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大帝 汉武大帝 8.8分

汉武大帝,之所以“大”,是在于“武”。结合《史记》谈一谈两汉战略

钧台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两汉时期以统一为目标的对外战略

自秦朝一统天下后,即刻着手对北方长久以来的安全威胁——匈奴民族(匈奴各部落也渐趋一统,且首领都较有野心,匈奴已经不是隐患而是明显的威胁)的军事行动,大将蒙恬北却匈奴千余里,威震匈奴,并修长城以拒之,使之寸步而不敢进。但自秦末大乱至于汉高祖刘邦再次统一中国,而北方匈奴坐享十余年无威胁的和平,时常侵扰边境,同时秣兵厉马,枕戈待旦以图中华。这就是西汉初建立时以及此后三代人七十余年里的汉朝所面临的危急形势。整个两汉甚至是三国时期,当时的中原王朝分别制定了不同的对匈奴战略——如和亲政策,连横西域夹击匈奴政策,分化瓦解的融合政策,这对于唐朝、明朝以及清朝时的对外战略制定仍持续不断地发挥着影响,而战略制定本身是由当时所面临的具体战略形势所决定的,归根结底,仍是由对外战略与对内战略的相统一性所决定的。因此笔者在下面将穿插进行。

白登之围。从历史史实可知,历代开国君主尤其是统一王朝的开国君主在内部稳定之后,总会对外部蛮夷部族实施战略打击,而战略目的不一:或只远逐使之因畏惧王朝实力而不敢再犯边关,或分裂瓦解以为几个部分使之纷纷臣服于我,甚或一举再举三举而歼...

显示全文

两汉时期以统一为目标的对外战略

自秦朝一统天下后,即刻着手对北方长久以来的安全威胁——匈奴民族(匈奴各部落也渐趋一统,且首领都较有野心,匈奴已经不是隐患而是明显的威胁)的军事行动,大将蒙恬北却匈奴千余里,威震匈奴,并修长城以拒之,使之寸步而不敢进。但自秦末大乱至于汉高祖刘邦再次统一中国,而北方匈奴坐享十余年无威胁的和平,时常侵扰边境,同时秣兵厉马,枕戈待旦以图中华。这就是西汉初建立时以及此后三代人七十余年里的汉朝所面临的危急形势。整个两汉甚至是三国时期,当时的中原王朝分别制定了不同的对匈奴战略——如和亲政策,连横西域夹击匈奴政策,分化瓦解的融合政策,这对于唐朝、明朝以及清朝时的对外战略制定仍持续不断地发挥着影响,而战略制定本身是由当时所面临的具体战略形势所决定的,归根结底,仍是由对外战略与对内战略的相统一性所决定的。因此笔者在下面将穿插进行。

白登之围。从历史史实可知,历代开国君主尤其是统一王朝的开国君主在内部稳定之后,总会对外部蛮夷部族实施战略打击,而战略目的不一:或只远逐使之因畏惧王朝实力而不敢再犯边关,或分裂瓦解以为几个部分使之纷纷臣服于我,甚或一举再举三举而歼灭之,这一战略之实施和目标之实现取决于帝国本身实力之强弱,总之,对外部游牧民族不外乎如此战略,而结果之成败往往有所不同,这就决定了更加复杂的民族间与各割据势力之间(历史上看,二者往往也是关系复杂,互相取舍)的关系。但以上三种情况皆是中原王朝占据战略之主动的情况下发动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汉初汉高祖及他的后代君主——文帝和景帝共同面对的形势:如何做出外部力量高于我之时的战略对策。而白登之围的发生及其影响就是制定这一新式战略的引擎和导火索。高祖本来取得小胜尔后因轻敌冒进被冒顿单于诱入伏击圈而不得不进行耻辱的行贿才得以脱身。他痛定思痛,此后半个多世纪,汉几无再行征伐之力而只有招架之功。

高祖失败的原因有如下几个:直接原因是轻敌冒进,而间接的且最要命的是,在打败霸王项羽之后除掉几乎所有的有功诸侯和将领(包括齐王后来被贬为淮阴侯的韩信)——要知道“良马易得良将难求”的道理(杰出的将领一般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更何况几无败绩而自称“点兵多多益善的韩信),从而使得自身军事实力元气大损。再加上战后建国之初,国家经济实力本来就是日落千丈——良田毁弃,人力大减,衣食无着,民心思安,一举而功成则可,若否,秦末农民起义的大事变恐将再起而无疑!

高祖随即实行了并延续了两代君主的和亲政策(无论历代公主其人身份之真假,已不重要——虽然时人不一定这样想,于战略形势无义),这也是白登之围所造成的重大且明显的对外战略转变之表现。为什么笔者如此着重论述此次事件?就在于它不仅对于汉初,而且对于后世各朝如北魏孝文帝在身为汉人的母亲—冯太后影响下实行的汉化改革、隋唐初期对突厥和唐朝前中期对吐蕃以及清朝对蒙古科尔沁的和亲联姻政策,都有着重大影响,而和亲政策本身似乎已上升为王朝对外战略之一,它对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和疆域的保持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与十六世纪哈布斯堡王室与奥地利、匈牙利以及西班牙的联姻所带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疆土的瞬间膨胀不能同日而语,但影响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一次小小的白登之围在历史上也许早已是司空见惯,但汉高祖审时度势,积蓄国力,以待时变的战略眼光是以后很多王朝君主所不具有的(如在实力较弱的情势下,仍一味地拒辽拒金拒蒙而却只知龟缩自保求一时苟安的两宋王朝,怎能体会其中大义?)和亲政策,无论在王朝对外战略上,还是在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上,其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殊不能轻视也!

连横西域反击匈奴。西汉经历繁荣的“文景之治”后,国库充实,粮草齐备,国力强盛,杰出将领也应势而出,可谓天予之时也!这次对外战略的转变当然是由于内部政策的变化——崇尚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死后,深感儒学之很高的实用性的汉武帝随即改弦更张,对内对外一切大变,给人一种积极进取之象。事实也如此。在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各国,意图联合大月氏形成对匈奴的战略夹攻之势(最终未得以实现)的同时,终其一生的抗击匈奴战略开始实行,过程大致如下:

公元前133年,马邑之变。因谋划泄露,未能成功,但标志着和亲政策的结束反击匈奴战略的开始;

公元前129-前127年,卫青为主将,收复河套等地区,汉朝军威大振;

公元前121-前119年,收复河西地区,打通向西域的道路,并打败匈奴,使“漠南无王庭”。这是反攻匈奴取得战略性成功的标志。

连横之策的阴差阳错。本以为被匈奴常年侵扰羞辱的西域各国会与汉朝联合以抗击匈奴权势,但长期的稳定与安逸使得他们并无复仇之心。但张骞联通西域的使命已经在卫青、霍去病等人的努力下基本得以实现,而它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打通了传说中的通往天庭的“西王母的瑶池”,使得中华地域首次与域外地区正式联通,日益繁荣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从此开始。这一举动的战略意义就在于,它丰富了今后中华地域内各王朝制定对外战略的内涵和活动形式。而对外战略内容和形式的扩展,无疑又对中华国力的宣扬与文明的传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长远影响,也由此奠定了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这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必须有统一的对内和对外战略的意义之所在。当大秦的使者在洛阳觐见中国皇帝时,东方中国和西方欧洲的文明就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长期的交流的历史长河中,互相汲取营养,互相滋补内涵,互通有无,各取所需,美好的前景就这样展现在时人面前。

“丝绸之路”从此畅通,中国的丝绸、铜器和西方的宝马、葡萄、石榴等互通有无,很多已经在中华本地繁衍生殖甚至成为中国人的餐桌之必备。到东汉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已建立,从而避开亚欧大陆上陆地贸易的垄断者前者如安息后者如大食和奥斯曼土耳其等,节省了大量过境税务,从此长盛不衰。以上也给我们讲出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在以我为主的战略形势之下,去打通外部世界所带来的未知的好处,已经足以使我们建立起强大的动力,去不断探索,不断建立友好的关系,不断结交合作的伙伴,共同推动未来的积极的向前进。这也是我们一直挂在口边的“坚持改革开放”的最朴素最简单的观念表现。

允许匈奴内迁的战略转变。不可否认,终两汉之世,匈奴势力是其最大的战略威胁。汉武帝时,匈奴已分裂为南北两部,而南部单于呼韩邪亦曾亲附汉廷以求归附汉廷以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先远逐北部匈奴单于致支,再扶助南单于北归加以羁縻。而至于东汉时,北归之南匈奴部再次分裂为南北二部,汉廷亦以扶南而逐北之策再以羁縻,最终北匈奴被灭或西迁,而南匈奴最终为曹操一分为五加以兼并和同化。匈奴后虽经刘渊所建汉赵一朝而短暂存在于历史,后终覆灭于中华民族漫长的民族融合之长流而不见于史册。终两汉之世,汉朝以其战略一致性除去了最大战略对手,可见其成功之处——允许匈奴两次内迁是中原王朝对蛮夷的首次战略转变。这也是老子“以柔克刚式”哲学思想在对外战略上的体现。不能灭之,则疲之;不能亡之,则裂之;不能取之,则削之;不能化之,则废之。如此,终将灭之亡之取之化之也。但与此同时,对已经渐渐兴起的鲜卑乌桓势力,东汉政府制定了后来也被证明了的相对成功的怀柔政策,但对羌人部落的腐败统治无疑给东汉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战略牵制(也成为其再次动荡——东汉末年农民起义的导火索之一)。这使得在对匈奴的旷日持久的战略对峙中,其所付出的国力上的消耗和对其他外部势力的战略忽视也让它付出了最终亡国的代价,岂不悲乎!笔者如此不尽苛责,在于警醒世人而非求全责备于先人,战略上的成败得失应尽量放在一盘棋上去考虑,不然,顾此失彼,兴亡成败即在一瞬矣。

各类机构和郡县的新设。为了把王朝统一的态势更加稳固和对匈奴战争胜利成果的保持,汉政府一方面相继平定内部夷越等民族叛乱,划为郡县如设立南海九郡和西南夷十七郡(据史料记载,汉政府关于派遣司马相如打通西南夷的战略考虑还有联合传说中的南方大国——身毒以对匈奴实行战略夹击,但后来随着在西域和北部对匈奴战争的胜利,这一战略需求的急迫性就大大降低了),不仅缓和了关系,加强了联系还使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于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经过多年来对西域部分国家反抗和动乱的平定,设立专门管辖机构以备战时反击匈奴,平时进行和平贸易,做出了制度性安排,不可谓不深谋远虑也。以上这样一个对内对外并举的战略举措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无疑都是意义深远的,也因为其正确性,而自然成为后世历代王朝制定对外战略时的标尺。

与中华地域内周边国家的初步关系。大量史料记载,当时的朝鲜(“箕子朝鲜”)和越南(秦国太尉赵佗的后代所建)甚至是日本等国家都有中国人的大量足迹,他们或因为战乱或因为历史原因在当地生活留存繁衍而来,他们一俟中华统一归于安定,便纷纷遣使以通友好(比如说朝鲜的“三韩来使”,当时被称为”南越“的越南在武帝以前和汉朝时臣属关系——而最终在武帝时被吞并划为交趾郡还有后来出土的“汉倭奴国王金印等等都是证明)。这一切都是中国王朝“天下观念”和朝贡体制的滥觞,是“五服”理念的演绎和延伸,是天下秩序初步形成的标志。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中华文明和中国国力的“裂变之世,那么,完全可以说,两汉时期则是中华文明和中国国力的“惊艳之世”,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正式发端,是中国为贡献世界的肇始。

虽然经过新莽政权的暂时动荡,两汉时期的大致外交战略莫不如此。根据自身权势之变化,因应外部形势之变迁,联合新的与自己合作的力量,这就是班超经营西域的由来。(班超在国力未强,而只身前往西域联合诸国,意图对匈奴残余势力的最后一击和重新打通西域贸易商道。这是何等的魄力!如果说张骞是纵横家,那么说班超则是文武兼备的战略家是不为过的。)总体而言,击破匈奴和经营西域是两汉时期对外战略的一体两面,有其内在的战略一致性,为国家稳定、社会繁荣和对外交流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是这一战略的成功之处,也是它的辉煌的第一个顶点。

但从西域都护设立的几经浮沉,可以看出西汉末年尤其是整个东汉时期国家实力的相对衰落,而不得不向内实行战略收缩——这是痛苦的甚至有损国家威严的,但却是必要的战略后撤。不然,东汉末年的的纷乱割据状态更会早早的不期而至,那才是天下的灾难。从此,权力的真空,使得传统的中原王朝统治地域又接连受到中华地域内各个逐渐壮大起来的游牧民族部落的常年侵扰,而中原王朝自顾不暇,只得从主动的“羁縻”之策转变为遗患无穷的封官许愿的笼络人心之策(有实力的部族效仿中原割据势力而建立政权,甚至吞并后者建立的政权),坐看大势已去而竟无能为力,殊为可叹!而这一中华内部的混乱时期一直持续到隋朝甚至是唐朝初中期方告结束。各部族起初是作为支援中原割据势力的军事力量,后来纷纷建立政权,至于东晋时期,发展到一个顶点——号称东晋十六国的“五胡乱华时期”(我们会在下部分着重讲述),其间主要经历了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建立的类似中原王朝式的国家。

我们也需要对丝绸之路做出一个现代化的理解。首先,我们认识到,一件小小的物品竟至于引发如此宏伟的对外战略的制定,它内在的机理或者动力其实很简单,一方面极端缺乏,并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雄厚而对物质水平的要求自然升高,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很怪异又再正常不过的经济现象:中间商和批发商从中牟取暴利,同时作为消费者又作为绝对权势的拥有者的罗马帝国,竟对此视而不见。很大程度上,经济问题折射出政治问题,经济战略指导着政治战略,罗马帝国如此强大,但它的力量不能投放过度,处于西亚的安息和之后的大食并不是它的权势所能控制住的。它的政治战略的扩展自然要受到相应的经济战略的制约。

这就是“丝绸之路”存在、发展和繁荣的原因,市场需要卖家买家和中间商,大国对外战略的参与者和制定者也应有实施者、应对者和伙伴(一方的伙伴就是一方的对手,在古代的世界往往是零和博弈,在文明的现代就不一定了),不需要或没有第三方伙伴的战略注定不会持久,因为随着自身战略进取而导致的权势的削弱似乎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这时的战略伙伴或盟友作为缓冲地带也罢,作为合作伙伴也罢,都是为己方所必须的。若知如此,不如早早建立广泛的“伙伴”阵营,以待时变而更有具有战略眼光乎?

汉朝的对外战略,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作为一个人治的政体,不必苛求它是多么尽善尽美,它已经发挥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和价值。中国首次作为一个文化和政治整体面对世界,而且是成熟的比较完美的展现在世界面前,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相对于东方的罗马帝国,一点也不逊色。但我们稍后就可以看到,两个帝国似乎是因了历史的偶然性,还是对外战略发展必然的结果——都各自遇到了长时期的动荡和混乱而导致自身战略权势的相对衰落,前者时隔近四百年后再次达到其战略扩展的又一个顶峰,而后者,在经历一番动乱之后即行崩溃,留下了一个东方式的帝国——号称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此后,它很少在被视为正统的西方日耳曼人控制的欧洲世界视为己出,而只作为欧洲的伙伴而已)。以后两大文明的交流在今后近千年的时间里(直至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又要通过丝绸之路的垄断者——阿拉伯帝国(大食)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两个“中间商”中介作用才能进行了。

0
0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电影电视剧

回应(0)

添加回应

汉武大帝的更多剧评

推荐汉武大帝的豆列

了解更多电视剧信息

值得一读

    豆瓣
    我们的精神角落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
    用 App 刷豆瓣,更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