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苍穹:方舟 钢铁苍穹:方舟 尚未上映

美国科幻作家如何影响未来的

出自幽谷

文/Eileen Gunn

读到有关未来的故事,人们总会去想它究竟会不会变成现实。进入新世纪后,常听有人失望地抱怨“怎么会飞的车还没出现?”,可见以目前的科技水平,仍然还不足以做出二十世纪初那些科幻作品中的最酷炫的事物。

但是科幻作品的任务并不是预言未来,它只是提出一些可能的设想。作家们或许会觉得未来故事比较好写,因为谁也不知道将来究竟会怎么样。未来就像一个黑匣子,“不用害怕矛盾,想怎么写都可以。”著名诗人兼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在采访时如是说。“未来就仿佛一个安全、无菌的实验室,可以随便试验各种想法,”她比喻道,“是一个思考现实的途径,一种方法。”

有些作者确实用这个实验室做出了一些可行的未来,设想以目前的社会趋势与已有的科技突破将把我们引向何方。譬如首创“赛博空间”概念的威廉.吉布森,他在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惊座四方的作品,描绘了一个高度联通的全球化社会,日常生活中到处是危险的黑客、赛博战争以及激烈的真人秀。而其他作家则将未来写成一个隐喻。像勒奎恩就在她1969年的获奖作品《黑暗的左手》中遥想了一个世界——那里生活着一群经过基因改造后的冬星人。借此,她探索了一个没有性别差异的社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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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Eileen Gunn

读到有关未来的故事,人们总会去想它究竟会不会变成现实。进入新世纪后,常听有人失望地抱怨“怎么会飞的车还没出现?”,可见以目前的科技水平,仍然还不足以做出二十世纪初那些科幻作品中的最酷炫的事物。

但是科幻作品的任务并不是预言未来,它只是提出一些可能的设想。作家们或许会觉得未来故事比较好写,因为谁也不知道将来究竟会怎么样。未来就像一个黑匣子,“不用害怕矛盾,想怎么写都可以。”著名诗人兼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在采访时如是说。“未来就仿佛一个安全、无菌的实验室,可以随便试验各种想法,”她比喻道,“是一个思考现实的途径,一种方法。”

有些作者确实用这个实验室做出了一些可行的未来,设想以目前的社会趋势与已有的科技突破将把我们引向何方。譬如首创“赛博空间”概念的威廉.吉布森,他在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惊座四方的作品,描绘了一个高度联通的全球化社会,日常生活中到处是危险的黑客、赛博战争以及激烈的真人秀。而其他作家则将未来写成一个隐喻。像勒奎恩就在她1969年的获奖作品《黑暗的左手》中遥想了一个世界——那里生活着一群经过基因改造后的冬星人。借此,她探索了一个没有性别差异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科幻作品的广度跨越了幻想与现实,它与科学之间既有互惠的关系也有矛盾的地方。有些写手会在动笔之前严谨地查阅物理、计算机方面的最新进展,而也有些人为了服务情节,会自行发明出一些“不可能”的科技(例如勒奎恩的超光速通讯器"安赛波")。还有的则像H.G.威尔士那样,用时间机器将读者带到未来亲眼见证人类的毁灭,然后引发出一场社会舆论。

很多时候,往往是那些看似奇怪的点子反而得以付诸现实。这可能与科幻作品的影响力有关。对于具有一定科学素养的读者,艺术能够点亮他们幻想的火花,然后反过来帮助实现作者的设想。儒勒.凡尔纳在他1865年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中提出了光能飞船;而今天,全世界的科技工作者们都在忙着研究太阳帆。

Jordin Kare是为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供职于位于西雅图的LaserMotive科技公司,他在激光的理论与实践、太空电梯以及光能推进器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他在采访时感谢了科幻作品带给他人生与事业的影响。“我从事天体物理学的研究是因为我对宏观尺度的宇宙很感兴趣,但我报考MIT,却是因为罗伯特.海因莱因的小说。他那本《穿上航天服去旅行》的主角正是MIT的学生。”Kare承认自己是一个活跃的科幻小说迷,他说:“在科学领域,最富探索精神的人总是会跟科幻界保持联系。”

微软、谷歌、苹果以及其他公司常常会邀请一些科幻作家为旗下的员工举办讲座,然后安排他们跟研究部门的开发人员私下会见。“设想(design fiction)”——即技术公司为搜罗新点子而向外界发起征文的过程——正是当今社会科幻与科技之间密切关系的完美体现。有些机构还会雇用作家专门创作“What-if”类型的故事,用以探索具有潜在市场的产品。

“我真的很喜欢‘设想’,或者说‘雏形创作’。”小说家科利.多克托罗向杂志透露道——迪士尼和乐购都是他的客户。“公司为一项科技产品的可行性举办征文大赛,这事不足为奇。就像建筑师为一栋楼房制作的效果图。”多克托罗在一家软件企业工作,对两边的工作流程都很清楚。“我参加过一些工程研讨会,会议上我们经常会争论产品投用后会怎样。而这时候,写部小说就是个挺好的办法。”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科幻界对于未来的态度可以说是相当积极的。大家都认为科学发展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但在接二连三的战争以及原子弹现世之后,科幻界的情绪有了巨大转变。故事走向越来越暗黑,科学不再是救世主。

而近些年来,反乌托邦主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了。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社会中大部分人并没有感受到科技发展的好处。杂志采访了知名评论家、《科幻百科全书》编辑者之一的John Clute,他引用了勃兰特.罗素在1924年发表的谶言:“罗素曾说‘我担心科学终会被统治者们利用,而非造福人类’。而我们今天要的担心是,这个世界是不是已经被利益既得者占据了统领地位。”

畅销书作者金.斯坦利.罗宾森(代表作《火星三部曲》,《2312》,《萨满》)亦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说苏珊.柯林斯的《饥饿游戏》展现的正是这种状况——富有的统治阶层利用无情的角斗游戏,在人群中散布恐惧和无助情绪,压制穷人们的反抗念头。“科幻作品反映了当下的人们对未来的予感,”罗宾森说道,“这就是为何30年代、40年代以及50年代的作品都很有‘抱负’。人们曾以为未来不论如何都会比当下更美好,但现在他们不这样想了。富人占据了十分之九的资源,剩下十分之一给我们争食。如果我们反抗,他们就以阶级斗争捣乱者的名义镇压我们。他们过着无比奢华的生活,玩弄我们,而我们只能忍受饥饿,自己打自己人——这就是《饥饿游戏》的画外音。这部作品能够在市面上造成轰动反响是理所当然的。”

威廉.吉布森认为将科幻作品直接分成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两个阵营是没有意义的。尽管他在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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