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明月几时有》

云飞扬
开宗明义,出生于1947年的许鞍华导演的《明月几时有》是一部特别的历史人物传记片,编剧何冀平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以周迅饰演的传奇女性“方姑”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在1940年代初期的香港,展开对八百文化名人的生死救援,以及通过城市游击战和舆论战争来展现香港沦陷下的平凡人抗争故事。《明月几时有》既是献给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也是纪念香港人民反抗日本侵略76周年的“不能忘记过去”的电影。《明月几时有》跨越了所谓商业片和文艺片的鸿沟,我们不能以任何一侧的角度来要求本片必须如何,许鞍华给出的依然是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浮沉,以及为了人生方向而做出的抗争,至于成败和过程却是事先无从得知,明月可有、千里婵娟、人生无恨,这便是坦然赴死的牺牲精神。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警句浓缩了犹太哲学家阿多诺对二战的深刻反思。《明月几时有》则描写了在中共领导下远在香港的抗战英雄们,始终不曾忘记汉语是诗一般语言。大文豪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跌宕起伏、战争与和平等纳入对人生与宇宙的整体追寻之问。把酒问青天,何日云开君再来。千江有月千江约,秦时明月香港圆。《明月几时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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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宗明义,出生于1947年的许鞍华导演的《明月几时有》是一部特别的历史人物传记片,编剧何冀平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以周迅饰演的传奇女性“方姑”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在1940年代初期的香港,展开对八百文化名人的生死救援,以及通过城市游击战和舆论战争来展现香港沦陷下的平凡人抗争故事。《明月几时有》既是献给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也是纪念香港人民反抗日本侵略76周年的“不能忘记过去”的电影。《明月几时有》跨越了所谓商业片和文艺片的鸿沟,我们不能以任何一侧的角度来要求本片必须如何,许鞍华给出的依然是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浮沉,以及为了人生方向而做出的抗争,至于成败和过程却是事先无从得知,明月可有、千里婵娟、人生无恨,这便是坦然赴死的牺牲精神。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警句浓缩了犹太哲学家阿多诺对二战的深刻反思。《明月几时有》则描写了在中共领导下远在香港的抗战英雄们,始终不曾忘记汉语是诗一般语言。大文豪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跌宕起伏、战争与和平等纳入对人生与宇宙的整体追寻之问。把酒问青天,何日云开君再来。千江有月千江约,秦时明月香港圆。《明月几时有》的导演、编剧和主演都是女性,女性意识非常强烈,香港的一再处于阴柔位置、被割让和二度沦陷本身也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沉沦和失落。《明月几时有》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解决了问题,“为有牺牲多壮志”,也让当今更多观众认识到了香港不太为人知的抗战历史。必须指出,《明月几时有》并非口号和宣言为主题的类型片,本片的主人公其实就是香港,香港的包容、求索和想象。


从日常生活到家国叙事,是作者导演许鞍华一再的尝试。从香港电影新浪潮时期一直到现在,许鞍华作为香港电影导演中作者属性最持久的导演,香港与中华作为重要的母题叙述得以持续四十年的表达。香港至于中华,方姑至于香港乃至于中华,都是以小显大、以点概括全面,在民族危亡时刻,个体如何选择,小人物的命运与大时代的波澜,借问“明月几时有”来诠释日常与家国之隙的文化愁绪。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提出“亡国与亡天下”的深刻话题,1940年代的局面,几乎又是到了“亡天下”的大危局。《明月几时有》以营救文化名人开场,显然编导有着极为清晰和明确的文化感叹。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这句更为知名的话语,可以题括《明月几时有》的深层含义。编剧、导演、传主都是女性,她们共同的集体意识,便是超越了性别、时代、地域而集合于中华文化这一概念之下,在乱世浮动的散文花的电影中,在躁动的战争氛围里营造出静静的文化景象,“明月几时有”的浪漫是方姑、许鞍华等香港人、中国人等共同体认的文化乡愁。即便在残酷的战争间隙,方姑读书的盎然也是一种天地之间的难得的趣味。战争胜利之后,无论是方姑还是以纪录片采访形态出现的梁家辉饰演的小鬼,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回归到广东与香港的平凡生活当中,无疑这才是《明月几时有》最好的答案,明月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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