在主席台作报告的时候。不过，如果你每次见到他，都是他站在主席台上作报告，你只记得穿西装打领带的他，就没法了解真实的他。你可能需要了解他是怎么跟老婆吵架的，怎么跟隔壁阿姨打情骂俏的，怎么在菜市场拈起葱讨价还价的，尔后，对他的理解，才会更立体，更真实。
此文材料，主要来自钱穆《师友杂忆》、《顾颉刚日记》，以及各前辈学者的回忆文章。他们都是我很敬重的前辈学人。我们应理解他们的真实与立体，才更能理解他们之所以令人敬重之处。有个词叫“大醇小疵”，见不到小疵，是不能懂大醇的。
1、教授真的赞同学生参军吗？
片子讲，当时学生纷纷参军抗日。有位富家子弟的母亲，害怕他牺牲，特别不希望他当兵。片子没有讲，连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也并不都主张学生参军。
1937年11月1日，由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来迁至昆明，改名西南联大。当时，两个学生要去延安，大家集会欢送，邀请冯友兰、钱穆演讲。冯友兰鼓励学生去延安，钱穆反对。
钱穆说：“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 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 两人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1942年，蒋介石召见了钱穆，聊宋明理学。1944年，蒋介石号召青年参军，参军救国成为流行风潮。不仅学生，连僧人也纷纷参军。钱穆写了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青年从军。不过，考察钱穆1937年的态度，很难讲钱穆是真的赞同学生参军，还是在当时大环境下出于“政治正确”的选择。
钱穆回忆说：“又一日，政府一要人来，在华西坝讲演，号召青年从军。余特为《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一文，文长及万言。历举史实，虽亦尚有疏漏，然在当时刊之报端，亦不无影响也。”
2、师生之间只有同仇敌忾吗？
片子讲，西南联大，师生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片子没有讲，当时教师之间，因为教务、学问取向，彼此有很大冲突和分歧。
1945年，西南联大打算北返复校时，北大发生“易长风波”，蒋梦麟校长遭到质疑而辞职，由胡适任校长，胡适当时在国外，由傅斯年代理校务。而最早组织西南联大，就是胡适、傅斯年牵头的。在西南联大，清华校长梅贻琦管的多，北大校长蒋梦麟管得少，蒋梦麟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蒋梦麟曾致信胡适：“西北联大彼此闹意见，闹得一塌糊涂。西南联大，彼此客客气气，但是因为客气，不免有纲纪废弛的坏结果。互让是美德，但是过了度，就会变成互弃职守。这界限是很难划。我是不怕负责任的，但是见了西北的互争之弊，就忍受下去了。”
钱穆曾回忆有次开会：“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及北大校长均留重庆，惟清华校长梅贻琦常川驻昆明。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长常由清华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
教师之间，也有彼此看不起的。有位穿长衫的刘文典，皮鞋又脏又破，从不擦油，非常看不起沈从文。他说，陈寅恪该拿四百块，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沈从文我连四毛钱都不会给他。有次，防空警报响起，刘文典拎起布包逃命，碰上沈从文，十分生气，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了《庄子》，你沈从文跟着瞎跑什么？
3、 学生教授只讲抗日没有生活情趣吗？
片子讲，学生爱国热情很高。片子没有讲，师生们也很讲生活情趣。
西南联大的女生们，在北平时，都穿袜子，南下经过香港，发现女人露着双腿，到了蒙自，女生都露双腿，穿小短裙了。蒙自本地学生，本来衣装和西南联大学生迥异，没过多久，“蒙自女生亦效之。短裙露腿，赤足纳两履中，风气之变，其速又如此。”
西南联大附近有一家安南人开的咖啡店。“店主人有一女，有姿色，一学生悦之，遂弃学入赘。一夕有男女两学生同卧一教室中桌上，为其他同学发现，报之学校，遂被斥退。”
教授的生活，也并非只有在炮火连天中读《离骚》。顾颉刚夫人告诉他，某教授“强其夫人打胎，几送命。又强之到徐州，亦为桂女团聚计也。人心如此，变起床笫，奈何奈何！”
今天的中年男人，保温杯里泡枸杞。那个时代，是成都大曲里泡枸杞。钱穆门下就有一位很善饮的女生，晚上带着菜到钱穆家喝枸杞酒：“少荃乃辞去中央大学研究生之职，特来成都专从余学。并寄寓其寡姐家。其姐乃一诗人，姊妹两人性格各异，所学亦绝不同。而少茎亦时流露其名士派之一面，时来华西坝，余时已迁华西坝之后居。少荃常携带其亲自烹调之数肴，留余寓所晚餐。少荃能饮，余每以成都大曲浸枸杞等诸药物，酒性极烈，少荃可独自尽一瓶，余则仅饮数口而已。少荃有意专治战国史，余告以北平寓所留有《竹书纪年》各种版本一大书柜，他年君去北平，当举柜相赠。”
4、教授妻子对教授的侍侧女弟子怎么看？
片子讲，有个中学教师妻子，怀疑女生勾搭其夫。那是解放后的事情了。片中没讲，抗战年代，这种事情也曾发生在教授身上。
《顾颉刚日记》提到，王以中称钱穆与黄淑兰有私：“以中言，宾四欲至云南大学，盖以与黄女私，不敢归家，成都僻不如昆明，虑其夫人之追踪以来也。”
王以中的话是否可信，是个问号。谢国桢有篇《记清华四同学》，说王以中“赋性耿介，愤世嫉俗”。1956年，王以中喝了几杯酒，去宿舍号房交水电费，跟号房吵了一架，气死了。不过，钱穆与黄淑兰确实关系亲密。
钱穆《师友杂忆》回忆：“旧随齐鲁研究生诸人皆散去，独华西大学毕业一女学生黄淑兰相伴。淑兰有夫不在川，有一女在近县读中学。淑兰前在天津女师与余姨妹张一飞同学，极相善。来华西大学读教育系，兼学绘画，山水翎毛皆工，又善二胡，能拉刘天华诸曲。余来华西坝，遂来从学。余病惟彼乃一女生，常侍在侧。”
这种“侍先生侧”，并非钱穆独有。马一浮早年丧妻，不再续娶，“闻有一姨妹，治膳绝精，常随侍左右”。马一浮也是当时的大师，不过不是西南联大的。
后来，顾颉刚听说黄淑兰另有新欢，日记中写道，这也好，钱穆夫妻可以破镜重圆了。
钱穆妻子张一贯，有封致汤定宇的信中说：“日前曾至江大，知黄淑兰就江大助教职，并欲托洪廷彦先生领宾四薪，作置备家具之用。聪敏人有如此愚见，可叹亦复可笑。”
可见，时代虽然不同，学校虽然不同，老师妻子怀疑丈夫与女弟子有染的心情，是差不多的。
5、西南联大生活很艰苦吗？
片子讲，西南联大的生活充满了苦难。片子没有讲，也有很舒服的地方。
钱穆回忆：“为余觅一住处，即在翠湖公园中，前后五六进，皆空屋无人，余单身住其最后一进。一女仆随侍作膳食。翠湖既少游人，此屋则绝无人到。余此去，乃知昆明气候不宜早起，最好应于日出后起床。午后必有风，最好能作午睡，至四时始起，则风已退。入夜，气候更佳。省立图书馆即在翠湖公园中，余每日晨起，必往阅读半日。下午四时或再往，阅读一小时左右。晚饭后，则散步湖上，静寂无人，非深夜不归。月圆当可有三夜，则非过十二时决不返。”
钱穆还曾在宜良北山岩泉寺住。有次汤用彤和陈寅恪一块去看，陈寅恪大赞风景之好，“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寺中方丈为钱穆雇了一位女佣张妈做饭。“张妈烹煮既佳，又中晚两餐蔬菜必分两次在近寺农田购之，极新鲜。一日，张妈煮一鸡，余不忆何故，忽于午餐后须出寺，过厨房门，乃见方丈坐门侧，手持一鸡腿，方得意大嚼。余不禁问，和尚亦食鸡腿。彼答，和尚不食鸡腿将何食？”
山上是岩泉上寺。钱穆在上寺碰见个道士。道士劝钱穆做投资，搞黄豆生意，只需要出钱，一切由道士待办。钱穆拒绝了。道士还说，“此间习俗收养女，只在农村中择少女年十三四聪慧者，价不贵，可供洒扫洗涤烹饪一切家务。及其长，可纳为妾室，否则备小款代为出嫁。先生倘全家来，能在此山长住，当一切为先生代谋。” 后来，钱穆搬去上寺，张妈仍来照顾，不过还住下寺，晨来夕去。
“院中有一白兰花树，极高大，春季花开清香四溢。道士采摘赴火车站，有人贩卖去昆明。张妈以瓶插花置余书桌上，其味浓郁醉人。楼下阶前流泉，围砌两小潭蓄之。潭径皆两尺许，清泉映白瓷，莹洁可爱。张妈以中晚两餐蔬菜浸其中，临时取用，味更鲜美。张妈言，先生长住山上，彼必奉侍不辍。若先生他去，彼愿在山上觅一地，筑一小庵，为尼姑终身。余在上寺心情较下寺更愉快。尽日操笔，《史纲》一稿，乃幸终于一年内完成。回思当年生活亦真如在仙境也。”
《史纲》，就是《国史大纲》。其序言被陈寅恪赞为“一篇大文章”，开篇之《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至今很多人熟悉。写作背景，就是那时的云南。就是《无问西东》描述的那个时间，那个地方，那样的人。
抗战胜利后，钱穆又到寺中，已不见张妈，道士十分贫苦，靠贩卖白兰花度日。
6、谁能代表大师风采？
前面一直在说西南联大时期。这段不说西南联大时期，说说更早的北平学术圈。
梅贻琦讲：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片子中，谈到大师，最浓墨重彩刻画的，是泰戈尔。泰戈尔在1924年、1929年访华两次。去北平是1924年，1929年是访日、美路过上海。
片子特别渲染了泰戈尔对清华师生的鼓舞，乃至到西南联大时代，都还感染影响着青年。片子演泰戈尔演讲，并没有演翻译，大概想给人一种当时所有学生英语水平都很高的印象。直到末尾彩蛋，才点明徐志摩、林徽因是翻译。
我想聊聊另外一场有翻译的演讲。这位演讲者是中国人，他也需要翻译，因为地方口音太重。但我想，也许并不仅因为地方口音重——他的来头决定了，需要为他配备翻译。
给他做翻译的那个人，早在徐志摩刚从浙江一中毕业那年，就是北大教授了。而这场演讲的年代，是在泰戈尔演讲之后的。
这场演讲不仅有翻译，还有人专门写板书。写板书的不是学生，是北大国文系教授。讲台两旁还站着几位北平不同大学的教授，都是演讲者弟子。
胡适曾把著作赠给演讲者，书上写道“某某先生指谬，胡适敬赠”，演讲者看到自己名下有划线，骂道：“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他给胡适写信，抬头叫“适之你看”。
这位演讲者是老一派的人了。他有个特点，最喜欢用生僻字，让人看不懂。加上口音重，他的演讲不仅学生听不懂，旁边的诸位教授也听不懂。但没有人敢问他。于是，他讲一句，旁边教授低头交流半天，互相询问老师说的是什么，琢磨好了，一个人翻译成国语，一个人写到黑板上，还有人专门负责倒水。
整个过程中，下面所有听众，肃然端坐，鸦雀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