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少平到祁同伟:在这“平凡的世界”如何“胜天半子”?

穆逸文山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从“农门”到“龙门”,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站。“侯门”深似海,其他“门”也都在争渡争渡,这也是《人民的名义》收视逆天的社会心理原因。

作为一部政治剧,《人民的名义》的表达和提炼,在满足“最大公约化”的创作环境下,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以前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会干坏事,现在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会干好事”,通过陈岩石的陈述,主创借用“塔西佗陷阱”对中国的政治生态进行了理论把脉,这个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政治学理论,总书记曾于2014年在河南兰考提过。

而到了大结局,《人民的名义》又提出一把手“同级监督”,对于作风霸道的改革先锋达康书记提出了善意的敲打。针对沙瑞金空降汉东以后,网球场变成篮球场,又进行了避免“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自我反省。不管是理论纵深还是制度建设,《人民的名义》在政治剧的格局上一点也不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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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从“农门”到“龙门”,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站。“侯门”深似海,其他“门”也都在争渡争渡,这也是《人民的名义》收视逆天的社会心理原因。

作为一部政治剧,《人民的名义》的表达和提炼,在满足“最大公约化”的创作环境下,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以前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会干坏事,现在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会干好事”,通过陈岩石的陈述,主创借用“塔西佗陷阱”对中国的政治生态进行了理论把脉,这个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政治学理论,总书记曾于2014年在河南兰考提过。

而到了大结局,《人民的名义》又提出一把手“同级监督”,对于作风霸道的改革先锋达康书记提出了善意的敲打。针对沙瑞金空降汉东以后,网球场变成篮球场,又进行了避免“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自我反省。不管是理论纵深还是制度建设,《人民的名义》在政治剧的格局上一点也不保守。

如果仅仅是一部政治剧,《人民的名义》的社会影响力不会这么大。它的成功在于超越了反腐剧“抓贪官”的套路,以《清明上河图》的方式全景展现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在笔者看来,《人民的名义》能够引发全民热议,关键在于它提出的社会学问题体现了时代精神,戳中人们的痛点。

这个时代精神用剧中话概括就是:“胜天半子”,社会学术语为“阶层跨越”,也是英文里经常提到的social ladder。而纵观全局,最能承载这个时代精神的就是祁同伟这个悲剧人物。

1、“中国于连”:从孙少平到祁同伟

为什么不叫祁同伟“反面人物”?“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区分更多是宣传口径的用语,而“悲剧人物”更像是文艺批评用语。树大招风,据说《人民的名义》现在有一个“罪名”是:对于正面人物塑造乏力,反面人物出彩甚至博得同情,导向上有问题。假如这样的结论出自官方,多少还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出于评论家之口,就十分荒唐。

正面人物的扁平化是人设问题,人设问题在于“游戏规则”如此。即便在好莱坞,对于演员来讲,演“反派”也更容易出彩,希斯·莱杰的“小丑”、克里斯蒂安·贝尔的“美国精神病人”、凯文·史派西的“总统先生”都是那么经典。相比于“同情”二字,笔者更愿意把普通观众对于祁同伟的观后感概括为“共情”——能够让人产生“同理心”,这是人物塑造的成功,怎么还成了罪状了呢?

一个“于连式人物”的判词,一个“胜天半子”的人生寓言,祁同伟这个角色显然是十分鲜活的。稍微有些文学常识的人,都会从祁同伟身上联想到《红与黑》里的于连:都出身底层自尊心很强并且一辈子向命运抗争,都是通过委身上层社会的女性来实现阶层跨越,都憎恨上层社会又拼命想融入其中,都通过自毁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相比于于连,祁同伟更贴近的文学形象是《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但也有着微妙的区别。孙少平面临的问题是“跳农门”——进城,祁同伟的问题则在于“跳龙门”——进城之后。同样是反抗命运的不公,孙少平身上更多是底层出身自我实现而不得的压抑,而在祁同伟身上,更多体现了这种压抑释放过程中对这个世界的反叛。

在笔者看来,《平凡的世界》这个小说标题多少有点反讽,准确点应该叫做《想要超越这平凡的生活而不能,不得不接受这平凡的世界》。孙少平身上洋溢着绝不屈从命运的硬气,绝不低头世俗的高贵,但最终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就像《后会无期》的歌词写的那样:“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对于这两个文学形象的微妙区别,周梅森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坦言:“这个时代创造着奇迹,很多一无所有的人改变了命运,我们今天的奋斗决定家族的未来,你或者成为三代贫户,或者富贵。在急剧变化中,权和钱在结合,道德在崩溃,规矩都乱了,一切空子都可以钻。这种人容易出来,和《平凡的世界》里面的都不一样,那些都有规矩。他破坏着规矩,也在创造规矩。”

2、“胜天半子”:向命运抗争至死不休

如果说,“一个于连式的人物”表现了祁同伟的可怜,那么“胜天半子”的人生寓言则突出了这个人物的可悲。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还有什么东西能比生命更值得珍惜?在《人民的名义》中,“胜天半子”的寓言出现了很多次。

第一次是在赵东来和陆亦可的谈话中:“这是你们侯局的书,里面有一篇是祁厅长最喜欢读的——‘胜天半子’。书上写的主人公以自己为棋子,跟神仙下棋,以生命为代价,胜了神仙半子,不服命运啊”。第二次则是祁同伟遇到危机前,在跟高小琴朗读这个故事的结局:

众人登山围拢教师,见他异样神情皆不解。纷纷问道:“你看什么?浑沌干啥?”教师答:“下棋。”“深山旷野,与谁下棋?”教师沉默不语。良久,沉甸甸道出一字:“天!”
俗人浅见,喳喳追问:“赢了还是输了?”
教师细细数目。数至右下角,见到那个决定胜负的劫。浑沌长跪于地,充当一枚黑子,恰恰劫胜!教师崇敬浑沌精神,激情澎湃。他双手握拳冲天高举,喊得山野震荡,林木悚然——
“胜天半子!”

混沌长跪于地充当一枚黑子,和祁同伟在政法大学操场上的长跪形成了一个互文,这也让这个人物的悲剧色彩浓烈起来。在这部剧中,祁同伟直到死也对命运不服输,呐喊道:“没有人能够审判我,就算老天爷也不可以——去你的老天爷”,说罢饮弹自绝。

事实上,祁同伟如此强烈地不服命运,这种至死不休的个人主义更像是古希腊神话里的悲剧人物,不像是中国这块土壤生长出来。而当他和高小琴谈到:“我们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家族的命运,如果我们不付出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就要付出”。这种“愚公移山”式的集体主义才是东方土长。但不得不说,“飞蛾扑火”式的自毁强化了祁同伟的悲剧性,也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3、阶层固化:究竟是否真命题?

有人说,社会分两种:一种是下棋的社会,一种是赌博的社会。所谓下棋的社会,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如果你聪明,你就可以战胜自己的对手,可以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台阶上去。而赌博的社会就很难说了,首先你得有赌本才行,你没有赌本,根本就没有资格上赌台。然后你还要有运气,凭着你的狡猾和欺诈取得胜利。

祁同伟一直在赌博,他以为自己是在下棋。胜天半子?呜呼哀哉!那么,从这部剧延伸出去的社会学议题:“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是不是一个真命题?前不久,《人民日报》就以王宝强为例子,批驳了“阶层固化”的论调:王宝强出身于河北一个农民家庭,没上过几天学,8岁就在少林寺学武术,从做群众演员开始最终成长为家喻户晓的演员。

《人民日报》这篇时评写道:“尽管近些年有学者根据调查认为中国社会的流动性比改革开放初期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社会流动性还是很强的。父母的职业和收入对后代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上一辈穷,并不意味着下一代注定也穷。草根阶层改变命运的机会非常多。当今中国最有名的几位企业家如马云、王卫、刘强东等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社会在发展和进步,普通人的机会肯定是比以往更多了,为什么大部分还是感觉“阶层跨越”之艰难?道理也很简单:改革开放初期,大刀阔斧追求物质财富的毕竟还是少数,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时代在改变”。但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所有的人都开始追求物质充裕和精神富足,就算社会整体比过去更进步,因为竞争的加大,人们心理上还是有强烈的“上升通道不畅”之感。

众所周知,王岐山向官员干部推荐了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部历史著作里,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悖论:革命并不是在那些旧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因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18世纪末,法国的平民等级,在经济实力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法国贵族还想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猛力抛弃”。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所以,我们在承认“社会上升通道”越来越宽的“物理真实”基础上,也要妥善处理民众感受到的“阶层固化”的“心理真实”问题——朴素的辩证法。

4、阶层跨越:最具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

《人民的名义》是一部反腐剧,但观众议论最多的除了达康书记的GDP,就是祁同伟的“胜天半子”;《小别离》是一部教育剧,引发了中产阶层身份焦虑:底层动不了,中产走出去;《欢乐颂》是一部职场剧,却引发对剧中人物不同阶层三观的讨论。即便“阶层跨越”不是作品主旨,但也能被观众单拎出来“顾影自怜”。

《小别离》截图

抛开电视剧,“阶层跨越”也在时时刻刻挑动中国人的神经:从雨果奖科幻作品《北京折叠》的走红,到“北大清华毕业都买不起房,还买学区房做啥?”的热议,再到《我是范雨素》的争议。几乎可以这么说:“阶层跨越”是最具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从来和金钱带来的社会压力有关,美国学者詹明信曾经谈到现实主义文学的起源:“金钱是一种新的历史经验,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压力和焦虑,引出新的灾难和欢乐,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获得充分发展以前,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它产生的作用相比”。

从某种意义上讲,《欢乐颂》和《小别离》具有一种互文关系,“12楼五美”奋力打拼的明天注定会步入不同的阶层,她们的孩子也会面临严峻的教育问题;《小别离》是《欢乐颂》的“续篇”;换一种思路,正是因为出生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受到迥异的家庭和社会教育,“12楼五美”在职业选择和阶层定位上也就有了明显的分野,《小别离》又是《欢乐颂》的“前传”。

《小别离》的续篇《小欢喜》已经立项,《欢乐颂》第二季也将在5月开播。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从“农门”到“龙门”,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站。“侯门”深似海,其他“门”也都在争渡争渡,这也是《人民的名义》收视逆天的社会心理原因。写下“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的范雨素怎么看“阶层固化”?

范雨素

这是她的回答:“我不觉得阶层怎么固化,大家都是焦虑的。一场大病,一场金融风暴,大家可能都会一贫如洗,只有少数几个人掌握财务。所谓中产看不起农民,我觉得他在自己哄自己。我觉得大家的财富之间并没有多大区别”。


文/杨文山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深壹:fmshe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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