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帝国 梦想帝国 8.2分

“白猴子”盛衰记

1984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美国人大卫·博伦斯坦当过几年“白猴子”。他把这段经历拍成了纪录片《梦想帝国》。

漂在成都的西方人,很早就拿“白猴子(white monkey)”这个词互相调侃:“哎,我今天做了‘白猴子’演出。”“你今天做啥‘白猴子’了?”“白猴子”是在中国各种商业活动上走穴的西方人,这些业余演员的“角色”千奇百怪:新楼盘里的洋“保安”,远道而来的“著名歌手”,为商户开张助兴的外国“超模”……

博伦斯坦1988年生人,本科在佛罗里达大学念政治哲学,又学习汉语和印尼语。2009年,他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搬来成都研究政治学和城市化,22岁到26岁都待在成都。他有个中文昵称“小博”,与本地文艺青年相谈甚欢,偶尔自嘲为“混在中国的傻B”。

2011年,小博在成都九眼桥遇到名叫雅娜的经纪人,他的“白猴子”生涯就此开始。演出时,他往往化身为“大卫·博伦齐奥”,是个“著名黑管乐手”。他也开始拍摄雅娜的故事,直到2014年。雅娜来自新疆,念过大学,比博伦斯坦大四个月,和重庆人吉米合伙开了一家经纪公司。雅娜的工作劲头很足,总是直白地提示客户:“用老外,感觉档次就不一样了。”

纪录片的故事开始于2012年。广场舞配乐迷离,舞者神情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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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大卫·博伦斯坦当过几年“白猴子”。他把这段经历拍成了纪录片《梦想帝国》。

漂在成都的西方人,很早就拿“白猴子(white monkey)”这个词互相调侃:“哎,我今天做了‘白猴子’演出。”“你今天做啥‘白猴子’了?”“白猴子”是在中国各种商业活动上走穴的西方人,这些业余演员的“角色”千奇百怪:新楼盘里的洋“保安”,远道而来的“著名歌手”,为商户开张助兴的外国“超模”……

博伦斯坦1988年生人,本科在佛罗里达大学念政治哲学,又学习汉语和印尼语。2009年,他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搬来成都研究政治学和城市化,22岁到26岁都待在成都。他有个中文昵称“小博”,与本地文艺青年相谈甚欢,偶尔自嘲为“混在中国的傻B”。

2011年,小博在成都九眼桥遇到名叫雅娜的经纪人,他的“白猴子”生涯就此开始。演出时,他往往化身为“大卫·博伦齐奥”,是个“著名黑管乐手”。他也开始拍摄雅娜的故事,直到2014年。雅娜来自新疆,念过大学,比博伦斯坦大四个月,和重庆人吉米合伙开了一家经纪公司。雅娜的工作劲头很足,总是直白地提示客户:“用老外,感觉档次就不一样了。”

纪录片的故事开始于2012年。广场舞配乐迷离,舞者神情专注,雅娜独自走过人群,草草吃过夜宵,接到吉米的电话后赶去一家酒吧,那里有几个合乎标准的外国人。

“这个漂亮,身材可以。”稍晚,雅娜把新储备的“白猴子”记录到本子上。在酒吧、街头找到合乎标准的外国人,她会搭讪、照相,留联系方式。她希望对方有些文艺天分,能歌善舞,一个男人却用中文回答:“我能调很多酒……”

2017年6月14日,小博在成都为五十多位“白猴子”放映了他的纪录片。德国人博多告诉他,这个词是自己在2004年发明的。他做了十多年“白猴子”,曾和小博在 “热超波”乐队共事。现在,他成了“大牌儿”,在歌手谭维维的乐队担任贝斯手。

白猴子不只参加表演

在一处据说相当国际化的楼盘,几位“白猴子”从草丛间徐徐走来,五男三女,穿着、身材、肤色各异,仿佛伦敦塔卫兵、狂欢节皇后与看房者走到一起。场景是专门设计的,用来反映“白猴子”的荒诞本质,小博习惯形容为“卡夫卡式”,他受作家卡夫卡和戏剧家布莱希特影响很深。

某次与房地产有关的开业典礼,小博被要求充当美国领事馆官员,转达奥巴马总统对项目的大力支持。万事俱备,活动却突然取消。“白猴子”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说好的表演内容,第二天不知为何改变,再过一天又不一样了,第四天就彻底取消。他们完全不知道,谁在决定他们近几天的命运。

雅娜打来电话,一个“乡村之夜”需要一支乡村乐队。小博的一个好朋友正好在中国旅行,他就推荐过去。那朋友是位有名的乡村乐手,创作与弹唱俱佳。彩排时,一个老板看到他,大为不满,想找一个“美女”表演。

最终,一位基本不会英文,也不怎么会唱歌的西班牙姑娘占据了舞台中心。老板解释:“其实世界大同,地球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乡村。”响应他的号召,一队乌干达人上台,跳起欢快的非洲舞蹈。真正的乡村歌手坐在舞台后部,观看异国情调的“乡村音乐”,他的吉他根本没插电线。“他们一直在玩弄我们,我们是他们的橡皮泥(Play-Doh)。”小博调侃,中文抑扬顿挫,表意清晰。

在重庆郊区的一次国际漂流比赛里,“白猴子”又成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运动员。他们擎着“祖国”的旗帜,在隆重的开幕式上一一出场。小博成了加拿大人,“很有讽刺味道,基本上没有人代表真正的国家,他们乱套了”。

“很有意思,我们表演那些观念:发展、国际化,富裕而美好的未来。”小博猜想,“白猴子”表演的是基层官员和商人们心目中的美好未来。关注中国城市化问题后,他发现“国际化”这个词用得特别多,后来又发现“天堂”“乌托邦”等词汇颇受欢迎。

小博非常推崇纪录片《杀戮演绎》。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找到印尼1965年政变中的杀人凶手,让他们表演自己过去的罪行,重现残酷的往事。2013年,小博开始在纽约市立大学念人类学博士,关注起每个国家的核心神话,譬如美国的“民主”,中国的“发展”。他认为,神话与现实的差距越大,“表演”就越发荒谬,特朗普当总统是最好的例证。

最早向小博解释”白猴子“意义的,是一位中国财经媒体编辑:“对很多参加演出的老外来说,他参加的只是一场表演而已,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参加的其实是中国很重大的变化浪潮。”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举一动,风吹草动,都会对国内经济甚至全球发挥关键影响。”这位李姓编辑说,自己对未来不无忧心。2011年和2012年,中国两年的水泥产量超过了美国整个20世纪。雅娜家不宽裕,她希望能在重庆买一套房子,把父母接过来,“让他们过得幸福点”。

不表示她比美国人更种族主义

“白猴子”这个词带着明显的的种族主义色彩,用来自嘲却透着无奈与讽刺。所谓“白猴子”,是所有外国“演员”的统称,不限于欧美白人。

“老外给我调酒,就觉得好有身份,好有面子。”雅娜深谙推销之道,她告诉客户,“演艺人员”分白人和黑人,“用白人的话,价格贵是贵了,档次一下就提升起来了”。客户表示预算有限,她继续推销:“实在出不起钱,又想达到吸引人、国际化的效果,我建议还是用黑人。”她转而列举非裔的种种优势,诸如性格开放,宣传效果好,价格便宜。

客户仍然犹豫,打起印度人的主意:“如果用他们,价格会不会便宜一些?”雅娜有些措手不及,她很少接触印度裔,只好笼统说价格“跟黑人差不多”。

在美国展映《梦想帝国》,小博听到的第一个问题,都与这一幕有关。美国人注意政治正确,觉得这种说法太过冒犯。小博存心逗他们,也问过雅娜几次,为什么非裔“白猴子”价格这么低,得到的答案大约是:这就是现实。

小博清楚,非裔在美国地位确实很低,从媒体报道、影视作品,大城市的现状都能观察到,“说起来人人平等,然后就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人,通过对历史的了解和理解,会学到一种习焉不察的不同种族的高低次序。”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不表示她比美国人更种族主义,一样的,她只是不讲政治正确,更愿意说而已。”

2015年,小博剪出一部七分钟的短片《在中国租个老外》(Rent-a-Foreigner in China),发布于《纽约时报》网站。留言区热帖的第一条,是一位网友调侃,如果自己年轻些,一定买身牛仔装,照电影《独行侠》打扮一番,再去中国淘金。编辑选出的评论头条,则细致分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与“白猴子”、国际化的关联。两栏的第二位,都在感慨族裔与价格的关系。

《在中国租个老外》里拍到了一家整形医院的开张,几位身材高大的男性“白猴子”出席。“我们只是展示给他们白色的面孔。”他们明白,自己受到的礼遇源于肤色。几个人起初西装革履,引来一阵尖叫,主持人介绍,其中一位位列“全美顶尖超模前二十名”。

过了一会儿,他们像真正的模特一样面无表情地走起猫步,手里捧着或提着手袋,身上只着内裤。镜头捕捉到一位女性观众,观看得非常投入,眼神好奇,又有些许钦羡。炫目灯光下,工作人员努力鼓掌,活跃气氛,有些观众用手机拍摄赤裸的“超模”,场景不免令人难过。

这段内容,没有出现在《梦想帝国》里。三位“白猴子”希望,长片可以剪掉医院轶事。小博照办了,他也同情他们。

雅娜的工作继续。他们找到一位非裔“白猴子”,绰号叫“王子”。短促的谈话间,他的国籍由刚果变成德国,最后定为法国。“王子”参加了一处楼盘的开业仪式,卖力歌舞,显然不专业,但观众仍然兴高采烈。一位开发商代表告诉台下的众多购房者,这个项目“非常高端、尊崇”,适合“追求极致、精致生活的这一群人”。

小博猜想,许多购房者没有真正见过外国人。其实,“白猴子”们大多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觉得。他们告诉小博,倘若对工作内容有所了解,自己大概会不好意思。

2012年内,雅娜的公司换了办公室,是从前的七八倍大,觉得梦想正一步步实现。2013年,小博回国念博士,但经常跑回来拍摄,后来又请假专心于纪录片。那一年里,新楼盘主要是远郊的“新城”,“白猴子”的演出地点越来越偏远。

既是总体,又是单纯的零件

拍摄《梦想帝国》,小博得到了丹麦基金的支持,但他乐于将其视为“成都艺术圈子出来的一个作品”。他把自己看做“半个成都人”,来中国如同回故乡。

2006年,小博18岁,在中国度过了大一暑假。他头一次出国,却被“忽悠”了。因为年纪太小,没法参加和平队,他通过“美中教育中心”网站找到免费来中国的方法:在贫困地区做志愿者,为缺乏教育机会的孩子义务授课,网站负责提供机票和住宿。小博被顺利录取,到中国才发现,自己被派到富庶的温州。学校里有许多富二代,工资很高,但都被网站拿走了。

学校里有位30岁出头的戴老师,人很友善,性情活泼,很快和小博他们交了朋友。他有个离奇的英文名“William Jefferson Foster”,英语水平不错,时常提到一个美国作家:“写过我的故事,我觉得很好。”大家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都没有放在心上。

项目最后一个星期,戴老师突然问起:“写我的那个人在,要不要跟他一起吃个饭?”作家叫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是戴老师在涪陵念书时的外教,为《纽约客》等杂志撰写关于中国的稿件。小博没看过《纽约客》,只是觉得何伟人不错,而且真把戴老师写进了《江城》与《甲骨文》两本书。

不久,小博读了何伟的书,喜欢通过个人故事反映大社会的写法。他想再来中国,2007年愿者上钩,又参加了那个志愿者项目,这次被派到成都。

2011年,何伟的非虚构作品《寻路中国》在大陆出版,反响热烈,刺激了中国本土非虚构写作兴起,热潮持续到现在。

“一是外国人的叙事会提供新鲜的角度和陌生化的体验。一是中国近几十年变化太快,对于真实的把握和反思,整个社会,不止是精英阶层,都有很大的需求。”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张吉人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他编辑了《寻路中国》在内的三种何伟作品,以及《东北游记》等关于中国的翻译作品。

在张吉人眼中,《寻路中国》出版之后六年,外国作者观察中国的角度更多样,记录了各种社会群体和现象。“对于非虚构写作,写作者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关键是如何把握视角切换时的平衡,这个很考验工夫。”张吉人说,何伟做得不错,写的并不像新闻作品,“感觉像读文学性很强的人类学作品。”

小博也在寻求新的角度,他不断调整理论假设,也在与雅娜互相影响。他想把卡夫卡和布莱希特所关注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拍出来。村上春树小说《天黑以后》中的一句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既是具有千差万别的面孔和精神的人,又是集合体的无名部分。”村上用这句话形容都市通勤列车上的乘客,说他们“既是一个总体,又是单纯的零件”。

2013年,小博遇到一位房地产大亨。大亨兴致勃勃地展示自己的新城,不断重复“都是我的”。在购物中心类似水族馆的巨型景观前,他踌躇满志地讲述自己的雄心与梦想;雅娜的信心却开始动摇,犹豫是否继续与合伙人吉米一起工作。虽然生意不那么好做了,但她觉得公司还有希望。

雅娜仍然有梦想。她不想“做很糟糕的底层人”,给自己定下目标,每天自由阅读、“时尚阅读”和画画各一个小时。虽然越来越拮据,她还想为父母买房。城里或远郊新城的部分新房,却迟迟卖不出去。这些楼盘的推广活动,便是“白猴子”的用武之地。他们暗示楼盘的国际化前景,以及购房者未来的高素质邻居。

2014年,“白猴子”的演出少了许多,他们扮演起医生、工程师和商人,拍摄广告片。吉米从Youtube上物色东欧歌手,邀请他们来中国巡演,“白猴子”们惊呼“乌克兰人入侵”。“这个行业完全转型了。”小博说,现在许多外国人已经不再做“白猴子”了。

有些中国业主也发现了“白猴子”的真相,他们周围并没有宣传中的外国邻居,楼盘质量也很可疑。 听到小博转述,雅娜觉得失望和内疚,“没想过那么糟糕”。她怀疑自己的工作,自觉两年间性格改变很大,从开朗、爱说话变得喜欢独处,不愿交流。

“头几个镜头,她看起来像刚刚毕业,到最后有点女人的感觉。她慢慢理解重庆这座城市,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小博见证了雅娜在三年里的巨大变化。

雅娜决定找吉米谈判,清算股份,退出公司。谈到成功的意义时,她问吉米:“我为什么要成为富人?”两人都一时语塞。纪录片最后一幕,雅娜独自乘坐出租车,车窗上的光斑飞逝而去。父亲突然打电话来,担心她生活困难,劝她回新疆,但她不愿服输。挂电话后,她一脸委屈,很快哭了起来。

老了可以看一下,我这时候什么样

小博一直弄不清楚,baizuo是什么意思,总以为是“白吃白做”的意思。其实他自己就是标准的“白左”——白人左派。到现在,他还因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而难过,不愿看政治题材美剧《纸牌屋》。他正拍摄关于美国互联网“巨魔”(troll)的纪录片。

“巨魔”指发攻击性或煽动性网帖挑起事端的网民,或相应的发帖行为,有些类似中文互联网的愤青或“小粉红”。“巨魔”大多支持特朗普,以言论自由名义,发表种族主义或歧视女性的言论。相比20年前,欧美青年整体偏右,“巨魔”显得很酷。

在小博眼中,受福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美国左派如今只能在电视上批评老百姓大男子主义、恐同或恐伊斯兰,说他们不够政治正确。左派只管价值观,而忽视穷人的境遇。特朗普当选背后的社会变迁,他感受很深。他母亲老家在匹兹堡附近,钢铁工业衰落之后,小镇日渐破败,从前的钢厂变成了毒品实验室。

小博印象里,竞选时,特朗普提及毒品问题多过希拉里。这种策略的结果是,他母亲的亲人都投票给特朗普,哪怕这种选择实际损害了自身利益。

“八年前他们都投奥巴马的票,他们觉得’变化’(注:奥巴马的重要竞选口号)可以,这次觉得特朗普更‘变化’,更有希望。”小博相信,那些穷人被抛弃了,他们只看特朗普高参斯蒂芬·班农创办的极右翼媒体布莱巴特新闻,并不关心政策。他想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以理解和解决自己的困惑。

2016年夏天,小博第一次放《梦想帝国》给雅娜看,心里忐忑不安。出乎意料,雅娜哭了,她没想到有人会这样记录自己的生活,一直说:“我老了可以看一下,我这时候什么样。”

“从纪录片导演角度来看,她是一个完美的对象,因为她很诚实、很大方。”小博说,这次拍摄,也改变了自己。他的预设是学术的,询问为什么卖掉股份,本来准备听到与经济相关的回答,但雅娜讲的,却是女性在社会中的困境和个人焦虑。

拍摄期间的采访通常很久,两人讨论各种各样的内容,小博讲了许多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话题。拍摄结束那天,他们去了一家书店,雅娜征求小博意见,自己该读什么书。小博送她尼采的《道德谱系学》和卡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它们都有存在主义意味,雅娜很喜欢《在路上》。

他们保持联系,一起参加了一些电影节,其中有专门的女性电影节,这是小博的意外收获。雅娜回了一段老家,度过最沮丧的时期,现在恢复了积极。她有时还在介绍“白猴子”演出,6月做了许多;又学习了《易经》,为一位风水大师工作;她还学了一些与“电”有关的技术,但具体内容小博忘记了。

距第一次来中国已经十年,小博喜欢成都人的热情,也目睹了中国的巨大变化。他观察到癫狂的“双11”,将来或许会专门拍中国的消费主义转型。

手机文化是他注意到的另一种变化。“网红、新媒体、直播的情况,哦,太可怕了,某些方面越来越异常。”小博非常严肃地说道,“我们拍一部片,可以得奖,可以参加电影节。但对比一下,它的流量比不上任何一个一般网红。”


载于贵报,170713,比见报版本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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