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与安生》:你更喜欢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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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16-09-22,题:《七月与安生》,我们的顺从与反抗

                  关于“成长和教育”这件事情,似乎人人都有话可说。

                  有的可以从公共教育开始谈起,小到老师班主任、学校教书育人是为应试还是快乐学习,大到教育资源均衡与否;有的从家庭教育开始谈起,从出生起跑线说到人生终结时;还有的从自我认知的历程开始讲,有的人在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路上越走越坚定,有的人在尚未决定要不要与现在做个了断前犹豫不决。

  
                                                青春片,一度成为“烂片”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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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16-09-22,题:《七月与安生》,我们的顺从与反抗

                  关于“成长和教育”这件事情,似乎人人都有话可说。

                  有的可以从公共教育开始谈起,小到老师班主任、学校教书育人是为应试还是快乐学习,大到教育资源均衡与否;有的从家庭教育开始谈起,从出生起跑线说到人生终结时;还有的从自我认知的历程开始讲,有的人在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路上越走越坚定,有的人在尚未决定要不要与现在做个了断前犹豫不决。

  
                                                青春片,一度成为“烂片”代名词
                   “成长和教育”,它可以成为观照社会的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能窥见整个社会成员想要达到的目标取向。它催生了一个类型片:青春校园题材。然而,这个类型片现在却暂时限制于描绘青春对于每个人而言是多么值得怀念的一段时光上。

                   它更乐于消费现代人的怀旧口味:对于过去的回望,或者是指向一些旧物(游戏机、BP机、磁带、运动裤),或者暗示当时的时代背景(毕竟这30年的变化如此之大),又或者是纯粹的体验(那时的爱情、事业、生死和宿命)。通过电影的叙事,这样的怀旧便变着花样让观影的人从视觉上逃离“现实”,到回忆里,到他人的故事里,到一些东拼西凑的图像里去感动一把。

                    虽不否认,这其中可能还是有一些诚意之作,但在一个高票房不等于高口碑的观影时代,这些作品就像是工厂流水线作业,不计后果地复制和生产出来。一些看上去比18岁不知道大出了几轮的演员们,成了这个类型片的提线木偶,不知疲倦地登了台。

                    有很多人都是抱着“我看你还能拍多烂”的心情来看电影看剧。出于偶然,今年就这样在电影院里遇到了《七月与安生》,而出乎意料,它细腻之余还有点感染力。虽然时间线有点长——跨越了10几年,但它的格局很小,细算一下,其实就是3个人的故事。它的关怀也不大,不是借演员的台词直白地说个做人的道理,教你什么样的成长之路才是最酷的,什么样的权衡才是最稳妥的,反倒是每个人都有一点复杂的人性。这种复杂展现给不同的人,便会有了不同的样子,形成一个不同的故事,而且,一个故事比一个故事来得悲伤。

 
                                                           小说原作:
                                                 对都市新生活的摹仿与对抗
                    亚里士多德曾给人下过几次定义,但他提到关于诗的艺术何以产生时,他认为这和人的天性是有关的,“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在于人最善摹仿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其次每个人都能从摹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

                    也许我们把“关于诗的艺术”稍微拓宽一下,不止是诗歌,还有真正意义上的音乐、文学作品、绘画、摄影,这些人类试图记录生活,却又升华了生活的方式,其实都起源于这样的人之天性。那么,一部抵达人心的作品,或许需要具备至少两个因素,一是它摹仿了我们生活的某一个部分;二是这个摹仿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快感”。这个快感是广义的,一个让人捧腹的新奇段子或许只是最易消逝的一笑而过。作品带来的快感缘起于一种知识性探索和发现,当人们在观赏之后猛然发现这个场景如此似曾相识,在冉冉升起的共鸣感中,即便泪流满面也是觉得它充满惊喜。

                 《七月与安生》原本出自70后作家安妮宝贝之笔。70后,顾名思义,他们出生于中国的70年代,成长于相对宽松的80年代,成熟于日新月异的90年代乃至20世纪初。安妮宝贝1998年开始写小说,而《告别薇安》是她出道时候的作品,它正好碰上了网络文学创作的新时代,后又顺利地依托纸媒推广成功。当时的出版商已经开始洞悉市场的倾向。《告别薇安》出版的2000、2002年,是个什么样的年代?贝塔斯曼书友会还在给会员邮寄荐书小册子,卓越还没有被亚马逊收购。虽然网络购书还未兴起,但是购书的途径、新书发布的消息来源也是多样的。学校周围聚集一些小书店,除了教参教辅,也能有一些故事小说以及报刊杂志。如果你愿意逛新华书店,会有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托尔金的《魔戒》系列,《哈利·波特》前4卷,45卷本的《哆啦A梦》。

                 70后的作家,21世纪初出版的青春类题材作品,面对的读者恰好是17、18岁以下的80后们。那时候的他们,除了买教辅资料,扫一眼磁带区偶像的新专辑,便是带着某种脱离身体束缚的精神渴望,去阅读。安妮宝贝的书,有一些同时期的其他作品相似的地方,用略带小资的笔调描写都市人的生死爱欲,比如白领们的朝九晚五和夜生活里的纸醉金迷,会手持咖啡或红酒,听古典乐或者爱尔兰音乐,后来它们都成了符号化的“情调”。这一点,对于想象都市生活的青年们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到大城市去”似乎成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

                 但安妮宝贝的作品又有一些不同于其他作品的地方,《告别薇安》小说集里的每部作品中,都有一个顺从的角色和一个桀骜不驯的角色,前者会在要自由还是要安稳的选择中放弃自由过上四平八稳的日子,后者总是用一种非常用力而霸道的方式兑现自由的誓言,体验死亡和生命的轮回。《七月与安生》是收录在《告别薇安》之中的一个短篇,故事里的友情和爱情,最后的结局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好,没有同甘共苦,有一些背叛和疏离,即便是故事里的新生命,也是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况下诞生,似乎暗示了与上一代人必然相似的命运——安生就是一个不得已被母亲生下来的孩子,尔后又不得不在未婚先孕的状况下生下了自己的女儿(注:指小说中的故事设置)。

   
                                                                  电影改编:
                                              将“顺从”与“反抗”的灰色地带复杂化
                   如果说,1998年的短篇故事摹仿了都市新生活的紧张、无趣以及重复,这种紧张之外自我意识对其的对抗便显得独树一帜,进而在21世纪初引起了青年们对流浪灵魂的向往;那么,时隔18年的电影版《七月与安生》如果将这种用力过度的对抗再描绘一遍,便是有点过时。当年的那批读者们,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愈发清晰地了解了什么是生活。从对都市生活的向往,走过了对于都市生活的批判,大多在顺从与反抗的灰色地带,继续活着。因此,褪去这一层,2016年的《七月与安生》从电影英文名《Soul mate》开始,便只想呈现两个活生生的女人,它细致地摹仿了女性之间的感情,以及生活和时间对于这些复杂感情的软化作用。
 
                    电影最后的设计有2次反转,让故事有了3种截然不同的走向。从七月与安生二人关系的线索看,她们经历的不过就是13岁时二人的相识与形影不离,到后来的4次离别(约是18岁、23岁、25岁、27岁)和3次重聚(约是22岁、25岁、27岁)。中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通过二人明信片里的对话和电影充当网络小说作家的旁白叙述出来的。

                     第一个故事就是网络小说,作家“七月”讲的故事,故事发展到最后是:“七月心里很清楚,从那一刻起,自己和安生注定要过上截然不同的人生。安生仿佛变成了安稳的七月,七月也变成了流浪着的安生。”第二个故事,是作家“安生”讲给家明的故事,故事发展到最后是:“安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恨过你,但我也只有你……我想自由自在的生活,和你一样。”而第三个故事,是安生的真实记忆,即七月在27岁死亡的故事。

                     有人说,苏家明的角色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在这两个女孩的爱与恨中,他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七月的故事里,七月始终最爱的是自己,她无论是从小生活的环境,还是后来对待友人安生、对待爱人家明都自愿让自己成为那个“完全被动”的人,自18岁三人的相识开始,另外两个人便一直在“跑”,她一直在原地等待着被选择。而在安生的故事里,安生始终最了解七月,她所有装作是“有趣的”样子,都是因为她想要的,其实是最安稳而“无趣的”七月的生活,恰是因为得不到,所以一直在逃。

                     但其实,男性角色的加入,是两个人成长的催化剂,他同时也是让她们产生“我到底是谁”,“我过得好不好”式的哲学疑问的那个人。乖乖女七月,在安生讲述的第二个故事里,其实是一个深知“他人期待”的人。

                     社会学家林顿在《人的研究》分析说,社会地位,是指某一个体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而角色则是由所处位置决定的符合模式化期望的行为。默顿则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到,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并不是一个地位对应着一个角色扮演,而是一个地位可能对应了多个角色,因为与这个角色丛互动的伙伴不同便可能有了不相容的角色期待,或者有一些角色期待太多,让个人难以应付,这便会发生角色冲突。这些角色冲突有可能发生在个体的内心,也有可能发生在个体与个体之间。

                       
                                            七月与安生,一个人心中的两个自我
                       七月的心里,知道各种期待——一名拿到好成绩的学生(学校的期待),和安生分享幸福的朋友(同伴的期待),拥有稳定工作的社会人士(社会的期待),可以在适当年龄成家的温顺女性(家庭的期待)。七月便是以把自己嵌入社会结构的方式来理解自己,即便“我的生活很平淡,一眼就可以看到一生”,但大家都是这样活下去的。在这样的回应中,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被压缩到了很狭窄的空间里。

                       安生不一样,是七月妈妈的口中“运气不太好”的女孩。“拿了东西不给钱叫偷,我说了我不给了吗”,安生对于生活的态度一直是补偿型的,她不在意其他人的期待是什么,不活成其他人期待中的样子,这样的不安于生一直在远离着自己得不到的安生。她唯一好好回应的期待,其实是七月的期待,无论是作为网络小说的实际作者,还是对家明讲七月故事的那个人,她都隐藏了生活实际惨状,她留给世人的是七月远行追寻自由的好看背影:第三个故事最后,如岩井俊二《情书》海报封面里干净而纯粹的场景,林七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也仰面看着雪。也正是在这里,影片传达出了导演的意图,究竟什么才是soul mate。《这个杀手不太冷》里有句话,“我所认为最深沉的爱,莫过于分开以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也许此后,还有一种深沉的爱,莫过于诀别以后,你的未完成由我来画上圆满句号。

                      每个个体一出生便抛入到社会某种整合性的期待中,却也是在各色各样人的交往中实现这一整合性期待,因此,哲学的拷问让自己小心辨认究竟什么是真正于自己而言有意义的期待。影片颇富深意地安插了一些歌,窦靖童的《It's not a crime (it’s what we do)》,新裤子的《我们的时代》,崔健的《花房姑娘》,王菲的《躁动》,许巍的《方向》,等等。歌如其名。每个人每天或许都在与一些无来由的东西对抗着,处理得不好便成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电影里也没有说明,什么样的选择才显得自由又稳妥,七月说对父母说,“你们想让我过上的那种生活,现在都没有了,对不起。”妈妈仿佛知道这一定程度上是女儿自己选择的结果,安慰说,“过得折腾一点,也不一定不幸福,就是太辛苦了。但其实,女孩子不管走哪条路,都是会辛苦的。……希望我的女儿会是个例外。”

                     更名庆山之后的安妮宝贝,在电影公映之前,发微博说,“在小说中,她们是一个人心中的两个自我。是自我的对抗与和解。回头看,那一切是过往。是你与我走过的曾经。”愿你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幸运的是那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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