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好人 三峡好人 8.0分

关于贾樟柯电影《三峡好人》的人物分析

天之清
关于贾樟柯电影《三峡好人》的人物分析
(作者:晏海军 微信:navy0808)
提要:一个山西汉子韩三明来到奉节寻找十六年前跑掉的媳妇:媳妇是买来的,公安局来解救,她哭闹着非要走,把孩子也带走了。另一个山西女人沈红也来到奉节,寻找她两年未归的丈夫。结果,前者那段不合法的婚姻演绎成了经典传奇,而后者那段合法的婚姻,在一个简短的拥抱,一支优柔的舞曲,一双无奈的眼神后,黯然分手。本文将通过对故事情节的再现和人物关系的分析来简要评述这个变革年代的“三峡好人”。
关键词:年少轻狂 ;寻找 ;生存 ;时代与社会

一、韩三明与麻幺妹儿
             
麻幺妹是韩三明花三千块钱从拐子手上买来做媳妇的,她自然也不情愿。虽然三明一家对她格外关心与呵护,但是幺妹儿那颗年少轻狂的心始终平静不下来。当公安民警解救她之后,她毅然决定带着孩子离开。由于幺妹儿是买来的,婚姻关系也自然就不合法,她要走,养不住,韩三明也拿她没办法,只得相求她把奉节老家的地址留下。对于韩三明来说,无非只是损失了三千块钱,白白养活了她这么多天。可三明那时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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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贾樟柯电影《三峡好人》的人物分析
(作者:晏海军 微信:navy0808)
提要:一个山西汉子韩三明来到奉节寻找十六年前跑掉的媳妇:媳妇是买来的,公安局来解救,她哭闹着非要走,把孩子也带走了。另一个山西女人沈红也来到奉节,寻找她两年未归的丈夫。结果,前者那段不合法的婚姻演绎成了经典传奇,而后者那段合法的婚姻,在一个简短的拥抱,一支优柔的舞曲,一双无奈的眼神后,黯然分手。本文将通过对故事情节的再现和人物关系的分析来简要评述这个变革年代的“三峡好人”。
关键词:年少轻狂 ;寻找 ;生存 ;时代与社会

一、韩三明与麻幺妹儿
             
麻幺妹是韩三明花三千块钱从拐子手上买来做媳妇的,她自然也不情愿。虽然三明一家对她格外关心与呵护,但是幺妹儿那颗年少轻狂的心始终平静不下来。当公安民警解救她之后,她毅然决定带着孩子离开。由于幺妹儿是买来的,婚姻关系也自然就不合法,她要走,养不住,韩三明也拿她没办法,只得相求她把奉节老家的地址留下。对于韩三明来说,无非只是损失了三千块钱,白白养活了她这么多天。可三明那时也还年轻,他始终也静不下心来,幺妹儿的离去,对他来说是莫大的打击,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幺妹儿带走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孩子,更是他的一颗赤诚的心,一颗年轻的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心。此后,他再没有结婚。

在岁月的沧桑下,十六年过去了,他再也按捺不住对女儿、对幺妹儿的思念。那是一种印刻了十六年的“被压抑的潜意识作用的结果”[1]。三明是一个老实、诚恳的山西人,在他脸上,一切都是那样的平淡,他又是那样的平凡而又特殊,全然看不出他有多少愁绪。压抑的心绪,多年的离愁又驱使他踏上寻找青石街五号的历程。初到囤船上,麻老大对他是一种怨积了十六年的忿恨与排斥,但是,人总会有心软的时候,他也终于见到了前妻幺妹儿:

“你现在的老公对你好不好?”
“不算是老公,跟他跑船,给我口饭吃。”
“你比以前黑多了。”
“也更老了!”
“你现在好吗?”
“不好!”
“我对你那么好你都要跑。”
“那时候年轻,不懂事。”

十六年了,当他们再次相见时,并没有太多的爱恨情仇,相反,在岁月的剥落与洗礼下,他们那颗年少轻狂的心也逐渐平静下来。审视十六年来生活的重负和岁月的沧桑,两人多年后相见的这个场景却是如此的冷漠而又和谐,似乎彼此都能看透对方的心绪。这个场景,“是反映人性的,是对人性的解读” [2]。他们互相对视着,表情是那样的凝重与茫然。在几句简短的对白中,道出了他们对生活的体验和思考。当问及她现在过得好不好时,幺妹儿将脸转过去,怔怔地回答:“不好!”:她不敢看三明,更不敢正视三明的好。这是幺妹儿燃烧了十六年的自责,是对人性的深挚解读。韩三明的表情是对女儿的思念,更是对幺妹儿的深情。随后在同幺妹儿现在所谓老公的对白中:

“我要把她带走。”
“那看她怎么样嘛。”
“成全我们吧!”
“我看这个事也可以,但是他哥欠了我三万块钱,只要给我就得。”
“等我一年,我给你。”

十六年了,在岁月的沧桑与流逝下,虽然他们的婚姻不合法,可他们天各一方,还是非常怀念那段年少婚姻的。幺妹儿的表情是岁月流逝所强加的苍老,是对现实平淡生活的无奈。在平静的对视中,她似乎渴望三明来为她解脱,因为此刻出现的三明是她孕育了十六年的希望。虽然她不曾指望三明前来找她,但是,她还是有点恨三明来得太晚了:“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十几年了才来找我?”说到这,幺妹儿把双手沉重地倚靠在桌角上,头低沉下去,无以言表,陷入极度的深思。这丝毫没有责怪三明的意思,而是平淡中见出的至爱,是经过多年岁月冲洗后的深情。当年是公安民警解救了她,带着对未来生活更加美好的憧憬,她哭闹着,带着孩子跑了。十六年中,在生活的重负下,她何尝没有想起过三明的好,可那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无奈,是对曾经年少的怀念。试想,她也未尝不想回去,可是,人都跑出来了,哪还有颜面再回去呢?于是,她陷入了矛盾的两难境地。可为了生存,她又只得安守现状了。无论是在万州修高速公路,还是在宜昌跑船,对于这样一位妇女来说,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对她太不仁道了。可是,这样一来就是十六年。

十六年前,三明与幺妹儿之间的婚姻并无感情可言,而只是一件用金钱买来的嫁妆,更没有感情基础。幺妹儿的跑,也证明了他们感情培养的失败。但是,他们都没有错,而在于年少无知的轻狂,在于那个时代的顽症与弊病。可是,十六年后,他们都已到了中年,是最平凡、最朴素的人,在他们之间是一种无以言表的、神圣的、最纯情的至爱。他们最后的情投意合是对十六年奔波的最好归宿,是对一段沧桑岁月的最好诠释,同时也是“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来记录这个年代变化的影像,反映当下氛围”[3]。
 
二、沈红与郭斌

女护士沈红从山西太原来到奉节,为的是寻找两年没有回家的丈夫郭斌。影片中,沈红寻夫的故事被穿插在三明寻妇故事的中间,比较独立全面地讲述了两个相似而非的爱恨情结。三明和沈红都来自山西,又同在奉节,但导演并没有让他们相知相遇,甚至没有让他们同时出现在同一个镜头之中,而是让他们独自去完成各自的使命。两者之间以同在奉节这座县城为关联。所不同的是,三明与幺妹儿的婚姻是不合法的,但在十六年的沧桑后,他们不再年轻无知不懂事,他们未来的生活须要彼此的存在,尽管三明必须得为此付出代价。而沈红与郭斌之间的婚姻是合法的,郭斌两年不回家,给这个家庭蒙上了一层浓郁的阴影。沈红一天天地等下去,可总也等不回来郭斌。“偶尔回个电话,只要说还活着,他好像就很放心。”于是,带着两年来的辛酸,她踏上了奉节这块土地,这块使他漠然的土地。沈红的心是沉重的,沉重得连神秘飞行物的出现都没有丝毫变化的表情。她发现,郭斌变了,好友王东明也只能无奈地戏说是“交友不慎”。两人之间的情感由于长时间的地域隔膜,由于多了一个厦门来的丁亚玲而变得如此脆弱,绝然不像横跨在长江上的天堑那样绚丽多彩。一个简短的拥抱,一支优柔的舞曲,一双无奈的眼神后,黯然分手。

但是,沈红到奉节绝不仅仅是来看看郭斌,而是要向他摆明感情的破裂与婚姻的结束,在奉节经历的一切,似乎给她找到了一个心理支撑点,也更加坚定了她分手的决心。分手后,她还要前往宜昌,同“新”爱的人换船去上海,到一个寄托着美好生活,从此摆脱浓郁阴影与俗昧情感的新世界,开始新的生活。对郭斌来说,这一天也是迟早的事,他在奉节已另有所爱,混得不错,是个人物。不过,他又不得不依附于丁亚玲的钱势,出席各种酒席和会议,也正如沈红所说的,他是“逢场作戏”罢了。沈红的出现,是意料之外的偶然。作为夫妻,相见时竟然如此冷漠,这也注定了他们分手的结局。对于沈红来说,这不是她最想要的,也并不是一种解脱。返航时,她的神情依然端庄而又严肃,并不会因为沿途的山清水秀而神情盎然。对她来说,郭斌是个弃家庭于不顾的负心汉,而对于小马哥来说,他是斌哥,是老大,五十块钱就能使他们去云阳斗殴摆平一个人。同在一个小小的奉节县城,他与好友王东明竟然两年不曾相见,作为郭斌原工厂的刘厂长,明明知道郭斌,却还口口声声说不认识,这一切,我们姑且不谈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有何问题。这或许正他自己所说的,“我也可难了”。

三、其他人物

影片中,运用了“一种毫不掩饰的纪实手法,在客观冷静中尊重现实和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的人道主义力量,浓郁质朴的生活气息”[3],把一个个小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在同幺妹儿现在所谓老公的谈话之后,三明与幺妹儿共同走向了一座等待拆迁的破旧老房子。他们一同呆在房子的缺口内,远处是奉节县城。幺妹儿把一块糖果递给了三明,他看着“大白兔”糖果,又想起了在奉节结识的“小马哥”:小马哥第一次出现时是在变魔术的船上,三明初来乍到就被他们给吭了;第二次是在何老板的唐人阁客栈,那时的小马哥是个地痞似的小混混;第三次是在拆迁工地上,他被人绑着装在口袋里,扔在乱石堆里,神情可怜,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现在的社会不适合我们了,因为我们太怀旧了”,不过,“做兄弟的,我一定罩着你”,又是一种兄弟情深的义气;第四次见到小马哥时,他正带着一伙人为郭斌去云阳摆平一个人,当时就给了三明这样一颗“大白兔”糖果,也是最后一颗;最后一次,他见到的是一个被埋在砖头乱堆底下的死了的小马哥,只有那首熟悉而又深沉的“上海滩”手机铃声依然回响着,与三明“好人一生平安”的愿望相差甚远。可是,小马哥毕竟还是死了。在法理上,小马哥的作为是不能容忍的,是违背时代,违背社会发展的,这是无可争议的,可我们却把这条给否定了;而在道义上,我们又会认为他是对的,是个侠肝义胆的个大好人,这又是众所公认的:“有时侯,我们会并无充分根据就把一些习见的情况看作是众所公认的;某些事物,我们常常认为是无可争议的真理,但结果总还是坚决而执拗的反对它们。”[4] 也正因为小马哥死了,我们才撇开法理而从道义上为他哀悼。人物的两面性,同样表现在摩的师傅身上,他会尽可能多地从三明身上多抠点“油水”,而把三明拉到唐人阁客栈时,又会帮着三明把住宿费压低,又顺便从中向何老板抠点小费。此刻,三明正同幺妹儿呆在破旧房子里,他接过幺妹儿给他的“大白兔”,内心隐隐地作痛:同小马哥一样,“在生命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这样一些行将死亡的人。”[5]。不过,他还是吃力地咬下半颗,又把另外半颗递给幺妹儿。两人蹲着,对视着,共同咀嚼那颗甘甜的“大白兔”,怀着无限的深情咀嚼着未来美好的生活。无论如何,他们是那样地执着,并且相互搀扶着朝向远处正在变化着的奉节县城,他们相信,今后的生活一定也会因为彼此的相濡以沫而有新的改观。

为了尽快把幺妹儿带走,三明决定马上就回山西老家赚钱。晚上,在同工友们喝辞行酒时,相约不会忘记这样一段劳累的生活:看到十元钱后面的夔门就会想起大家。而当工友们得知在山西每天下井挖煤能够赚两百元,是奉节的四五倍时,他们决定跟着三明前去山西,也不管早上下去,晚上能不能上来;今天下去,还能不能有明天。他们冒险前去挖煤,为的是生存,为的是维持一个个家,他们是最朴素、最典型、最可爱的当代农民工形象。对他们来说,“生活是人的衣食住行,是劳作与交往”[6]。在生活的困窘下,他们不得不用生命去下赌注,因为他们改变不了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而只能改变自己,甚至是不惜生命。“他们这些人物,不仅仅在演绎人生,也在于使人产生共鸣。”[7]这一个个真实的场景,置身其外,融入其中,看着哀伤而又亲切。当然,三明也去了,试想,他要回去赚足三万块钱,要下井一百五十次。他的安危如何,我们宁愿不去想......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唱歌的小男孩,他同时出现在两个故事的镜头之中。小男孩第一次出现是在三明拆迁的工地上,唱了一首当时最流行的“老鼠爱大米”,是年少对爱情的追求与渴望;第二次出现是沈红在码头的时候,唱的是一首“两只蝴蝶”,是对既有爱情的相敬与呵护。“这些流行歌曲的运用,较好地实现了现时生活的真实还原,造成了一种内涵丰富的环境氛围和生活气息。”[3]小男孩还很年轻,但他却不得不徘徊于劳累的拆迁工地和喧嚣的码头。他是一个年少的过早被生活重负所逼迫的怜悯而又崇高的形象。他的歌声透露出的是对生活困窘的无奈,是对美好情感的渴望,是一颗被这个时代扼杀了的年少心灵。同他一样,另外一位小女孩春宇又不得不彷徨在路边,奢求过路的沈红或其他好心人能请她当保姆。他们都是新生的一代,却过早地落入了生活的窘境:一个世纪性工程,骄傲了一个民族,也湮没了一方水土;时代屠戮少龄的伟绩,社会惩创心灵的武功,不幸全被这面改革与发展的旗帜抹杀了。当然,“一个两千多年的城市,两年就拆了,要有问题就要慢慢地来解决嘛。”从他们身上,我们又找回了十六年前的三明与幺妹儿,两年前的沈红与郭斌:那时,他们更年轻。

四、总结

影视艺术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不仅机械地纪录时代,照搬生活,还是创作者对社会生活的反映,饱含着创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判断与评价。凡优秀的影视艺术家,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关注着人民的甘苦,思考并回答社会现实的重大问题,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体现着艺术家的时代意识和时代情绪。[3] 在这些人物身上,无论是韩三明与麻幺妹、沈红与郭斌,还是小马哥与农民工、小男孩与小女孩,我们都可以发现时代发展的轨迹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并且都以其真实质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虽然没有剧烈的矛盾冲突,但还是营构了种种清晰有致而颇富张力的人物关系。在这些人物身上,也饱含着创作者对我们民族现实和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他们的忧患意识和赤子之心。[8] 贾樟柯自己也说,“这部电影里讲了一个中国巨大的变化,我的电影表现了整个中国的一个改变,电影里就是讲在这个时间中国人生活的改变,非常真实。”而并不想寄托什么宏大的主题的凡俗心态和平民精神。
 
参考文献:
[1] 张智华:《影视文化传播》,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8
[2] 陈旭光:《当代中国影视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0
[3] 李永火木:《文学影视解读研讨资料》,闽江学院中文系
[4] 爱因汉姆:德,《电影作为艺术》,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0
[5] 西美尔:德,《生命直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刁承俊译,2003.10
[6] 彭富春:《哲学美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5.6
[7] 陈晓云:《电影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6
[8] 中国电影家协会等编:《电影艺术讲座》,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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