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女性之路

糖刺猬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去死。雅各对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吾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靠她也得孩子。”

——《圣经•创世记》第三十章1-3节

使女一词源于《圣经•创世记》,拉结无法生育,便让其使女辟拉代替她与其丈夫同房,借腹生子。1985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其著名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中,让神话走入未来,构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使女之国”。三十年后,根据该书改编而成的剧集《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又迅速成为了人们讨论虚构变为现实的契机。

《使女的故事》设定在人类的未来社会,由于环境的严重污染,人类生育率大大下降。极端宗教组织控制自由之国,建立了新的国度,名为基列国。该国中,大量女性被征为生育的“使女”,她们存在的唯一作用和意义便是为指挥官传宗接代,这些人的生活被完全控制,被剥夺了一切自由、一切物质精神生活,沦为了生育的工具。后来从中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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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去死。雅各对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吾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靠她也得孩子。”

——《圣经•创世记》第三十章1-3节

使女一词源于《圣经•创世记》,拉结无法生育,便让其使女辟拉代替她与其丈夫同房,借腹生子。1985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其著名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中,让神话走入未来,构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使女之国”。三十年后,根据该书改编而成的剧集《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又迅速成为了人们讨论虚构变为现实的契机。

《使女的故事》设定在人类的未来社会,由于环境的严重污染,人类生育率大大下降。极端宗教组织控制自由之国,建立了新的国度,名为基列国。该国中,大量女性被征为生育的“使女”,她们存在的唯一作用和意义便是为指挥官传宗接代,这些人的生活被完全控制,被剥夺了一切自由、一切物质精神生活,沦为了生育的工具。后来从中侥幸逃脱出来的女性通过磁带录音,向后人讲述这一段故事。

该剧虽为写在过去的未来虚幻故事,然而就算站在今天这个历史点上看,其仍旧不失为对当今社会的现实主义描绘,这让人不寒而栗。

反乌托邦与乌托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乌托邦承载着人类对于政体国度的理想状态,反乌托邦则揭露了人类文明的弊端和丑恶。反乌托邦小说的代表作品有许多,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休•豪伊的《羊毛战记》。

这些作品描绘的都是人类未来的故事,尽管到那时,人类技术文明发展到了极高的程度,但是这些文明给人类带来的不是生活质量的提升,而是巨大的灾难。严重的环境污染、精密的集权控制、道德的沦丧,人类最终沦为了自己文明的牺牲品,成为了自己创造出来工具的工具,丧失了人所有的自由和尊严。

文明发展的最终,人类被带回了最初残暴的丛林世界,甚至这个新的牢笼比史前的更加残酷,它具有更大的威力和效力,让所有人都无处可逃。

科技文明给人带来的弊端是文艺作品中一直在探讨的话题,《黑镜》中无比便捷但扭曲而冷酷的生活,《西部世界》中释放了人所有兽性的高科技游乐园…

一、秩序与极权

为什么文明会削弱人类的道德,使其彼此奴役甚至彼此残杀?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无疑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鲍曼在该书中论述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大屠杀不是人类文明社会中的一个偶然随机事件,它是人类文明中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与文明互为一体两面。他通过分析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来研究文明中的弊端如何最终造成人类彼此残杀的后果。

鲍曼认为,文明中对于秩序的过分追求极易导致奴役极权的产生。人们总以为,文明是对于人的解放,总是予人自由。然而我们不能忽略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秩序的构建。

秩序是文明的象征,也是极权的起源。

在《使女的故事》中,国家中的一切都病态地有序一致,花圃的裁剪、道路的铺设、人的衣着…这些让强迫症患者看着无比舒畅的景观背后,是对于所有人人个性也一体化的剪裁。国家不容许任何“异类”人群存在,同性恋者、犯错撒谎的人统统被残忍地吊死。女性生活的一切也都进行严格的一体化管理,甚至对于她们的思想也进行统一的洗脑教育。

不难发现,奴役的背后总有着一个“建设更美好世界秩序”的“伟大愿景”。希特勒为了“净化”世界屠杀犹太人,《1984》中老大哥为了自己统治下的国家不出乱子监控所有人的一举一动,《美丽新世界》中为了“优化”人种,所有人都成了基因试管孵化培养的控制对象。

这些看似使人类前进的“进化”、提升社会运作效率的行为,最终都使人完全的被物化、奴役。

对社会运作效率和高质的病态追求,使文明成为了人埋葬自身的葬场。

二、女权即人权

“更好的世界从不意味着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更好的(Better never means better for everyone)”,《使女的故事》展示的未来世界中,那个“更好”的世界对于女性来说,无疑比地狱更惨烈。

更好的世界可能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抱负实现的天堂,也可能是普通群众的人间炼狱般。《使女的故事》中政变发生的前夕,未来的指挥官与其妻子坐在电影院,谋划着未来蓝图时,其身旁的人群如刀俎下的鱼肉,不知改天换地的残酷未来正在他们身旁写就。

在这个虚构世界中,女性唯一的价值便是她的子宫。女性完全被物化,成为了国家的财产和男人的附属工具。

最为讽刺和可怕的是,尽管这是作者虚构出来的未来世界,对于女性完全相同的物化却一直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如今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的合法化代孕行为中,那些被占用子宫生育的女性与剧中的使女本质上并无二致。剧中的“荡妇羞辱”的活动中集体谴责辱骂她们中一位被轮奸过的女性、割礼等行为,一一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事件。从圣经到小说到现实,历史仿佛在这个地方停下了前行的脚步,始终踟蹰不前。

除了对于身体的侵占,对于女性更为隐性的奴役表现在对其社会角色的固定上,繁衍始终被视为是女性社会角色的重要部分,这类思维定式往往才是女权战役中最难攻克的堡垒。剧中主教的妻子是一个耐人深思的角色,她无疑具有着极强的能力和雄厚的野心,然而她雄心实现的方式却是把自己和其他女性一同囚禁在父权统治的牢笼里。剧中另一个十分讽刺的场景是,女主角Offred与外国使团见面,未经明确介绍面对一男一女时,不由自主地认为那位男性才是领导者。

毒树上必然结出恶果,长期的男权思维浸染下,哪怕最为先锋的女性仍旧容易落入窠臼。恶的体制能让受害者继而变为施害者。

《使女的故事》一向被视为是女权主义的文学作品。然而女权即人权,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所有被剥夺的权利,不是作为一名女性才应该享有的,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就应当享有的。女权主义的本质是还原一个群体作为人所应当平等享有的所有权利。这不应只是女性的抗争,更应是所有人共同的抗争。只要女性仍旧存在着被奴役的情形,科技再发达的社会终究仍处于野蛮的丛林社会。

三、历史即未来

《使女的故事》让人感到如此不安的原因,在于它描绘的世界不仅隐藏在过于的历史中,更在一步步变成我们的未来。

剧中第一集中训导员在用电刑“驯服”刚抓进来的侍女时说,“这样的情形,可能你们现在看来觉得不正常,但是过不久,你们便会习以为常。”

每一个沉默麻木的人都是独裁者的帮凶。人类的命运是一体的,没有人能够完全置身于他人的痛苦之外,独善其身。如柴静所说“他人承受的,我必承受。”

“我之前一直沉睡,事态才会发展至此。当他们劫掠议会之时,我没有觉醒;当他们架空宪法之时,我也没有觉醒,现在我觉醒了。”

剧中女主角这段独白让人想到马丁•尼莫拉的著名短诗:“当纳粹来抓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当他们囚禁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时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当他们来抓犹太人的时候,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替我说话了。”

《使女的故事》的巨大反响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大选之后,川普时代人们焦虑的反映。大选的结果和新任领导者倒行逆施的做法让越来越多从前看似只可能存在于虚构中的情形发生一步步发生在现实中。

“不要让那个混蛋骑在你身上”。这部剧出现在此时,像敲响着的警钟,警醒我们,人类文明的滑坡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天堂和地狱之间的界限如此模糊。历史可能重演于未来,虚构也可能发生在现实。

如果每个人都是面对不公压迫时沉默中的大多数中的那一个人,那么我们都在走向被奴役之路,无人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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