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 碰撞 6.9分

群体之势下人性的泯灭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在一个半小时手持跟焦的小场景里,那些摇晃又不安的镜头下,这辆装载着25人的囚车在24个小时内所发生的一切,几乎映射了整个埃及社会。

2013年7月,埃及总统穆尔西被反对派及军方推翻下台,因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又称埃及二次革命)。活动中最主要的两大对峙阵营便是穆尔西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和支持军队执政的拥军派(世俗自由派)。一个月后,这场处于伊斯兰世界中的抗议活动演变成了暴动,局势混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埃及军方用以暴制暴的方式进行了清场,军人们扛起长枪开出囚车,强行逮捕了街上抗议的民众,而影片中的故事便发生在其中的一辆囚车上。

囚车中的25个人被分为五次关进车内,而每次均各有所指:对记者的关押,体现了埃及军方对新闻自由的钳制,成为埃及当局(伊斯兰世界)与外界(西方文明)的隔离的隐喻,后来美国记者被拷上手铐这一细节更是体现了埃及(伊斯兰)民众和军方的仇美情绪;关押拥军派群众(当中还有一个未成年男孩)和执意要释放孩子与妇女的军人,包括后面军人拒绝为囚车内即将闷热到窒息的群众买水这一细节,则直指和讽刺了军队在执政方面的盲目与专横,同时也揭示了埃及内部政治的荒谬,以及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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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半小时手持跟焦的小场景里,那些摇晃又不安的镜头下,这辆装载着25人的囚车在24个小时内所发生的一切,几乎映射了整个埃及社会。

2013年7月,埃及总统穆尔西被反对派及军方推翻下台,因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又称埃及二次革命)。活动中最主要的两大对峙阵营便是穆尔西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和支持军队执政的拥军派(世俗自由派)。一个月后,这场处于伊斯兰世界中的抗议活动演变成了暴动,局势混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埃及军方用以暴制暴的方式进行了清场,军人们扛起长枪开出囚车,强行逮捕了街上抗议的民众,而影片中的故事便发生在其中的一辆囚车上。

囚车中的25个人被分为五次关进车内,而每次均各有所指:对记者的关押,体现了埃及军方对新闻自由的钳制,成为埃及当局(伊斯兰世界)与外界(西方文明)的隔离的隐喻,后来美国记者被拷上手铐这一细节更是体现了埃及(伊斯兰)民众和军方的仇美情绪;关押拥军派群众(当中还有一个未成年男孩)和执意要释放孩子与妇女的军人,包括后面军人拒绝为囚车内即将闷热到窒息的群众买水这一细节,则直指和讽刺了军队在执政方面的盲目与专横,同时也揭示了埃及内部政治的荒谬,以及普通人的意愿在群体(军队)中难以起到有效作用的无奈;未成年男孩的母亲实际上是“主动”进入囚车的,为了接近和保护自己的孩子,她只能通过施加暴力让军方把自己也关押进去,在此不但有对暴力行为的潜在性、成因和目的描述,也体现了暴力在特定情形下会成为一种无力而绝望的控诉方法和保护手段;囚车经过穆兄会聚集地,在关押穆兄会成员及其拥护者时,电影通过表现一对父子的分离和军人对待老人的粗暴行为,揭露了埃及军方的残暴和无情。

囚车内的冲突随着被关押者的增加而变得愈来愈多:政教合一与世俗自由的冲突、宗教与教育的冲突、家庭内部价值观的冲突、自我(友情、爱情)和传统文化的冲突、以及群体身份与个人的冲突等等。吊诡的是,当原本对立的两个阵营被同时置于一个窄小的封闭空间且面临着同样的生死存亡的威胁时,这些原本看似不可调和的冲突在囚车内逐渐变得无足轻重,那些非理性的暴力也因最基本的人性和人类共有的求生欲望而得以被隐藏,并相继唤醒了人们理性和良善的一面。

导演用伪纪录片的形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触目惊心的暴力现场。晃动的镜头由始至终都没有脱离“在囚车内”这一层影像关系,这一点无论是在视觉抑或心理层面上都加深了观众的在场感和对囚禁的体验感。更重要的是,导演在电影中不但提出了问题,更体现出了对这个问题思辨的过程,让这部电影所承载的意义突破了电影里时间和空间的局限。

“囚车”是一个对“人性与群体关系”具有讨探意味的意象,它因冲突而存在。作为一个将不同小群体隔离于大群体的封闭空间,一方面使冲突得以聚焦和呈现,另一方面让群体在大大小小接踵而至的冲突中淡化群体概念,凸现个体身份,继而使人回归到最根本的人性当中。这是影片中的一个转折——冲突在群体中呈现出缓和的趋势,仇恨和矛盾渐渐消散,囚车内不仅开始有了互相关怀(尤其表现在拥军派护士以及在场所有男性对穆斯林少女的关怀,以及护士对手腕上纹着十字架的军人的关怀上),甚至还充满了一片欢声笑语。然而,就在囚车内的冲突几乎完全消散的时候,囚车外的更大的冲突正在蓄势待发——穆兄会的“营救者”把囚车开到穆兄会的群体集聚地,讽刺的是,这辆禁锢群众自由的“监狱”在这时竟成了一个具有救赎意味的“庇护所”,车内的人曾试图用尽各种方法想打开车门,而此刻却都在心中默默祈祷车门紧闭。最后,囚车的门终于被撞开,一帮手持长刀铁棍的暴徒破门而入。

电影在此时戛然而止,我在荧幕前却思如潮涌。

这些群体暴力的画面,对于身隔千里的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历史上,这种暴力从未停止。在人类“文明史”的残酷进程中,尽管可能起因、目的和性质都有所差别,但群体暴力的残暴程度及其恶劣后果却大都相差无几。无论一开始的诉求和性质为何,最后都难免演变成一场对人身心造成极大伤害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人性在此中被扭曲、模糊、隐匿,最后无迹可寻。手拿长枪的穆兄会成员与手持铁棍的红卫兵在施暴的那一刻,都长着一张同样的脸。而一旦有诸如电影中“囚车”这样对人们具有更大威胁性的封闭空间将部分人群隔离开后,他们似乎获得了一个对斗争和暴力冷静思考的机会(试想一下在文革中也出现这样一辆作为第三方间接起到干预作用、关着同等数量红卫兵和批斗对象的囚车),最初的那些冲突在最后往往又会呈现出另外一种相对理性的状态,或者说被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所取代。所以,导演在描述仇恨的同时也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我们真的彼此憎恨吗?

我们真的彼此憎恨吗?

自古以来,一切最终发展成大规模暴力事件的革命,都无法同“群体”撇开关系,一方面是因为个人的能力始终有限,让一个人直接施暴于数百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大规模的实施暴力就必须依靠群体。

另一方面,在心理学的角度,处于革命这样的突变情景中,群体中的个人会比其在孤立时具有更大的施暴可能:人在群体中容易陷入群体无意识,容易受到怂恿和各种暗示的支配,个人的情绪在群体中也容易被他者的情绪(如仇恨)感染,从而无意识的放大,而个体在这种状态下进行推理和判断的能力则会大大降低。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无意识的群体”陷入极端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就像二战中大部分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以及文革中的群众会在情绪被大肆煽动的状态下对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人进行暴力批判。

其次,“法不责众”心理会给群体中的个人营造出一种匿名化的氛围(朱力《中国社会风险解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性质》),所以他们不需要像在孤立时那样因为有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而约束自己,这个时候,群体身份的匿名性成了激发人性潜在暴力的催化剂,这样又再次加大了群体中的人实施暴力的概率。

再有,革命中的群体多为有相同的观念(宗教信仰、政治观)和身份特质(阶级身份、社会身份)的同质群体。而同质群体又都具有很高的群体认同感,一旦有了这种认同感,群体中的个人则会产生一种群体价值观以及心理暗示,对敌对群体施暴这个在法律上犯罪的行为便被转化成了履行群体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于他们的心理而言他们自认为是无罪的,就像白天滥杀无辜而夜里对安拉祷告的恐怖分子。

最后,身处群体中的个体会有一种不受控的效仿行为和从众行为,所以一旦群体中的某个成员采取了暴力行为,就会出现“被学习”的现象,从而再一次的加大了发展成大规模暴力的可能性。
    
“暴力并不是由孤立的个体制造的,而是在整个情绪注意力空间产生的”(兰德尔•柯林斯《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而群体正是这个制造暴力的情绪注意力空间本身,是滋生仇恨和助长暴力的温床。

而电影中,当囚车里的“小群体”被隔离于外界更大的“群体”且面临着更严峻的生存危机后,情绪注意力空间逐渐模糊,暴力和仇恨也依次消失。导演用“囚车”在电影中做了一个假定——如果群体中的个人从群体中脱离出来,一切会不会变得不一样?或者说,他在做这个假定前就已经有了答案——如果群体中的个人从群体中脱离出来,一切肯定都会变得不一样。

如果穆斯林可以撇开他们的宗教身份,如果红卫兵可以撇开他们的阶级身份,如果二战中的德国人可以撇开他们的种族身份,如果红色高棉、大肃反、白色恐怖中的施暴者可以撇开他们的派别身份,如果群体中的个人可以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和所有人一样有血有肉的人,那些看似不可浇灭的仇恨其实是不是有被抛诸一边的可能?那些冲突是不是可以避免?那些人性泯灭的暴力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如果可以独立的思考和分辨真理,如果可以清晰的认识和反观自己,如果可以更冷静一些,如果可以更理性一些,也许我们会发现,我们并不真的憎恨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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