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反智社会里一种不合时宜的存在

张三荤
41年前,江苏北部的某个小乡村,他跟其他小孩子一样,可能在村里的一个旮旯里玩弹珠或者捉迷藏。

7岁的他跟随父亲去了北京,之后考入北大。北大图书馆三、五块钱处理的《时代》过刊,成为他认识西方的主要途径。

这段阅读经历,对他的思维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人、对事物、对国家的看法,都是从西方经验里来的,比如说,我就曾认为个人主义是最好的。”

毕业后他成为一名comer,第一个月的工资就相当于母亲一年的收入。

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他又干起了记者,去美国他从东海岸转到西海岸,采访了20个人,开启了文学流浪式的生涯。

“以前对于西方的认识更多是从书本上,这次是人和人更感性的接触,也是第一次跟以前只在教学参考书上出现的人进行真正的交流。像加尔布雷斯、希勒,他们都是非常典型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世界的思考方式,甚至他们的谈话方式,你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借鉴,慢慢形成自己的态度。我见加尔布雷斯时,他已经92岁了,还在写新书,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做这样的人,要做一些新的事情。”

这段异国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境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从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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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前,江苏北部的某个小乡村,他跟其他小孩子一样,可能在村里的一个旮旯里玩弹珠或者捉迷藏。

7岁的他跟随父亲去了北京,之后考入北大。北大图书馆三、五块钱处理的《时代》过刊,成为他认识西方的主要途径。

这段阅读经历,对他的思维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人、对事物、对国家的看法,都是从西方经验里来的,比如说,我就曾认为个人主义是最好的。”

毕业后他成为一名comer,第一个月的工资就相当于母亲一年的收入。

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他又干起了记者,去美国他从东海岸转到西海岸,采访了20个人,开启了文学流浪式的生涯。

“以前对于西方的认识更多是从书本上,这次是人和人更感性的接触,也是第一次跟以前只在教学参考书上出现的人进行真正的交流。像加尔布雷斯、希勒,他们都是非常典型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世界的思考方式,甚至他们的谈话方式,你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借鉴,慢慢形成自己的态度。我见加尔布雷斯时,他已经92岁了,还在写新书,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做这样的人,要做一些新的事情。”

这段异国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境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从来都离不开书。

即使是坐地铁或是接受媒体采访前的空隙,他的面前也总会有一本书,或是一本英文杂志,一本厚重的英文字典。

他做书店、开专栏、写书。

八年间,从《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到《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从《经济观察报》到《生活》杂志,这个在23岁就决定做一个作家的人,他的文字已经影响了新一批年轻人。

他就是许知远。

把自己锤炼成公共知识分子

从为中国介绍西方,到向台湾介绍大陆,许知远感受的最大不同是,“你越描绘自己的国家,越意识到跟她的感情,情感是一点点凸显出来的。所谓的冷峻都是假装的,要温情,不要滥情就可以了。”

许知远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便开始试图探讨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他的价值体系中,也开始补充进一些非英美体系的东西,《金融时报》中文版的专栏成为其建构国人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阵地。

他不断地读书、不断地去各地游走,希望把看到的、听到的东西都用文字表达出来。

公知应该准备怎样的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

很多人质疑他写文章喜欢旁征博引,然而他认为使用引语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连接的过程,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人,为读者提供启发。

这样的行为在西方传统很正常,但来到中国就显得太反智了,人们喜欢直接的东西。

拿来主义让人变得越来越随意,互联网的便利让大众可以信手拈来,什么东西拿过来就是自己的了,他们不愿意为任何东西埋单,现成的东西不用白不用,何必还要让自己费劲。

最近很火爆的各类知识问答app,商业化的知识经济开始培养大众的付费意识,但这也只不过骗了那些盲目跟风想快速提升自己的一小撮人,跟前些年的成功学无异。

许知远对此表示担忧。

他善于在文章中推理,而不是摆出一个明确的观点。

他大多文章的末尾常常是戛然而止,并不总结和评价主角的一生,并不提到他认为未来会怎么样,更不喊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口号或号召。

更多的是留给读者去评判,留给时间去揭晓。

很多人都觉得他格格不入

有人说,他的节目简直就是全程尬聊。

他采访蔡澜,问她小时候喜欢读什么书,蔡澜说喜欢战争与和平,约翰克里斯朵夫。许说,这些英雄主义还在你心里吧?蔡澜说,丢掉了,没有了。许问,那你会觉得背叛了自己的青春吗。蔡澜沉默了十秒,说你们这几天还想去哪儿啊?许说想去邵氏,您有兴趣吗?蔡澜:没有。

他从不谦虚,很多人觉得他装逼。

罪魁祸首来源于70年代的那场风波,知识越多越反动,因此知识分子到现在也抬不起头,一直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鄙夷。

 这个社会流行着一股“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的瘟疫,“专家”一定是黑心的,“知识分子”一定是领了美国狗粮的。很多人其实可以算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但却也不敢承认了,他们害怕被喷,只希望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明哲保身就好。

而许知远,留着一头摇滚青年一样的长卷发,长满痘痘的脸上表情严肃,言语深沉,拿起一本书就沉浸在阅读的平行时空里,有时候还会分享给自己身边的人听,不管他们的眼光。

他像极了一个怨妇,天天念叨着“一代不如一代了”,他担心飞速发展的科技会把人类毁掉,他觉得马东的《奇葩说》有点泛娱乐化了,他害怕身边变化着的一切。

从形象到性格,许知远都不是一个特别招人待见的角色,与八面玲珑的马东相比,他像冰块一样,坚硬、突兀,让人消化不良。

在安于现状的庸常大众面前,许知远是一个“杜甫”式的异类。他能一针见血地捅破国民脆弱的自尊,也能一口气写下洋洋万言的文字,细数中国媒体命运的雷同与宿命,对周围世界始终持有温情。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说,“一张没有牙齿的嘴,不再具有说出真理的权利。”许知远是有牙齿的,既不颂圣,也不可讴歌这个时代,他只是凭借本心来与流行文化的符号人物进行探讨,尽量把娱乐虚无的元素往时代精神脉络的方向导引。

这样的一个人,能够持续关注内心不那么安逸的那部分,持着偏见来看待别扭,关注别扭,记录别扭,反倒有趣。

这类东西,不喜欢的人会非常不喜欢,喜欢的人却会非常喜欢。

他变成了不合时宜的人

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理解媒介》《消失的童年》《1984》《美丽新世界》《娱乐至死》这些书都有所诠释,娱乐化是不可阻挡的大潮流。

娱乐是人的本能,为本能而生的产业当然有生生不息的活力,但娱乐的泛滥却有更深层次的危机,正如关于马东那期的节目片头引用《娱乐至死》的那句话描述的一样: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的庸俗文化。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语言。

许知远跟韩寒在2010年的骂战,为了批判韩寒,他写下《庸众的胜利》,至今过去7年时间了,韩寒不再犀利,为了赛车已经好久没写书了,当时的热血也再从当了国民岳父之后冲淡了很多。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再向往诗和远方,而看重眼前的苟且。

唯独他却什么都没有变化,依旧在怀疑和批判,他感叹人们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耗费过多的精力,而这些问题在历史上早已有答案;他提醒人们不要沉溺于浅薄的娱乐,应该追求更精致的文化;他痛心于当下的年轻人不识货,视过往历史如鄙履;他警惕技术、速度和娱乐驱动的时代会把人变得空洞和麻木……

他去采访行业的精英,想知道这个时代最优秀的那批人在想什么、干什么,结果很令人失望,他本以为是同盟军的人都纷纷弃他而去,或挣了大钱,或活明白了,反正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苦大仇深了,他变成了不合时宜的人,像穿长衫立在咸亨酒店喝酒的孔乙己。

继续着知识分子的焦虑

这都源于他骨子里对社会的焦虑。

他在《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的结尾写到:一个国家的勇气不是表现在,当他跌倒时,立刻爬起来拍着胸口说——我没事,我很坚强;而是他会思考,为何我会摔倒,如何能够避免下一次,不因为同样的问题再摔倒。这种思考注定是痛苦而不安的,因为正视自己的弱点总是让人不安,但它值得一做。

你不能指望马东等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地告诉你娱乐的副作用,他只会告诉你“这世界上只有5%的人是在真正思考的,是关心过去和未来的,剩下那95%的人,他们只是在生活。”他们要赚钱就要放弃深度,向市场妥协,讨好95%的人,这无可厚非,但这更凸显了许知远的可贵。

许知远的怀疑和批判是充满真诚的,他在泥沙俱下中絮叨地告诉95%的人,你应该追求成为那5%的人,去追求更深沉、更理性、更精致的人类文化,他的姿态像螳臂挡车,对改变社会发展趋势几乎于事无补,但他至少可以唤醒具体的个别人。

中国很缺的是诸如许知远这样的作者,把一个栩栩如生的故事放在你眼前,留下设问,让读者自己去评断,自己去建立思考的体系,曾经有过的,也几近被封死掉。

正如苏格拉底曾说:“有看法的人一点也不比有知识的人差”。

许知远不合时宜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他根本不care大众对他的评价,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认同他,他也会坚持自己讲话的权利,而他只是讲出自己内心的一点看法而已。

他在开始的时候就说过:我是带着偏见看这个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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