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 芳华 7.8分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

艾弗砷
2017-12-27 23:14:13

电影《芳华》里的文工团有两次规模比较大的正式演出,颇有意味的是,这两次演出的观众一次是越战受伤的军人(包括很多精神病人),另一次是骑兵连,小说里讲,这个演出之后,骑兵连就要永远地消失了。

这样的演出透着股苍凉,让人隐约看到电影里的青春背后,那个垂垂老矣的文工团。

《芳华》记录的文工团跨越了整个七十年代。从七十年代中期那次大裁军开始,各地的文工团就有衰落的迹象,招工越来越少。而打倒四人帮以后,传统剧目一下子开禁了,中外电影也开禁了,剧场供不应求,白天放电影,晚上演戏,甚至通宵放过路片。文工团从吃大锅饭,变成了自负盈亏,需要去剧场抢票房,去外地走穴,但演的戏互相学来学去,总是脱不出之前的那一套。念旧的老人都去看传统剧目,新潮的年轻人都去看电影明星,文工团的戏越来越少有人光顾。

作为全民所有制的文艺团体,文工团曾经是大动荡里的避身之所,城市的下乡知青找关系进文工团,为的是上调户口;乡下的孩子进了文工团,就成了文艺工作者,拿七块钱的一级工资。而一旦动荡结束了,尘埃落定,就像船靠了岸,大海退了潮,有门路的人纷纷回城、考学、找工作,没有门路的只能耗在无戏可演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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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芳华》里的文工团有两次规模比较大的正式演出,颇有意味的是,这两次演出的观众一次是越战受伤的军人(包括很多精神病人),另一次是骑兵连,小说里讲,这个演出之后,骑兵连就要永远地消失了。

这样的演出透着股苍凉,让人隐约看到电影里的青春背后,那个垂垂老矣的文工团。

《芳华》记录的文工团跨越了整个七十年代。从七十年代中期那次大裁军开始,各地的文工团就有衰落的迹象,招工越来越少。而打倒四人帮以后,传统剧目一下子开禁了,中外电影也开禁了,剧场供不应求,白天放电影,晚上演戏,甚至通宵放过路片。文工团从吃大锅饭,变成了自负盈亏,需要去剧场抢票房,去外地走穴,但演的戏互相学来学去,总是脱不出之前的那一套。念旧的老人都去看传统剧目,新潮的年轻人都去看电影明星,文工团的戏越来越少有人光顾。

作为全民所有制的文艺团体,文工团曾经是大动荡里的避身之所,城市的下乡知青找关系进文工团,为的是上调户口;乡下的孩子进了文工团,就成了文艺工作者,拿七块钱的一级工资。而一旦动荡结束了,尘埃落定,就像船靠了岸,大海退了潮,有门路的人纷纷回城、考学、找工作,没有门路的只能耗在无戏可演的团里,成了退潮后沙滩上剩下的海星和空贝壳,直至曲终人散。

这个电影的两个主角,却是既没有主动离开文工团,也没有陪它走到最后一刻的人。

因为这两个人被文工团抛弃了。 刘峰是那个在别人都随着浪涛退下的时候,仍在浅滩上独舞的人。

跟电影里其他几个重要角色不同,刘峰是一个家庭出身模糊的人。他曾经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简单化,无限向“螺丝钉”这个概念靠拢,并把它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是个自知不重要的人,要用无数不重要的事凑成重要。”在任何时代,他的行为都堪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主义的献身,或者献祭。投身于一项造福人类的事业,放弃自我,为共产主义献祭。它的代价是自我的非人化。

问题只是,这时候已经是七十年代中期,文工团里的理想主义开始默默退潮了。

小说里,刘峰连跟萧穗子的日常对话都没有一丝烟火气。他的话全都是标准答案,却解答不了问题。或者说,那仍然是标准答案,但如今的问题却不一样了。文革末期,当一切开始松动的时候,他这种简单纯粹的将自我隐蔽在概念身后的做法诚然无可非议,却蓦地显得有些虚伪了。也许连举报他的林丁丁都没有意识到,在大家的潜意识里,刘峰已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文革期间得到江青首肯的“三突出原则”,让英雄人物彻底远离生活,用公式安排他们的出身和人生经历,在这个原则下,英雄都应该是概念的图解,是一些文字游戏般存在的抽象事物。“纯粹”的人就是让人消失,让概念现身。罗兰·巴特曾经在七十年代初到过中国,发现中国是一个符号严重匮乏的国度,而同时这里的一切却又统一地指向仅有的几个符号,没有意外,没有褶皱,少数的能指服务着更加稀有的所指。“什么也没有落下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只带回了(除政治的答复外):空无。”

刘峰将自己缩减为概念的衍生品,缩减成一个个注释概念的字。但这时候,概念本身已经岌岌可危。因为“触摸事件”被下放的时候,那些印有字的奖状和背包他都不要了。何小萍说,“这些可都是好字啊。”在犯过错误之后,所谓的好字只能增加错误的严重性。以前的一切善行都可能被解释成蓄意追求这些好字的叵测居心。

刘峰下放后,何小萍对集体主义彻底失望。她试图用消失来完成对抗,既不做好事,也不做坏事,从此堙没无闻。讽刺的是,不久以后,她却成了无法消失的“英雄”。

影片最荒诞的一幕发生在政委强拉着何小萍去台上跳《草原女民兵》的时候,政委在台上把装病不成被迫上场的何小萍,说成是“轻伤不下火线”。意思是告诉何小萍,就算她在演出时有任何有意的失误或者消极对抗,都不会再有意义,因为不管台上发生什么,一切都成了“带伤上阵”这个预设话语下的可控的解释,都成了“正面的”东西。这里的任何事情都不取决于实际发生了什么,而是取决于词语的掌控者对它的处理。

台下山呼万岁,海啸般的“向何小萍同志学习!”汹涌而来。镜头慌乱地摇回何小萍的特写,她定定地望着前方,发丝凌乱,看不出是激动,是茫然,还是绝望。这时候她大概真正看空了一切。影片没有何小萍跳舞的画面,冯小刚明白这个场景的冲击力,把这段绝望的舞蹈删掉了,否则影片的高潮过早地出现,而其后发生的一切充其量只能算这支舞蹈的注脚。

之后政委干净利落地开除了何小萍,没有人有兴趣回去搞清楚那天的话语背后的事。

这几乎是她后来莫名其妙地成为“战斗英雄”的一次预演。何小萍本想做一个沉默的人,与话语隔绝的人,却遭遇了一次伏击,被讽刺地卷入了宏大的话语之中。而且成了宏大话语塑造的对象。她跌入了一个平滑的世界,这里光滑而没有皱褶,语言游戏安然而机械地运行,而她成了语言游戏的呈现者,参与话语的再生产。于是她疯了。

这个轮子,在需要你的时候,纵你万般抗拒,它不由分说把你卷上,不需要你的时候,马上把你碾在身下。

刘峰甘愿把自己碾进战争里。他仍然相信,整个国家是由一个个故事构成的。那个年代,故事中的人或许会有不同,但故事总是相似的。

刘峰设想的是,自己这绝望的飞蛾扑火兴许会变成一个不同的故事,如果死了,他近乎自戕的绝望会被传说成英雄般的牺牲,而他的报复是,以后有一天,那个战地歌手林丁丁将不得不歌唱他。但他不知道的是,不管是支持红色高棉,还是对越自卫反击,都不像之前的战争那样黑白分明,那样适合被歌颂。还有,林丁丁也根本不想做战地歌手。他毕竟还是太理想主义了。

影片中失血过多生命垂危的刘峰这样想的时候,林丁丁正在给陌生的士兵们唱《英雄赞歌》。自卫反击战只有短短二十来天,抗美援朝的歌曲被拿来救急,而这场匆匆的战事当时就被各国反对,也一直很少被跟正义放在一起。

一直到八十年代,才有人创作出那首《血染的风彩》。唱这首歌的残疾军人徐良红极一时,亦毁谤随身,他很快便从人们视野中陨落,成了个普通的残疾人,他尝试过不少职业,都告失败。这首歌的歌词不像《英雄赞歌》那样铿锵有力,而是在一遍遍问听歌的人,“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你是否还要 永久地期待? 本文已刊“虹膜”公号2017.12.26期,刊载时有删节。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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