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股”与生民——《大明王朝1566》观剧随笔之一

江海一蓑翁
(按语:近日闲暇之时,开始重看十年前问世的经典历史正剧《大明王朝1566》,些许感悟,将不定期在公号发布,此为第一篇。)

公元1566年,是大明嘉靖四十五年,距离黄仁宇笔下的“万历十五年”,也仅仅只有二十一年之遥。大明在万历初年的种种人与事,此时都已经在历史舞台上初露。虽然正如某位学妹所言:张黎导演的这部电视剧并非是真正的历史,而是对于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拼接与组合,然而这样的艺术化处理,却能够使得历史演进的逻辑线索更加清晰,因此本文的论述,都是根据剧中演绎的“艺术化的真实”展开,史料考证人士大可不必苛责。

正如美国学者司徒琳先生在《南明史》一书中所言:导致明朝矛盾突出,乃至最终亡国的原因,跟明朝的集权专制体制有着很大的关系,无论是“文武官员之间的内耗”,而是所谓“大臣围绕如何作为皇帝辅弼展开的争论”,归根结底,都源自皇帝权力的极度强化。然而尽管明朝取消了宰相制,皇帝一人仍然不足以应付所有统治事务,当皇帝需要辅弼之时,原本集中于皇帝身上的一元化权力,都必然会重新出现多元化的态势。在这部电视剧,以吕公公为中心的宦官集团,以严嵩、严世蕃父子为首的所谓“严党”,和以皇储裕王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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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近日闲暇之时,开始重看十年前问世的经典历史正剧《大明王朝1566》,些许感悟,将不定期在公号发布,此为第一篇。)

公元1566年,是大明嘉靖四十五年,距离黄仁宇笔下的“万历十五年”,也仅仅只有二十一年之遥。大明在万历初年的种种人与事,此时都已经在历史舞台上初露。虽然正如某位学妹所言:张黎导演的这部电视剧并非是真正的历史,而是对于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拼接与组合,然而这样的艺术化处理,却能够使得历史演进的逻辑线索更加清晰,因此本文的论述,都是根据剧中演绎的“艺术化的真实”展开,史料考证人士大可不必苛责。

正如美国学者司徒琳先生在《南明史》一书中所言:导致明朝矛盾突出,乃至最终亡国的原因,跟明朝的集权专制体制有着很大的关系,无论是“文武官员之间的内耗”,而是所谓“大臣围绕如何作为皇帝辅弼展开的争论”,归根结底,都源自皇帝权力的极度强化。然而尽管明朝取消了宰相制,皇帝一人仍然不足以应付所有统治事务,当皇帝需要辅弼之时,原本集中于皇帝身上的一元化权力,都必然会重新出现多元化的态势。在这部电视剧,以吕公公为中心的宦官集团,以严嵩、严世蕃父子为首的所谓“严党”,和以皇储裕王为中心的“太子党”,就成为皇帝之外的权力三元。从表面上来说,自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在实际政治层面,大明官僚体制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必然要面临山头的选择问题,因为任何上传下达的信息,都只有通过上述三种权力中心的过渡,才能在帝王和普通臣子之间构成连接。而这种选择,往往构成了非此即彼的关系,严世蕃跟胡宗宪所说的“你头上只有一片云,那就是我们严家”,正是此意。

无论是名义上作为一元权力中心的嘉靖皇帝,还是实际上构成亚权力中心的三方核心人物,都需要借助于儒家意识形态,来构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这样的合法性来源,自然是广大生民,是天下苍生。然而在这些实权人物政治话语当中的“天下苍生”,是具体指向每一位老百姓的幸福美满生活,还是指向自己权力争夺的一种符号和工具呢?我们透过以下剧情,便可见一斑。

因朝廷财政严重亏空(明代时并没有清晰的公共财政概念,所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些亏空,有多少源自为天下生民公共服务的支出,又多少源自以皇帝为代表的权力集团的开销,实际上很难完全区分清楚),经严党一方提议,在浙江推行所谓“改稻为桑”的国策。为了能够把稻田改桑田的推行和支出成本最小化,严党居然令人发指地炸开新安江堤坝,人为制造出洪灾。在论及浙江受灾区域百姓利益之时,严党的幕僚们只是以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来轻松应对。严党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行此逆举,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推行改稻为桑之后,朝廷收入大增,皇帝修道求仙和日常奢侈生活的用度能够继续得以保证,有了皇帝首肯的政治正确,些许小民安危,只是次要之事;第二,作为皇帝与广大官僚机构之间的必备中间桥梁,朝廷从改稻为桑当中获取的巨大收益,有相当一部分,要落入严党众人之手,这样收益巨大的“寻租”之举,自然能够超越区域性稳定与民众生计的局部问题,成为他们铤而走险的动力。如此行为,看似大逆不道,但既符合政治正确,又能有大量的外快收入,对浙江造成的烂摊子,自然有严党已经不太放心的浙江一把手胡宗宪顶着,何乐而不为呢?

而对于裕王一方来说,一方面,他作为皇储,未来天子的地位,使得他天然能够成为一方权力中心,但这种权力中心的构成前提是,不能危害到现任天子,也就是嘉靖皇帝的权威和利益。“改稻为桑”的国策本身,就会造成对原本以水稻为生的浙江农民的巨大伤害,但因为这一国策为嘉靖首肯,同时又能给嘉靖带来丰厚利益,那么裕王手下的各位臣子,自然也是心领神会,无人反对这一国策。在这个时候,所谓广大生民所代表的“天下”,完全被搁置在一边,“天下”之是非,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

既然不能反对这一国策,是不是可以在具体措施上,尽可能考虑生民之福祉,为作为未来天子的裕王赢得民心呢?我们来看看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的具体做法。他们首先推荐谭纶到胡宗宪身边担任参军。谭纶去浙江的目的,表面上是历练经验,实际上则是以自己跟胡宗宪的私人交情,试图把胡宗宪拉到裕王一方,即使不能让胡反水,至少也要造成严党对胡的不信任。

裕王集团的计划成功成为现实。一方面,是严党集团怀疑胡宗宪对自己的忠诚;另一方面,则是裕王集团仍然把胡宗宪看作他者,百般刁难与提防。在胡宗宪进京向裕王集团执掌的户部借粮的时候,得到的回应是无粮可借。裕王集团的策略是:要么让胡宗宪彻底反水,成为自己的人;要么就让胡宗宪彻底从政坛消失,让严党折损一员大将。此时,他们似乎已经忘了:这些粮食,是用来拯救浙江灾民于水火之中的,浙江的百姓,不是胡宗宪的子民,而是大明朝的子民。在“倒严”成为裕王中心的首要任务的情况之下,浙江的稳定,以及浙江生民的安危,同样是被作为一种权力斗争的工具与砝码。张居正的一句“干脆让浙江乱起来”,可谓道破天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严党的新一代核心人物严世蕃,因为已经开始怀疑胡宗宪对本方的忠诚,也希望胡退出政坛。就这样,一位尽管身处严嵩集团之中,但尚存辖下子民安危的浙直总督胡宗宪,就成为了严党和裕王两方都不信任,甚至大为提防的人。

为百姓福祉而奔忙,却落得个两面不讨好的境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悖谬的结局?就在于各个权力中心的所谓“屁股”意识。

“天下为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大道理谁都会讲,但实际上遵循的生存逻辑呢?却很可能是吃谁的饭,替谁说话。胡宗宪不以提拔自己、给自己巨大权力的严嵩之是为是,不以嘉靖皇帝钦定之国策为是,而偏偏要去顾及往往只是出现在大明朝公文中的“天下”与“苍生”,那么他落得这样的境地,又有什么奇怪呢?

2017.10.25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即将刊发于《江海晚报》的“文化视点”专栏,欢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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