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护法 大护法 8.0分

我可能看了一个假的反乌托邦

二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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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个人公众号:消沉录

《大护法》并不是一部反乌托邦作品,它更像一场传奇,充满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不可否认,世界观的展示很有特色,但吊诡而魔幻的风格并没有渗入叙事。故事、人物、台词与画面是两个路子,不能不说是种遗憾。

对传统反乌托邦的模式,电影没能完整继承和表达,创新则心有余而力不足。吉安老头是法西斯政权的代表,被设置成利欲熏心的商人形象,贪婪自私、暴躁易怒、贪生怕死、残忍冷漠,这就导致架构过低。一个故事——尤其是传奇性故事——的质量往往由反派决定,因为反派意味着批判指向。吉安这个形象过于想当然,仍是中国最传统的“地主阶级恶人”:压迫出于私欲,本身还是“个人意志”。最终的结果是:花生人看似壮烈地觉醒,但打败只是畸形的物欲,不可能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

比较出彩的反而是小鸣。他说出了本片最精华的台词(或者说为数不多成功的台词):“你只是听到一个小孩子这样说话,很不习惯罢了。”这个人物塑造的比较完满,观众循序渐进地扭转了印象,人物又没有脱离行事准则。整部电影里,最有政治意识的反而是这个小孩子,他清楚地知道什么资源是有用的。他养了一只花生人,告诉他“要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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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个人公众号:消沉录

《大护法》并不是一部反乌托邦作品,它更像一场传奇,充满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不可否认,世界观的展示很有特色,但吊诡而魔幻的风格并没有渗入叙事。故事、人物、台词与画面是两个路子,不能不说是种遗憾。

对传统反乌托邦的模式,电影没能完整继承和表达,创新则心有余而力不足。吉安老头是法西斯政权的代表,被设置成利欲熏心的商人形象,贪婪自私、暴躁易怒、贪生怕死、残忍冷漠,这就导致架构过低。一个故事——尤其是传奇性故事——的质量往往由反派决定,因为反派意味着批判指向。吉安这个形象过于想当然,仍是中国最传统的“地主阶级恶人”:压迫出于私欲,本身还是“个人意志”。最终的结果是:花生人看似壮烈地觉醒,但打败只是畸形的物欲,不可能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

比较出彩的反而是小鸣。他说出了本片最精华的台词(或者说为数不多成功的台词):“你只是听到一个小孩子这样说话,很不习惯罢了。”这个人物塑造的比较完满,观众循序渐进地扭转了印象,人物又没有脱离行事准则。整部电影里,最有政治意识的反而是这个小孩子,他清楚地知道什么资源是有用的。他养了一只花生人,告诉他“要让别人害怕才能安全”,这是一种简单但直接的价值观:恐惧既然可以成为盾牌,为什么不能是武器呢?
 
如果更加大胆一些,可以由此引申出另一个话题:一个清醒智者的极权是不是好过一群愚氓的民主。倘若设置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化形象(假设是真的完美,而非信徒的教义),那么人治就是可行的吗?

第二就是卯卯这个人物。他是个病态的丑角。这部电影的基调就是病态的——拥挤的镇子(据说是模仿贫民窟),绿色、紫色的血,甚至包括大护法、太子都是病态的。卯卯无意识扮演了信徒和帮凶的角色,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为了自己的理想——即便理想也是病态的。而同时,他的存在意义完全建立在外界评价上,一边认为自己出身显赫,一边又极为自卑软弱。他是典型的无意识悲剧,比起花生人,他才是大众的最佳象征。

影片推进的方式采用了经典的“外来者闯入”模式。大护法以强硬的暴力姿态打开故事,但他却没有真正打破花生镇的内部平衡。这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封闭环境里的人可不可能自救?“外来者”是一粒石子,还是一张宣传画?《1984》和《美丽新世界》都体现了封闭环境的顽固性,外来者最终只能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对照。他与该环境的冲突(戏剧冲突,而非现实的)像衣服上的一道褶皱,上方悬着一只熨斗。

大护法与花生镇的冲突仅在于太子,他的所有行为也都受制于太子。因此,太子作为两条线的粘合剂就极为重要。创作者把这个人物塑造得玩世不恭又古道热肠,倒是解释了他为什么如此在意花生镇的命运,但同时也暴露了故事的疲软:花生人的觉醒跟这俩外来人没什么关系,只是因为隐婆的几段话而已;太子是中介,大护法是打手。而觉醒的过程就更草率了——“你以为你是人吗”、“好气啊我们不干了赶紧把傻子杀掉”。

两条线基本各讲各的,一面试图展示极权下的世界,却又想展现真情;一面玩起英雄救世的套路,套路里又想掺点儿哲学思考,自由边界、个人价值、宿命论……这样的结构只能讲一个传奇,而且高潮更是充满随心所欲的意味。台词全是嘴炮,拖沓又尴尬。小姜牺牲、太子爆发、大护法救场、卯卯自挖心脏、武士反水……你还能看见一点反乌托邦的影子吗?吉安愈发走向“黑心地主”形象,小姜开始为了太子的个人恩情而舍生忘死,这些是不是很眼熟?不辱使命、江湖恩仇、揭竿起义、大恶人和大英雄,一切回归到中国的传统武侠模式,以个人英雄主义作为驱动的叙事之中。

反乌托邦作品必须上升至群体——它本身就是一种群体性的预言。这就是《大护法》的尴尬之处:它的世界观出色地圈在了“高墙之内”,但故事却不是。在世界观展露之初,“监视”比比皆是:花生人阴恻恻的目光,脑袋里的探子,通风报信的手势。花生人自己吃自己的循环和《云图》里的“速扑”是一个思路,印证着操控下的恐怖麻木。创作者似乎很擅长把握这些“静态”的设定,到了“动态”的故事,花生人的转变就是一个大直角。更为讽刺的是,他们的起义仅仅是一场大清洗——不过也没办法,谁让“极权”代表吉安是个孤家寡人呢?

乔治•奥威尔《1984》里说:“与其说战争连绵不断,不如说战争从来没有发生。”典型的阴谋是这样的:革命胜利,但革命仅仅是一场作秀,是掌权者的暗中授意,是政策的一部分——叛军的起义歌是宫廷乐师谱写的。如果用更具现实意义的语言说明,体制内的利益既得者无法脱离体制。

另一类人物如《大护法》里的花生人、《云图》里的招待生则从生物本质切入,起源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某种异化作用的促进下,重新定义“动物”和“人”。“家畜形象”含有更彻底的阴谋论意味:你觉得你自己是人吗?而进一步追问就是“是不是人”和“被不被当作人”有没有关联?答案很无情:只有被当作人你才是人。

反乌托邦作品抛出一个问题: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大护法》里有一个情节,鬼畜屠夫卯卯在发现花生人小姜会说话以后顿时作呕,表示“你们不是猪吗,我之前砍成那么多块儿难道是在砍人”。那么,区分动物和人的是语言吗?在电影里,这个特征被不断强调:隐婆开口说话,吉安老头子将之判为“口瘟”,并大怒道“竟敢用人类的语言”。对于吉安而言,语言意味着申诉的可能。有思想并不让他担忧,思想的表达才让他担忧。对于卯卯却并非如此:他觉得恶心、恐惧,是因为“语言”让他和花生人建构了某种联系,他们现在可以交流、可以理解彼此,这一认知让他不由自主将花生人列入了“人”的范围。

这一观念是非常现代的:权利和存在都建立在喉舌之上。“反讽”的文化现象因此诞生。新型的反乌托邦也许是文字狱的扩大和延伸,聋哑人待遇空前优厚;一个被禁言的人(并没收纸笔)会瞬间消失;革命的方式是说相声。结局可能是:人们拼命争取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有了自由后面面相觑,并不知道要开口说些什么,于是大家吵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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