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时，我逃离故土，要为自己的灵魂追索一个更诗意的栖身之所，在那儿，欲望成为理所当然。

40年的写作生涯，我只描画对故乡的想象，那儿的人如何野蛮而纯朴，又如何在封建之下寻求妥协，最后交配出附着于物质之上的虚伪的体面——我却再未踏足那片风尘僻壤。

我是不会承认笔墨里的政治色彩，也超脱于功利之阿谀，就像瑞典国王也无法叫我穿着滑稽的礼服，卑躬屈膝，不，我拿着我的麦克风，羞辱了所有藏在丝绸衣摆下的利欲熏心。

今天，拿到这个奖，我很悲伤，我的写作生涯结束了。

那么意味着，叶落归根，我得回故乡看看去。而我真正害怕的是，在漫长的时间里，我描绘的家乡都根植于20岁的臆想，字里行间，或许没有一句真话——我让西方社会相信了我，热烈的掌声一声声拍在我的脑门上，“醒醒，你是最真诚的，你的勇气无与伦比”。

看着诺贝尔奖牌，是的，我没有撒谎，是的。

直到我的旧情人来找我，我让她载我去湖边，往日我们约会的地点——湖水彻底干涸，露出了荒蛮的湖床。40年的时间，我的文字抽干了故乡所有的神秘与纯粹，将所有的不堪暴露在烈日之下，而6000公里外的文学沙龙的茶会上，他们赞叹之为“魔幻现实主义”。

故乡的人，花了40年的时间，真的活成了我笔下的模样。

唯一能称为纯朴的，只有老夫妇递来的酸梅奶昔，和故居户主扔来的“滚”。

我形容胡丽塔的每个词，都是西方社会对低俗血统的怜悯。

故事的最后，我终于得偿所愿，完成了一个堪称为“伟大作家”的最后一块拼图，死亡——死在了旧友女婿的枪下，在被当做一只猪狩猎的过程中。

有趣的是，拍照，开枪，开口，都是“shoot”，而那只溺死在池塘的火烈鸟，或许死于被害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