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至暗时刻

文/橡皮

至暗时刻不请自到，不按门铃。

1940年6月4日，发电机行动成功，丘吉尔先为听众温习了1940年5月第二周开始的噩梦之旅，才报告出沉甸甸远超预期的获救数目。关于为护航发动机行动而吸引德军火力的加莱，丘吉尔提到，四天激烈巷战后，陆军将领被告知只有一个小时时间投降，长官嗤之以鼻。丘吉尔形容：寂静重新笼罩加莱，皇家海军仅带回30名幸存者，剩余全部同伴命运未卜。电影中是一个数十秒长镜头，跟随准将行走加莱最后的军队中匆匆拆丘吉尔亲署的电报来读，沿路火、光、血、伤、呻吟都齐了，他站定合纸自血污大兵人群中抬眼望穿防空洞，镜头化为数梭轰炸机携弹炸起的浓烟火光。

噩梦这么长，而天还会亮。

当时的抉择在事后考量仍格外扣人心弦。诸位，这并非宣传所谓“传记电影”，每部与历史有关电影，都是想象力在钢筋镣铐中的一次奇袭。电影创造者矜矜业业梳理证据罗织观点，站在文字记载、历史影像和常识公理上，不可冲突、不得偏颇，仍有旁观者在生，仍有普世价值需考虑，起舞空间极其有限。

电影中有意形容，丘吉尔为这项任务添加的遗憾、警惕和不妥协。夫人的感慨他毅然纠正，获任首相不是实现自己成年愿望，是实现自小婴孩起的夙愿；他说，不在肉体正当年华获得肯定，却在烂摊子无人收拾时只能以风烛残年的智慧顶上，这不是荣誉，这是复仇；英王定时间开周会，恨不得拒绝一切过国王的动议；一周见一次老板英王有如拔牙；与自己老板午餐会，他直言I’m unwanted；英王犹豫是否避乱去加拿大，暗示不想落个溃走的名声，他不动声色请国王考虑应该保护自己安全。世故圆滑的老手卖几个萌，重重困境中再加点障碍。

电影继续强化个人色彩的声色俱厉、勇往直前。在作战室中被议和派逼到墙角，堂堂首相，不玩任何手腕，夺门而出只为打一个也许拯救世界的电话。保守党唯张伯伦马首是瞻，两位老先生无处不在的嘀嘀咕咕，只有大权在握的那个人脸上波澜不惊、没有任何回击、目中只有街景，向我地铁里的民众朋友汲取了真实的精神力量。

只有主角光辉灿烂。

因为不是主角，所以与首相之位擦肩而过的同属上流人家出身的Halifax可以退后成为脸谱。据无据可考的网络资料，他也有种种主角光环所需的有辨识度的小细节，比如发不出“r”音的贵族口音；适合第一男主的庞大身高；天生萎缩的左胳膊及缺失一只左手；良好教育、优雅才华，不仅体现在爱写日记，战后立即写了本回忆录Fullness of Days，读者数量比起诺奖的丘吉尔先生当然过于寥寥，1957年出版后未查到有复刻在遥远东方更无人翻译。在电影里，Halifax和张伯伦的联手、翻脸，从始至终都是被代表正义和爱的事实、民众打脸，无需主角本人亲自回应，像一场单方挑衅的奇怪戏剧。尤其是，反方Halifax怕不服下议院众拒了首相之位，又想通过制造机会攻击丘吉尔再翻身上马，即便动机看起来略显曲折，电影也没再费心给出更合理的解释。

天真、忠心、赤胆，并得到了天命站在自己这边的庇佑——这是典型的胜者传记。江山已定，胜利奖给最忠心、最有才华、冲破层层荆棘见到阳光的人，我们捍卫的国家、集体、个人都获得想要的殊荣。没有任何霸道总裁文能比这个更酣畅淋漓。

Gary Oldman的演技确实值得叹服，所有公开资料可以找到的数十分钟演讲中，有时丘吉尔先生本人那仿佛就要快醉昏过去的声音反而不如电影版演绎的有说服力。换句话说，没有大束追光把人脸打得棱角分明、背景泛着天国般令人信服的余辉、白手帕纷纷而下而听众都用黑眼仁十足的渴乳眼神望着这些环境加持，Gary Oldman的声音也更像神之召唤。丘吉尔本人杂音不断的广播录音中那音域区间很窄、含混不清甚至对比起来有点平静的声音，放在几十年前不过是黑暗时刻无数天中的一天。

对，我觉得银幕上的著名演讲是Gary Oldman赢。真实版本的讲演，贵在可信，贵在可行。看过敦刻尔克的老兵采访，身在缺乏信息沟通的战争当场，没有人能知道自己正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里，甚至没人能知道自己在输赢的哪一方。不把每一次讲演当成戏剧化的盖棺定论，也正是把每一个时刻都当成积攒力量走向想要结果的最终时刻。这和我们奋力过好的每一天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并不是反对电影这么处理历史。我们确实需要精心炮制的普世价值，当细节一再经得起考究，主角身影高大到不能忽略，电影下的结论才通过似乎满足了类比推理的逻辑显得可信。把主角留给电影，把真实留给时间。无从知道在我面前的是否这大格局、小人生中的至暗时刻，但至少放手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