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输出的正确姿势
《末代皇帝》拍摄于1987年。1987年是个微妙的年份,中国正处在和西方世界蜜月期的尾巴上头。1987年以后,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风向变了,由80年代中期的笑迎八方客变成了选择性吸收。无论如何,像当年那样,为了配合一部电影拍摄而封闭整座紫禁城,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来华都参观不得的事情,再不会发生了。
中国投之以桃,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也报之以李。纵然这部片多少带着点西方人对中国的猎奇眼光,但大体上还是不倚不斜地讲述了一个十分中国化的故事,没有太多偏见,也没有太多溢美之词。当然,辫子头、忠字舞、领袖同志这些已成为中国文化符号的东西,还是免不得被拿出来大书特书一番。没有办法,电影是要给观众看的,大多观众没时间,也没兴趣去细细挖掘中华文化的深厚之处,必须拿这些已经定型的符号去冲击他们的眼球。就像我们一说美国,首先想到的也是汉堡、白宫、摩天楼和自由女神像一样。
抛开这些表面化的符号,《末代皇帝》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完整讲述了一个“人”的故事。中国史书处理皇帝的方式,向来是用简单的两分法,要么是明君,要么是昏君,没有中间地带可言。溥仪自然要被归于昏君的那一类里头去,一说到他,懦弱、昏庸、叛国等大帽子立刻就扣上去了,这样的皇帝,似乎根本没有为他著书立传的必要。我们要写的,是秦始皇,是汉武帝,是唐太宗这样的帝王,让大家在他们纵横捭阖、开创盛世的伟业中感动地流下热泪。偶尔拍两部昏君的影视剧,也基本是当成爱国主义警示教育片来拍的,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这样的人,应该被永远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头去。
《末代皇帝》没有这样拍,没有美化,没有贬低,它只是把溥仪当作了一个普通人,一不小心诞在了帝王家,莫名其妙地立为皇储,然后被大时代裹挟着不断向前、向前、再向前。影片里的溥仪,没有什么大智慧,眼界既不深邃也不宽广,厚此薄彼、欺软怕硬都写在了脸上,平凡得跟紫禁城外的你我一样。在观影的过程中,大家很容易便忘了,他是一个皇帝,就像我们也很容易忘了——皇帝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皇帝。
这种处理方式在当时无异是新奇的,哪怕放到现在也是凤毛麟角的,然而就是这种对人性的细致刻画,才让影片显得分外亲切动人。我们可以看到溥仪在享受皇位带来的前呼后拥时的虚荣,可以看到溥仪在和婉容新婚之夜时的青涩,可以看到他对西方花花世界的崇拜,可以看到他对自由的向往。哪怕在看到他人生中无法抹去的最大黑点——和日本人勾结成立满洲国时,也不会对他深恶痛疾。换作任何一个普通人,在面对可以重返往日崇高地位的巨大诱惑时,他有没有能力抵挡得住?
这种对人性的细致描写,让我们从皇帝,这个在史书里尊贵得不可直视的面具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人物、时代和观众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影片的效果便达到了,而附带的那些文化符号和历史进程,自然也就映入了观众的脑海。
导演和编剧皆是西方人,他们当然知道,最能打动西方观众的是什么。文化有隔阂,但人性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末代皇帝》能在外国取得成功并不奇怪,就像大多中国观众不知道《哈姆雷特》发生在哪国、哪个时代,但对“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也心有戚戚焉。大多西方观众对清末、民国和共和国的历史也不那么清楚,但他们可以感觉到,个人在面对时代车轮时的渺小和无可奈何,那些表现出来的,或丑或美的嘴脸,他们都可以代入其中——至于历史,那不过是舞台而已。历史延绵了这么多年,什么背景都变了,但人,唯有人,才是舞台上不变的主角。
说到底,这才是文化输出的正确方式。中国文化的那些符号,比如张国师最爱的那几个——长城、方阵、剑客、整齐划一的舞蹈等等,大多人已经看腻了。我们想看的是人,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中国人,不是那些混入宏大场面之中的,面目模糊的泥胎木偶。我记得王小波在书里写过,有位外国人告诉他,60到70年代的那段历史,虽然是社会的悲剧,但却是艺术家的宝库,在那个扭曲的年代里,不知道会发生多少精彩的人性故事啊!因为此,他甚至觉得有些嫉妒中国的艺术家。
然而我们中国的艺术家却走偏了。在文化输出上,我们也一直在搞两分法。要么跟早前的“中国风”电影一样,一味买惨;要么跟如今的“中国风”电影一样,只拍盛世,完全忽略了人性的复杂,完全忽略了大时代下呈现出来的世间百态。这样的东西,一部两部是很新鲜,可三部四部下来,自然也就乏味了。
《末代皇帝》之后,中国文化输出最成功的电影大概算是《卧虎藏龙》。这部片子的精彩之处也不在于武侠风打斗场面,而是类似于《哈姆雷特》般欲望和伦理的冲突,片中的人物个个是有血有肉的,不是机器,精彩的打斗不是为了战胜怪兽,是内心激烈的斗争折射到肢体和语言上而已。《英雄》在某种程度上也想要模仿《卧虎藏龙》的路子,可惜它还是忽略了“人”,更多是想说一些“大一统”、“天下苍生”之类大而空的中国性政治正确,没有深挖进个人内心,效果自然也就打折了。但纵使如此,它对西方观众的文化普及,也比什么一言不合就要去打怪兽的《长城》高明多了。
为什么如今的中国电影无法打动人心?因为它们根本没想过要去写“人”。在这些影片里,人物全是符号,全是背景,都被导演和编剧构思出来的,匪夷所思的情节和逻辑推着走,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做出来的事情。一部好的电影,“人”才是关键,情节和对白都是从“人”的心底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的。不在人性上头下功夫,中国的文化输出,始终都是一场自娱自乐的自high而已,方阵排得再齐,灯笼点得再多,也于事无补。
中国投之以桃,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也报之以李。纵然这部片多少带着点西方人对中国的猎奇眼光,但大体上还是不倚不斜地讲述了一个十分中国化的故事,没有太多偏见,也没有太多溢美之词。当然,辫子头、忠字舞、领袖同志这些已成为中国文化符号的东西,还是免不得被拿出来大书特书一番。没有办法,电影是要给观众看的,大多观众没时间,也没兴趣去细细挖掘中华文化的深厚之处,必须拿这些已经定型的符号去冲击他们的眼球。就像我们一说美国,首先想到的也是汉堡、白宫、摩天楼和自由女神像一样。
抛开这些表面化的符号,《末代皇帝》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完整讲述了一个“人”的故事。中国史书处理皇帝的方式,向来是用简单的两分法,要么是明君,要么是昏君,没有中间地带可言。溥仪自然要被归于昏君的那一类里头去,一说到他,懦弱、昏庸、叛国等大帽子立刻就扣上去了,这样的皇帝,似乎根本没有为他著书立传的必要。我们要写的,是秦始皇,是汉武帝,是唐太宗这样的帝王,让大家在他们纵横捭阖、开创盛世的伟业中感动地流下热泪。偶尔拍两部昏君的影视剧,也基本是当成爱国主义警示教育片来拍的,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这样的人,应该被永远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头去。
《末代皇帝》没有这样拍,没有美化,没有贬低,它只是把溥仪当作了一个普通人,一不小心诞在了帝王家,莫名其妙地立为皇储,然后被大时代裹挟着不断向前、向前、再向前。影片里的溥仪,没有什么大智慧,眼界既不深邃也不宽广,厚此薄彼、欺软怕硬都写在了脸上,平凡得跟紫禁城外的你我一样。在观影的过程中,大家很容易便忘了,他是一个皇帝,就像我们也很容易忘了——皇帝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皇帝。
这种处理方式在当时无异是新奇的,哪怕放到现在也是凤毛麟角的,然而就是这种对人性的细致刻画,才让影片显得分外亲切动人。我们可以看到溥仪在享受皇位带来的前呼后拥时的虚荣,可以看到溥仪在和婉容新婚之夜时的青涩,可以看到他对西方花花世界的崇拜,可以看到他对自由的向往。哪怕在看到他人生中无法抹去的最大黑点——和日本人勾结成立满洲国时,也不会对他深恶痛疾。换作任何一个普通人,在面对可以重返往日崇高地位的巨大诱惑时,他有没有能力抵挡得住?
这种对人性的细致描写,让我们从皇帝,这个在史书里尊贵得不可直视的面具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人物、时代和观众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影片的效果便达到了,而附带的那些文化符号和历史进程,自然也就映入了观众的脑海。
导演和编剧皆是西方人,他们当然知道,最能打动西方观众的是什么。文化有隔阂,但人性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末代皇帝》能在外国取得成功并不奇怪,就像大多中国观众不知道《哈姆雷特》发生在哪国、哪个时代,但对“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也心有戚戚焉。大多西方观众对清末、民国和共和国的历史也不那么清楚,但他们可以感觉到,个人在面对时代车轮时的渺小和无可奈何,那些表现出来的,或丑或美的嘴脸,他们都可以代入其中——至于历史,那不过是舞台而已。历史延绵了这么多年,什么背景都变了,但人,唯有人,才是舞台上不变的主角。
说到底,这才是文化输出的正确方式。中国文化的那些符号,比如张国师最爱的那几个——长城、方阵、剑客、整齐划一的舞蹈等等,大多人已经看腻了。我们想看的是人,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中国人,不是那些混入宏大场面之中的,面目模糊的泥胎木偶。我记得王小波在书里写过,有位外国人告诉他,60到70年代的那段历史,虽然是社会的悲剧,但却是艺术家的宝库,在那个扭曲的年代里,不知道会发生多少精彩的人性故事啊!因为此,他甚至觉得有些嫉妒中国的艺术家。
然而我们中国的艺术家却走偏了。在文化输出上,我们也一直在搞两分法。要么跟早前的“中国风”电影一样,一味买惨;要么跟如今的“中国风”电影一样,只拍盛世,完全忽略了人性的复杂,完全忽略了大时代下呈现出来的世间百态。这样的东西,一部两部是很新鲜,可三部四部下来,自然也就乏味了。
《末代皇帝》之后,中国文化输出最成功的电影大概算是《卧虎藏龙》。这部片子的精彩之处也不在于武侠风打斗场面,而是类似于《哈姆雷特》般欲望和伦理的冲突,片中的人物个个是有血有肉的,不是机器,精彩的打斗不是为了战胜怪兽,是内心激烈的斗争折射到肢体和语言上而已。《英雄》在某种程度上也想要模仿《卧虎藏龙》的路子,可惜它还是忽略了“人”,更多是想说一些“大一统”、“天下苍生”之类大而空的中国性政治正确,没有深挖进个人内心,效果自然也就打折了。但纵使如此,它对西方观众的文化普及,也比什么一言不合就要去打怪兽的《长城》高明多了。
为什么如今的中国电影无法打动人心?因为它们根本没想过要去写“人”。在这些影片里,人物全是符号,全是背景,都被导演和编剧构思出来的,匪夷所思的情节和逻辑推着走,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做出来的事情。一部好的电影,“人”才是关键,情节和对白都是从“人”的心底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的。不在人性上头下功夫,中国的文化输出,始终都是一场自娱自乐的自high而已,方阵排得再齐,灯笼点得再多,也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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