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帧冷峻的风景
要不是阿瑟·米勒，我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剧本。要不是奥利弗奖，我可能根本不会对Young Vic的这个复排版本提起兴趣。
相比米勒的其他剧本，《桥头风景》（A View from the Bridge）是一部更需要反复品味的作品。第一次读到这个剧本，我竟然将其与女性情感电视剧联系起来，那些痛恨男性在思想和行为出轨的女性观众可能会喜欢这个故事：码头工人埃迪靠微薄的收入支撑起整个家庭，表面上如父亲般对侄女凯瑟琳严加管教，内心却迷恋着她。妻子贝特丽丝对丈夫的心事一清二楚，暗中劝导侄女离开这个家庭，去过自己的生活。埃迪一家收留了非法入境的亲戚，侄女却恋上了当中的年轻意大利非法移民卢道夫，酿成了一起家庭悲剧。
Young Vic版的《桥头风景》除删减一些过场对白外，基本忠实于剧本。而在舞台设计方面，又奉行极简主义，背景一堵墙和墙上的门，三面玻璃框架组成的矮围栏，便是码头工人的家。英国《卫报》的评论甚至认为舞台设计过于“普世”，无法呈现布鲁克林区的生活状况和剧本的时代特征。
<图片1>
尝试在这部横扫奥利弗多项大奖的作品中找出惊喜，是对耐心的极大考验。直到剧情发展到第二幕时，我才恍然悟出第一幕中的那些看似平淡的处理是多么有深意。启幕，舞台上方倾斜下水柱，码头工人赤着脚，在昏黄的灯光下冲刷着身体，耳边响起了教堂弥撒般的音乐，他们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暖色灯光、背景音乐以及喷水装置，就这部极简主义的作品而言，俨然是视听盛宴。随着律师阿尔弗利的出场，这个布鲁克林区贫民窟的工人家庭在舞台上呈现了其本来的面貌，冷色调的灯光和服装，所有人物赤着双脚。只有侄女凯瑟琳是第一幕中的异数，她穿着一件彩色的花衬衫，在一场戏中她还穿上不太合脚的高跟鞋。色彩，对一个以出卖体力劳动来维持生计的工人家庭来说似乎过于奢侈，百老汇的灯红酒绿、意大利的黄色柠檬，都只是停留在对话中的颜色，就连卢道夫的金发也被看作是不寻常的。贝特丽丝是全剧中的为数不多的女性，与凯瑟琳不同，从她的衣着和言谈，观众几乎看不出其对生活有任何的热情。鞋，似乎是不属于这里的多余装饰。凯瑟琳刚穿上高跟鞋就被埃迪要求脱去，即便她穿出了嘉宝的韵味。律师始终在舞台边缘担当他的叙述者角色，一旦步入埃迪的家，他也是赤脚的，皮鞋被放置在门关处。
<图片2>
全剧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第一幕终。在剧本中，非法移民马可举起椅子给埃迪以威慑，椅子所承载的只是对暴力的预警。而在舞台上，椅子在空中停留良久。作为舞台上的唯一一件实物道具，无论是从物理意义上的重力势能，还是空间意义上的视觉中心，都压倒了埃迪作为一家之主的固有力量。在一片静默中，马可的托举动作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震慑力。
这种震慑力来源于马可对埃迪所极力维护的家庭秩序的动摇。在第二幕中埃迪不停地和妻子强调他要的是尊严，这不仅仅源自夫妻关系的不和谐，更多的是他已经意识到了卢道夫和马可的出现对自己地位的冲击。“可我永远忘不了他瞧着我的时候，房间里的光线变得多么暗淡，他的两只眼就像坑道一样空洞洞”，律师的这句台词印证了舞台颜色基调运用的巧妙。埃迪苦心经营的家庭秩序通过冷色调灯光和服装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在第二幕中，已经离家的凯瑟琳再度归来，但她身上的花衬衣变成了黑白的了。埃迪家庭的唯一亮色彻底消失了。
<图片3>
埃迪和律师争辩法律，他寻求的解决方案却超出了法律的范畴。马可也试图在法律中取得认可，在申诉无果后，他坚称“法律并不完全写在一本书里”。剧中唯一挑战埃迪的是马可，他们对控制和尊重有着同样的诉求。“暗淡”是埃迪家唯一的法则，但这种法备受挑战。全剧的第二次高潮同样源自这两个男人，舞台背面那个连接外界的唯一出口被马可关上了，舞台上上演了困兽斗。殷红的血水从舞台上方倾泻下来，冷峻舞台上的第二抹、也是最后一抹暖色。启幕时的音乐再次响起，这本应属于一对新人的祝福，却成了两个血性男儿的挽歌。
英国《每日电讯报》刊载了导演Ivo van Hove对阿瑟·米勒的看法，他认为米勒的戏剧大多是关乎善恶与道德的，而他对此并无太大兴趣。的确，《萨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映射了麦卡锡主义，《都是我的儿子》（All My Sons）反思了战争，其中关涉的道德命题沉重而崇高。相比之下，《桥头风景》几乎没有道德立场预设，人物的悲剧产生于个人的执着情感。律师在全剧中担当了一个中立的角色，因为他明白“只有上帝赏罚公正”。《桥头风景》发表后的公演并不算成功，米勒在面对批评时承认剧本是实验性的，他认为故事本身已经足够完整和震撼，无需附加主观因素。导演也许并不钟情于米勒的作品，但他是懂米勒的，又或者他至少懂得如何选择剧本。或许，没有比静默和克制中的爆发更令人震撼了。Young Vic版的《桥头风景》凭借充分的艺术自信，运用极简主义的舞台设计、纯熟的气氛营造，在冷峻中，祭奠了一个破碎的美国梦。
（文中剧本原文及角色名采用屠珍、梅绍武中译本。）
相比米勒的其他剧本，《桥头风景》（A View from the Bridge）是一部更需要反复品味的作品。第一次读到这个剧本，我竟然将其与女性情感电视剧联系起来，那些痛恨男性在思想和行为出轨的女性观众可能会喜欢这个故事：码头工人埃迪靠微薄的收入支撑起整个家庭，表面上如父亲般对侄女凯瑟琳严加管教，内心却迷恋着她。妻子贝特丽丝对丈夫的心事一清二楚，暗中劝导侄女离开这个家庭，去过自己的生活。埃迪一家收留了非法入境的亲戚，侄女却恋上了当中的年轻意大利非法移民卢道夫，酿成了一起家庭悲剧。
Young Vic版的《桥头风景》除删减一些过场对白外，基本忠实于剧本。而在舞台设计方面，又奉行极简主义，背景一堵墙和墙上的门，三面玻璃框架组成的矮围栏，便是码头工人的家。英国《卫报》的评论甚至认为舞台设计过于“普世”，无法呈现布鲁克林区的生活状况和剧本的时代特征。
<图片1>
尝试在这部横扫奥利弗多项大奖的作品中找出惊喜，是对耐心的极大考验。直到剧情发展到第二幕时，我才恍然悟出第一幕中的那些看似平淡的处理是多么有深意。启幕，舞台上方倾斜下水柱，码头工人赤着脚，在昏黄的灯光下冲刷着身体，耳边响起了教堂弥撒般的音乐，他们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暖色灯光、背景音乐以及喷水装置，就这部极简主义的作品而言，俨然是视听盛宴。随着律师阿尔弗利的出场，这个布鲁克林区贫民窟的工人家庭在舞台上呈现了其本来的面貌，冷色调的灯光和服装，所有人物赤着双脚。只有侄女凯瑟琳是第一幕中的异数，她穿着一件彩色的花衬衫，在一场戏中她还穿上不太合脚的高跟鞋。色彩，对一个以出卖体力劳动来维持生计的工人家庭来说似乎过于奢侈，百老汇的灯红酒绿、意大利的黄色柠檬，都只是停留在对话中的颜色，就连卢道夫的金发也被看作是不寻常的。贝特丽丝是全剧中的为数不多的女性，与凯瑟琳不同，从她的衣着和言谈，观众几乎看不出其对生活有任何的热情。鞋，似乎是不属于这里的多余装饰。凯瑟琳刚穿上高跟鞋就被埃迪要求脱去，即便她穿出了嘉宝的韵味。律师始终在舞台边缘担当他的叙述者角色，一旦步入埃迪的家，他也是赤脚的，皮鞋被放置在门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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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剧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第一幕终。在剧本中，非法移民马可举起椅子给埃迪以威慑，椅子所承载的只是对暴力的预警。而在舞台上，椅子在空中停留良久。作为舞台上的唯一一件实物道具，无论是从物理意义上的重力势能，还是空间意义上的视觉中心，都压倒了埃迪作为一家之主的固有力量。在一片静默中，马可的托举动作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震慑力。
这种震慑力来源于马可对埃迪所极力维护的家庭秩序的动摇。在第二幕中埃迪不停地和妻子强调他要的是尊严，这不仅仅源自夫妻关系的不和谐，更多的是他已经意识到了卢道夫和马可的出现对自己地位的冲击。“可我永远忘不了他瞧着我的时候，房间里的光线变得多么暗淡，他的两只眼就像坑道一样空洞洞”，律师的这句台词印证了舞台颜色基调运用的巧妙。埃迪苦心经营的家庭秩序通过冷色调灯光和服装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在第二幕中，已经离家的凯瑟琳再度归来，但她身上的花衬衣变成了黑白的了。埃迪家庭的唯一亮色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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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迪和律师争辩法律，他寻求的解决方案却超出了法律的范畴。马可也试图在法律中取得认可，在申诉无果后，他坚称“法律并不完全写在一本书里”。剧中唯一挑战埃迪的是马可，他们对控制和尊重有着同样的诉求。“暗淡”是埃迪家唯一的法则，但这种法备受挑战。全剧的第二次高潮同样源自这两个男人，舞台背面那个连接外界的唯一出口被马可关上了，舞台上上演了困兽斗。殷红的血水从舞台上方倾泻下来，冷峻舞台上的第二抹、也是最后一抹暖色。启幕时的音乐再次响起，这本应属于一对新人的祝福，却成了两个血性男儿的挽歌。
英国《每日电讯报》刊载了导演Ivo van Hove对阿瑟·米勒的看法，他认为米勒的戏剧大多是关乎善恶与道德的，而他对此并无太大兴趣。的确，《萨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映射了麦卡锡主义，《都是我的儿子》（All My Sons）反思了战争，其中关涉的道德命题沉重而崇高。相比之下，《桥头风景》几乎没有道德立场预设，人物的悲剧产生于个人的执着情感。律师在全剧中担当了一个中立的角色，因为他明白“只有上帝赏罚公正”。《桥头风景》发表后的公演并不算成功，米勒在面对批评时承认剧本是实验性的，他认为故事本身已经足够完整和震撼，无需附加主观因素。导演也许并不钟情于米勒的作品，但他是懂米勒的，又或者他至少懂得如何选择剧本。或许，没有比静默和克制中的爆发更令人震撼了。Young Vic版的《桥头风景》凭借充分的艺术自信，运用极简主义的舞台设计、纯熟的气氛营造，在冷峻中，祭奠了一个破碎的美国梦。
（文中剧本原文及角色名采用屠珍、梅绍武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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