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人 鸟人 7.9分

《鸟人》·伶人·愚人——一种解读

傻不傻666
如果从“起承转合”的角度来看,《鸟人》之“转”,始于主人公同剧评人的撕破脸皮。稍早之前,观众就已获知,“脸皮”,或更文雅地说,“形象”,对这位过气演员有多么重要。实际上,和所有具备足够深度的“圈内戏剧”一样,《鸟人》不可避免地触及了一系列事关戏剧本体的重要议题,从而使自己清楚地区别于那类辛辣却浅薄的讽刺小品。事实是,影片或许向我们道出了伶人最为根本的生存困境——说它“根本”,是因为这种困境正植根于“伶人”这一身份本身——“伶人”只有在观众的眼中才看得见自己的存在;但其所见,与其说是自己,毋宁说是自己的“形象”——一张或滑稽或悲哀的面具。正是这一点,成为了迈克尔基顿饰演的主人公全部焦虑的源头: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他感受不到存在的重量——前途是明摆着的,如果不挣扎反抗,他就将沦为“鸟人”这张面具背后的幽灵,并随它一起,变得“轻于鸿毛”(在本片中,悬浮半空,究竟意味着心灵的自由,还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始终暧昧不明);然而,也同样是这一点,决定了他的挣扎注定要以惨败收场。因为,只要仍以“伶人”自居,那么继续存在于观众眼中的唯一方式,就是以新的面具覆盖旧的面具;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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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起承转合”的角度来看,《鸟人》之“转”,始于主人公同剧评人的撕破脸皮。稍早之前,观众就已获知,“脸皮”,或更文雅地说,“形象”,对这位过气演员有多么重要。实际上,和所有具备足够深度的“圈内戏剧”一样,《鸟人》不可避免地触及了一系列事关戏剧本体的重要议题,从而使自己清楚地区别于那类辛辣却浅薄的讽刺小品。事实是,影片或许向我们道出了伶人最为根本的生存困境——说它“根本”,是因为这种困境正植根于“伶人”这一身份本身——“伶人”只有在观众的眼中才看得见自己的存在;但其所见,与其说是自己,毋宁说是自己的“形象”——一张或滑稽或悲哀的面具。正是这一点,成为了迈克尔基顿饰演的主人公全部焦虑的源头: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他感受不到存在的重量——前途是明摆着的,如果不挣扎反抗,他就将沦为“鸟人”这张面具背后的幽灵,并随它一起,变得“轻于鸿毛”(在本片中,悬浮半空,究竟意味着心灵的自由,还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始终暧昧不明);然而,也同样是这一点,决定了他的挣扎注定要以惨败收场。因为,只要仍以“伶人”自居,那么继续存在于观众眼中的唯一方式,就是以新的面具覆盖旧的面具;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那么,当主人公试图以一个“伶人”的身份为大众所瞩目时,一个令人倍感困惑的问题也随之凸显。那便是,即使他最后真的成功,观众眼中的这个“伶人”,究竟是实实在在的他——伶人其人,还是仅仅又是一张名唤“伶人”的面具,就像当初“鸟人”的那张一样?
其实,以上问题,在主人公初露“真容”时便已浮现:彼时,观众实际看到的,是主人公的镜像和挂在墙上的“鸟人”——在我看来,与其将这一幕理解为“本人”和他分裂出来的人格,还不如视为,眼前并置着两张面具。要知道,揽镜自照,从来都只是不乏讹谬的自我指认,充其量只是一次纳喀索斯式的临水照花,看到的只是“理想自我”的虚浮幻影。在这一点上,爱德华诺顿所饰演的“百老汇骄子”,并不因其总是选择“真实”(Truth) 而得以幸免;相反,看看他裸身镜前的自恋眼神,便足以明白他对这道“幻影”的深深沉溺。至于那份对“真实体验”的狂热执迷,则只应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名言——戏中越是“无所不能”,戏外就越是“绵软无力”;舞台形象越是逼真、饱满,现实生活就越是干瘪、萎顿(Literally,你懂的)。就像爱伦坡那篇名为《椭圆形画像》的小说:肖像一点点窃取了模特儿本人的生命,“写真”最后僭夺了“本真”作为“真”的资格。当然,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庆幸,那便是对一个伶人来说,这种不无荒诞的“虚实不分”意味着一份通常意义上的成功——毕竟,诺顿始终是剧评人的宠儿;而基顿甚至连这样的资格都不具备。对后者来说,“成功的伶人”正是他的镜像、他的理想自我,而其全部努力,就是在观众的眼中(而不仅仅是在自己的眼中)看见它!或许正因如此,他才选择了剧场:不光由于传统观念上,“戏剧/文学”与“电影/漫画”的雅俗之别,使前者看起来更为“不朽”;更因为在那儿,你能第一时间看见自己正在“被看”——那正是“Theatre”一词,最初的含义。
荒诞而残忍的是,主人公没能“逃离”;相反,他倒是似乎赢得了“胜利”!那些昔日他所渴望的一切,如今居然纷至沓来:剧评人赞不绝口,媒体蜂拥而至,连女儿也买对了他想要的花(但他已闻不到花香,这是个隐喻)。但,胜利的果真是他么?——好好回想一下吧,随着舞台上的一声枪响,我们当中还有谁真的再见到过“他”?——我们看见的,难道不只是一幅报上的剧照、一张由纱布拼接成的诡异“面具”(就像影片中无数次出现的、音乐剧《歌剧魅影》海报上的那一张),以及镜子里那副连他自己都认不出来的陌生面孔?——由此,影片的结局将我们带回了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当一位伶人终于以“伶人”的身份为人们所瞩目时,此处的“伶人”,远非他自己!——他的“成功”,便是“他”的失败。如果说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沮丧的,那就是连喋喋不休的“鸟人”,此刻都已沉默:那意味着内心的宁静?抑或是在回应那振聋发聩的句子——“喧哗与骚动”(sound and fury)都已停止,这是真的“无声无息”(heard no more),真成了“nothing”? …… 如果你倾向后者,那么或许会同意我下面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主人公临窗一跃后,究竟是“生存还是毁灭”,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恰当”的问题。早在一个血洒舞台的艺术家,在观众们眼中诞生的那一刻,他已不复“存在”。或更准确地说,存而不在,逃而不脱,这就是关于主人公最大的悖论。所以我不无固执地相信,影片的最后一幕远不像看上去那样乐观。因为对我们来说,无论坠落还是飞翔,都只存在于一双眼睛里——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唯有那里,是他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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