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芳 芳芳 8.1分

作为政治哲学一部分的爱情哲学

camus
2016-10-13 看过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以前我看米兰·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里说,好的小说家,绝对不能把小说写成某种哲学的例证,萨特的《恶心》就写得不好,通篇都是存在主义的注脚;小说家不是不能探讨哲学问题,但是小说家不能把小说作为哲学的婢女。其实读昆德拉自己的小说,从《玩笑》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可以轻易看出他的存在主义倾向,但他始终没有把这个词点出来,我也相信他没有“为哲学而艺术”的动机。没有那个动机,不一定就比有那个动机写得好,但道理我是认同的。这个道理,放在电影里也一样适用。

在有关爱情的探讨中,最肤浅的一种,就是把它化约为道德问题。就好像我在《爱情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美好》里面说的,我并不否认爱情里存在道德责任,但那种“泛道德主义”却是我十分厌恶的。“泛道德主义者”把爱情的所有问题都还原为道德问题,强调只要一个人品格端正,就不会遭遇任何爱情的问题,所以如果爱情出现了问题,要么双方的其中一个(或两个都)道德出现了问题,要么这问题是能够以道德的方式来解决的。

最近有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部法国电影,叫《芳芳》。它帮我狠狠地打了这些人的耳光。男主角亚历有一个未婚妻,却依然被少女芳芳深深地吸引。看到这,我以为电影讨论的是:如果你爱上一个人,但你已经有恋人或配偶,你会怎么办?在周润发主演的《大丈夫日记》里,他最后信了伊斯兰教,把王祖贤和叶倩文都娶了,满足了发达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小市民最大的梦想。在我看来,合理的做法先是和恋人或配偶说清楚,该分手就分手,该离婚就离婚,然后再去追求新人(即便如此,在许多泛道德主义者眼里,这种处理方法依然是“渣”,正确的做法是克制住对新人的迷恋,继续留在恋人或配偶身边,因为前者只是一时冲动,后者却是长久相伴的感情,后者比前者更有价值)。亚历并没有这么做,他一方面瞒着自己的未婚妻,一方面瞒着芳芳,他疯狂地追求芳芳,但并不和她做爱,也不要和她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呢?

他对戏中的狄说出了自己的意图:爱情易逝,要保持住那种新鲜的感觉,就得永远处于那种将得到而又得不到的状态,亚历打算永远追求芳芳,却不与她发生或建立关系。狄问她,那洛丽(亚历的未婚妻)呢?亚历说,我爱她,也将永远和她厮守。从全剧来看,这一点十分值得怀疑。后面亚历对自己的想法做了解释:年幼的时候,只要母亲的房门没有关上,他总是能看到母亲和不同的男人的亲热。虽然我认可发展心理学的“连续性假设(continuity hypothesis)”,但我觉得这里多少有点画蛇添足:亚历对“爱情易逝”的领悟完全不需要来自母亲的影响(这还会给人造成错觉,以为这只是一小撮人才会有的问题),他和洛丽的爱情本身已经足以解释。毋宁说,正是因为他移情别恋,他才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和洛丽分手,跟芳芳在一起,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不能想出办法,芳芳只会是第二个洛丽。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移情别恋怎么办”,而是“如何使爱情经久不衰”。前者是形而下的,后者才是根本的。

不过,与其说亚历疯狂地追求芳芳,不如说他和芳芳以非恋人的关系热烈地恋爱:他们擅闯民宅,享受烛光晚餐,与主人迎面遇上,却机智逃跑;他蒙起她的眼睛,把她带到梦寐以求的“奥地利宫廷”(戏棚),两个人轻轻地跳起华尔兹,并舞刀弄枪,演起骑士捍卫贵妇清白的经典戏码。即使在芳芳怀疑他玩弄自己的感情,两个相持不下的时候,芳芳随口一句“如果能在祖母家的海边一觉睡到天亮多好”,他也能为此费尽心思。穷小子为讨好心上人所能做的事,他已经做到极致。他想传递的是:我不能和你在一起,但是我愿意满足你一切疯狂的念头。

芳芳不懂亚历心中所想,她在戏棚内的维也纳夜景与香槟美酒之中已经深深陶醉,打算接受亚历,但当他举起酒杯说“愿我们友谊永存”,芳芳的笑容顿时僵硬。这是一个悖论:永恒的追求需要一种心领神会的默契,没有一个正常的女人会把那样的讨好仅仅当作友谊的表示,何况芳芳作为香水世家的传人,有一种特殊技能,可以嗅到男人发情时的气味,亚历对她的情欲,她闻得一清二楚。“他对我有爱欲,一直追求我,却不和我做爱,也不和我在一起。是我哪里不好了吗”芳芳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之中。

机缘巧合之下,亚历在芳芳的隔壁租了一个房间,并且把隔开他和芳芳的的那堵墙壁打掉,换上了一面单向镜。通过镜子,他可以看到芳芳,芳芳却只能看到自己,用狄对芳芳的奶奶慕蒂说的话来讲,“他想要与芳芳同居,却不要二人世界的不便。”芳芳从慕蒂处得知此事,在镜子的一边与亚历对质,亚历却始终下不了决心。当芳芳留言出走,暗示自己可能自杀,亚历才陷入失去她的恐慌之中,最终接受了芳芳的方案:亚历和芳芳在一起,但是第二天早上,她就会离开,他必须每天重新追求她。这并不是对亚历的惩罚,毋宁说,这是对他的方案的一种纠正:爱情里最让人长久铭记的,莫过于“得不到”和“已失去”,亚历更偏好“得不到”,所以他愿意一辈子追求芳芳;而芳芳通过接二两三的演戏(与保罗扮演情侣,假装自杀),让亚历体会到“已失去”的滋味,逼着他去珍惜自己;她的方案,也是将爱情置于一种“随时可能失去”的危险之中,既避免了“得不到”对肉体和心灵的折磨,又不会轻易堕入亚历最初担心的那种“沦为凡夫俗妇,凭吊当初的卿卿我我”,两全其美。

“如何让爱情永葆新鲜,永不消逝?”这一方面,不得不说,女性有着本能的天赋。芳芳的那种办法,通俗点来说就是“作”。如果两个人一直相敬如宾,激情很快就会消失,最后要么分手,要么陷入亚历所害怕的那种单调无味的老夫老妻生活之中。女人偶尔“作”一下,会激起男人的危机感,可以延续爱情的寿命(不过提醒一下,如果那男人已经变心,那不管怎么“作”,只会引起他的反感,加快感情的结束)。不过芳芳的办法也不是万全之策,日复一日地重新追求,会逐渐脱离危机色彩,变成情侣之间的一种“耍花枪”。亚历担心的事未必不会再次出现。

顺便说一下,在亚历和芳芳的方案之外,洛丽和保罗也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案。从洛丽的表现来看,她并不反对亚历在爱她的同时出去偷欢,用鸡汤界的话来说,就是“不介意他肉体出轨,但是介意他精神出轨”。亚历一再强调他和芳芳没有“越轨”,但他的心已经完全不在洛丽那里,这才是洛丽最终离开他的原因。而从保罗在芳芳房间的那一番话来看,他明明知道她爱着亚历,却依然愿意希望芳芳选择他,说明他不介意芳芳“精神出轨”。不管这一男一女的提议是不是体现了某种进化心理学的“女的关心抚养资源流失,男的关心亲子不确定”,这两个方案,都是某种弱版本的“开放式关系”,甚至是弱版本的“开放式婚姻”。

这四个人的纠结,一般人未必能真正了解。有人会说,激情退去后的那种平淡,有什么不好呢?那不就是所有天长地久的爱情最后都会有的样子吗?苯基乙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减少之后,还有催产素和血管加压素,后者能让你对另一半产生平静的依恋,让你愿意持久地处于一段亲密关系之中。这个确实不假,不过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催产素和血管加压素的分泌因人而异,有的人分泌的这两种激素少得可怜,并不足以让他甘心持续地一个人厮守;最重要的是,他完全有可能在分泌着催产素和血管加压素的同时因为另一个人而分泌苯基乙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泛道德主义者”会立刻跳出来说这样的人“不负责任”,但是讲道理,我们能决定自己体内的激素如何分泌吗?

为了对“泛道德主义者”公平一点,我必须帮他们做出一点辩护。以前我认为感情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现在我要加上一个限定性条件:感情存在自我诠释的空间。在1962的著名实验中,沙赫特和辛格证明人的感情或情绪(emotion)实际上是由生理唤起(physical arousal)和认知因素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人的感情或情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归因(attribution)”。举著名的“吊桥效应”那个例子,如果你和一个姑娘一起去走吊桥,走完之后你会脸红心跳、手心出汗,这个大概率是由走吊桥所引起的生理反应,但也可能是因为你对那个姑娘有意思。这里就存在归因或者自我诠释的空间,如果你“选择”了把你的生理反应归因于对那个姑娘有意思,你就会觉得自己处于“心动”的状态。大部分的感情或情绪都是如此,我们感受到明显的生理唤起,同时我们根据我们的处境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来进行归因。我把这个总结为一句话,“感情是我们对自己所说的故事。”根据这种理论,许多人在离婚时所说的“感情破裂”,很可能不是感情“自己”破裂的,而是他们选择了一种“破裂的叙事”。

即便如此,沙赫特和辛格在论文中加了一句说,如果不存在生理唤起,那就不存在感情或情绪,也就是说,生理唤起依然是说我们处于某种感情或情绪状态的基础。存在这样的情况,而且这样的情况不一定很少:我们面对“另一半”,不再能产生任何的生理唤起,不仅没有苯基乙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也没有催产素和血管加压素。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责任”去维持那段关系吗?

在传统的东方社会,人们对婚姻的态度并没有那么纠结,因为婚姻是传宗接代的机制,有时也包括利益结盟,反正和爱情关系不大。在西方社会,这要复杂一点。西方社会的婚姻制度是建立在基督教的爱情观之上,即所谓的“由爱情至婚姻”的模式,人们被鼓励与自己深爱的人结婚,但是一旦迈入了婚姻,便等于对上帝做出了承诺,要厮守终生,福祸与共。那种所谓的“感情破裂”,即不再爱配偶,基督教一般是不认可的,即使在新教改革后信徒有了离婚的自由,那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依然是一种过错。经过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西方人不再用宗教的眼光来看待婚恋,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爱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种意志行为(也就是说它甚至不能纳入“承诺”的范围),也没有一个超验的存在能让你产生源源不绝的爱(这是我和很多基督教朋友的分歧所在)。

这时又有人会说,这社会上那么多人结了婚好好的,就你事儿多。事先声明,我并不否认有的人真的可以相爱到老福祸与共,不过我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的比例并不高,除了那节节攀升的离婚率,另一个原因是人有可能因为爱情以外的因素继续留在一段婚姻里,比如为了过日子,为了让子女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为了晚年有人互相照顾。事实上,大部分婚姻的维持都是“将就”,而远不是“相爱”。

回到开头,为什么我说《芳芳》在探讨的,是一个哲学问题呢?因为它在探讨爱情的本质。爱情是什么呢?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很难持久地存在的一样东西。即使在相伴到老的例子里,爱情也不是持续存在的,而是“一个瞬间一个瞬间”地存在着(公号“Know Yourself”的文章《为什么你的爱情会输给日常琐碎》对此段有贡献),也就是说,在这些瞬间的间隔,我们基本是靠对这些瞬间的回忆和期待来延续爱情。对于许多人来说,间隔的时间会越来越长,直到某一刻,那种瞬间将不在出现,爱情就结束了。既然爱情并不是必然能持存的,它是不是就没有内在价值了呢?当然不是。爱情易逝,爱情会伤害人,爱情也不应该成为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但一个有爱情的世界,还是比没有爱情的世界更加美好,根据摩尔(G. E. Moore)的理论,爱情依然是一种内在价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社会分裂为“泛道德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两极,前者将在爱情里出现问题的人通通进行“道德隔离”,后者基本否认爱情在生命中有任何独立的意义。这两种都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芳芳》所探讨的深度,还可以延伸到政治哲学领域:婚姻制度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如果当今的婚姻制度是建立在谎言和对人性的错误预设之上,那这种婚姻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就将受到质疑。如果从爱情到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或者说,爱情和这种婚姻,本质上是两类不同的价值,那它们就存在冲突的可能。在现有的安排下,如果并没有那么幸运可以两者兼顾,那我们要么放弃爱情,要么放弃婚姻。我们可以思考的是:是否存在另一种相处模式或制度安排,使得爱情可以与抚育后代、共同生活、安享晚年更能协调一致?

这只是一切思考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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