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粝的真实
这部电影的主角是老驴头，一位73岁、生活在荒漠化农村的老人。影片的开始，几个老人（其中就有老驴头）在一块耕地前，与拖拉机驾驶员们争执。这是影片的一条叙事线：老驴头是怎样守护和丢失自己的两亩耕地的。
老驴头有三儿两女，但只有小女儿马莲花在身边。他平时靠仅有的两亩耕地过活。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推行着如下行政措施：有耕种能力的人集中土地连片机械化作业、无耕种能力的人拿土地转包金，外出打工（如马莲花的丈夫，及村中大部分年轻人）或为农场主（如张永福）打工。第一个故事的主要冲突是由老驴头及他的朋友，与村中首富、想要霸占耕地的张永福一方在土地前的两场争执完成。张永福一方开着拖拉机，意图强行占走耕地，但老驴头和他的老友们都极力阻拦。
在两场正面冲突戏外，影片辅以张永福和基层官员的勾结：张永福和几个官员们交杯换盏，对后者陈情将耕地改为化工厂的好处，并以股份相诱，使得官员也亲自找老驴头“晓之以理”。关于地方政府意图的背景勾勒，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几点细节：第一场冲突过后老驴头朋友家里的电视机内，播报的新闻是县长大力推行这项行政措施；以及镜头指向过几秒的拉在村头的横幅，写着“集中土地耕种 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一情节在电影里所占篇幅不多且分散，平行于第二个故事，即老驴头自行治理防沙的叙事线。当然，两条线也有交叉之处：老驴头去找老友帮忙治沙的时候，那个老人就愤怒地提到了霸占耕地却不给钱、害得他们一家只能放羊为生的张永福：“提到他我就生气，赶紧把电视关了。”而在老驴头治沙因着凉生病住院又回村后，他的耕地已经被霸占了。他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诉求似乎有种神秘的关系。
如果说争抢属于自己的耕地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老驴头与农场主、与地方政府政府的不可调和的人为矛盾（在他的耕地被霸占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我认为这一故事的处理最终要表现的还是他对土地的情感，而非与社会的矛盾），那么治沙的故事，则更直接地让我强烈地感受到老驴头对生命和土地的依恋与敬畏。就似段义孚的虔地情结理论一般，他对祖坟所在地怀着如敬鬼神的态度，他的父母、妻子都葬在那块好风水之地，他自己、他的孩子也要葬在那儿，甚至连他的驴，他都想着要安顿在一处。这样的地方对他来说是不可动摇的，坟不能迁，自然就要治沙。
治沙，听上去是何等大的工程，当老驴头认真对老友说“我决心治理”这句充满电视里官腔意味的话的时候，觉得这么宏观的一个任务想要他凭个人之力完成，未免心酸又可笑。在放电影途中，有好几次给了防沙带的空镜头，我总以为会有一次会来一场沙尘暴，将这位试图做愚公移山之事的老人的心血以自然之力摧毁无遗，让老驴头饱受打击。
但是没有。经过日日月月的运草、挖沟、埋草，防沙带越建越高，渐成规模。老驴头心心念念的祖坟在风沙中，算是暂时保住了。这一段主要是他的个人戏（或者他和女儿两人的合作）。
老驴头与他者的关系在治沙的故事中同样有所表现。他日日辛勤的个人治沙工程使得自己某天突然着凉，身体情况急转直下，来村里的医生也无法诊治，只得上县城住院——这就又和社会接了轨。马莲花身上只带了三百块钱，不能让父亲住院，只得向平时对父亲三不管的大哥家求援。
在这里，我认为老驴头先前被村里朋友羡慕的“儿孙满堂”的晚年和他家庭分崩离析、自己老无所依的现实状况被拉在一起残忍地互相映照。片中，几个老头儿在一块儿聊天时，曾谈到之前有人迁坟，结果孩子得了癌症云云，为的就是说明坟迁不得，也说明独自一人把孩子拉扯大的老驴头，坚守祖坟的原因不止为了上一辈的安宁，还为了下一辈的安康。这与他的小女儿马莲花在县城找大嫂借钱时大嫂牢骚不断塞两百块钱的事不关己、以及大嫂对大哥抱怨老人“怎么还不死”的极端冷漠形成触目惊心的对比。
让我注意到的是，虽然老驴头的几个儿子几乎完全没有履行赡养的义务，但他没有表现对儿子的抱怨。住院时他心疼钱，想回家，回家后惦记着给女儿的朋友还钱；女儿因为外孙不懂事（在他们去县城前吵闹，住院期间也没有好好喂驴）而几度批评、推搡孩子，他也维护被骂的外孙，给女儿孙子打毛线袜子。在他回家后的一个晚上，让女儿呆在自己家，然后在一片黑暗中说：“我可能熬不过这个冬天了。”然后，他真的就走了。三个儿子为了谁操办葬礼争来吵去，只有小女儿始终流泪无言。
影片没有专门的配乐。我对片中的音乐记忆最深的，是老驴头和女儿在归家的驴车上合唱的一首赞扬共产党解放西藏、给拉萨带来新面貌的歌。有趣的是，这种意识形态明显的民族“红歌”与反抗集中耕种的行政措施、对基层官员不信任这些人物特点都集中在了老驴头身上。
片中的自然之景也没有任何美化。沙漠化的土地不是灿烂阳光下的金黄一片（比如《黄土地》中的自然景色表现出诗意、浪漫的美感），没有暖黄色的抒情调子，反而在无边际的寒冬中，和片中的人们呼出的气息相呼应地，透着冰冷的灰白色。电影中天气很冷，甚至没有朝阳或夕阳映照的片刻光芒，在这种“消色效果”（见郝建语）中，没有了以景映衬的那种讴歌农民与自然血肉相连的生命力的手法。好些表现老驴头挖沟埋草的远景，都把天地之中的人显得小小的，似乎人要被自然吞噬。
这部电影里演员的完成度也很高，没有明星美丽的面孔，相反，纯正的方言、老人佝偻的体态、常年劳作经验带来的黑皮肤，都有沙漠中的生命粗粝的真实感。影片放映结束后，沈老师介绍道，这些演员都是李睿珺导演的亲友，几乎零片酬出演，靠着一遍遍背台词、熟悉走位，才拍成了这部低成本、原汁原味体现现实风貌、又没有被无经验演员的演技拖累的片子。
故事在土地中开始，也在土地中结束。最终荒漠风沙磨砺出来的就是电影的真挚。老驴头不想住院治病了，想回家，女儿急了，在县城集市上问他：“究竟是你的地、你的驴、你的坟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老驴头说：“都重要。”这段对话让我尤为感动。
影片的两条叙事线，两个人地交战的故事，将老驴头对亲人、对土地、对生命的情感都晕染了出来。在我的理解中，他是这么一个形象：既要守护住赖以生存的耕地，也要保全寄托精神诉求的祖坟；他遭遇着儿女赡养义务的不作为，又从无怨怼也不自弃。从始至终，他都是主动的、坚定的、质朴的。在老驴头枯瘦的躯体中，生命的尊严与伟大冉冉升起。
老驴头有三儿两女，但只有小女儿马莲花在身边。他平时靠仅有的两亩耕地过活。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推行着如下行政措施：有耕种能力的人集中土地连片机械化作业、无耕种能力的人拿土地转包金，外出打工（如马莲花的丈夫，及村中大部分年轻人）或为农场主（如张永福）打工。第一个故事的主要冲突是由老驴头及他的朋友，与村中首富、想要霸占耕地的张永福一方在土地前的两场争执完成。张永福一方开着拖拉机，意图强行占走耕地，但老驴头和他的老友们都极力阻拦。
在两场正面冲突戏外，影片辅以张永福和基层官员的勾结：张永福和几个官员们交杯换盏，对后者陈情将耕地改为化工厂的好处，并以股份相诱，使得官员也亲自找老驴头“晓之以理”。关于地方政府意图的背景勾勒，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几点细节：第一场冲突过后老驴头朋友家里的电视机内，播报的新闻是县长大力推行这项行政措施；以及镜头指向过几秒的拉在村头的横幅，写着“集中土地耕种 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一情节在电影里所占篇幅不多且分散，平行于第二个故事，即老驴头自行治理防沙的叙事线。当然，两条线也有交叉之处：老驴头去找老友帮忙治沙的时候，那个老人就愤怒地提到了霸占耕地却不给钱、害得他们一家只能放羊为生的张永福：“提到他我就生气，赶紧把电视关了。”而在老驴头治沙因着凉生病住院又回村后，他的耕地已经被霸占了。他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诉求似乎有种神秘的关系。
如果说争抢属于自己的耕地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老驴头与农场主、与地方政府政府的不可调和的人为矛盾（在他的耕地被霸占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我认为这一故事的处理最终要表现的还是他对土地的情感，而非与社会的矛盾），那么治沙的故事，则更直接地让我强烈地感受到老驴头对生命和土地的依恋与敬畏。就似段义孚的虔地情结理论一般，他对祖坟所在地怀着如敬鬼神的态度，他的父母、妻子都葬在那块好风水之地，他自己、他的孩子也要葬在那儿，甚至连他的驴，他都想着要安顿在一处。这样的地方对他来说是不可动摇的，坟不能迁，自然就要治沙。
治沙，听上去是何等大的工程，当老驴头认真对老友说“我决心治理”这句充满电视里官腔意味的话的时候，觉得这么宏观的一个任务想要他凭个人之力完成，未免心酸又可笑。在放电影途中，有好几次给了防沙带的空镜头，我总以为会有一次会来一场沙尘暴，将这位试图做愚公移山之事的老人的心血以自然之力摧毁无遗，让老驴头饱受打击。
但是没有。经过日日月月的运草、挖沟、埋草，防沙带越建越高，渐成规模。老驴头心心念念的祖坟在风沙中，算是暂时保住了。这一段主要是他的个人戏（或者他和女儿两人的合作）。
老驴头与他者的关系在治沙的故事中同样有所表现。他日日辛勤的个人治沙工程使得自己某天突然着凉，身体情况急转直下，来村里的医生也无法诊治，只得上县城住院——这就又和社会接了轨。马莲花身上只带了三百块钱，不能让父亲住院，只得向平时对父亲三不管的大哥家求援。
在这里，我认为老驴头先前被村里朋友羡慕的“儿孙满堂”的晚年和他家庭分崩离析、自己老无所依的现实状况被拉在一起残忍地互相映照。片中，几个老头儿在一块儿聊天时，曾谈到之前有人迁坟，结果孩子得了癌症云云，为的就是说明坟迁不得，也说明独自一人把孩子拉扯大的老驴头，坚守祖坟的原因不止为了上一辈的安宁，还为了下一辈的安康。这与他的小女儿马莲花在县城找大嫂借钱时大嫂牢骚不断塞两百块钱的事不关己、以及大嫂对大哥抱怨老人“怎么还不死”的极端冷漠形成触目惊心的对比。
让我注意到的是，虽然老驴头的几个儿子几乎完全没有履行赡养的义务，但他没有表现对儿子的抱怨。住院时他心疼钱，想回家，回家后惦记着给女儿的朋友还钱；女儿因为外孙不懂事（在他们去县城前吵闹，住院期间也没有好好喂驴）而几度批评、推搡孩子，他也维护被骂的外孙，给女儿孙子打毛线袜子。在他回家后的一个晚上，让女儿呆在自己家，然后在一片黑暗中说：“我可能熬不过这个冬天了。”然后，他真的就走了。三个儿子为了谁操办葬礼争来吵去，只有小女儿始终流泪无言。
影片没有专门的配乐。我对片中的音乐记忆最深的，是老驴头和女儿在归家的驴车上合唱的一首赞扬共产党解放西藏、给拉萨带来新面貌的歌。有趣的是，这种意识形态明显的民族“红歌”与反抗集中耕种的行政措施、对基层官员不信任这些人物特点都集中在了老驴头身上。
片中的自然之景也没有任何美化。沙漠化的土地不是灿烂阳光下的金黄一片（比如《黄土地》中的自然景色表现出诗意、浪漫的美感），没有暖黄色的抒情调子，反而在无边际的寒冬中，和片中的人们呼出的气息相呼应地，透着冰冷的灰白色。电影中天气很冷，甚至没有朝阳或夕阳映照的片刻光芒，在这种“消色效果”（见郝建语）中，没有了以景映衬的那种讴歌农民与自然血肉相连的生命力的手法。好些表现老驴头挖沟埋草的远景，都把天地之中的人显得小小的，似乎人要被自然吞噬。
这部电影里演员的完成度也很高，没有明星美丽的面孔，相反，纯正的方言、老人佝偻的体态、常年劳作经验带来的黑皮肤，都有沙漠中的生命粗粝的真实感。影片放映结束后，沈老师介绍道，这些演员都是李睿珺导演的亲友，几乎零片酬出演，靠着一遍遍背台词、熟悉走位，才拍成了这部低成本、原汁原味体现现实风貌、又没有被无经验演员的演技拖累的片子。
故事在土地中开始，也在土地中结束。最终荒漠风沙磨砺出来的就是电影的真挚。老驴头不想住院治病了，想回家，女儿急了，在县城集市上问他：“究竟是你的地、你的驴、你的坟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老驴头说：“都重要。”这段对话让我尤为感动。
影片的两条叙事线，两个人地交战的故事，将老驴头对亲人、对土地、对生命的情感都晕染了出来。在我的理解中，他是这么一个形象：既要守护住赖以生存的耕地，也要保全寄托精神诉求的祖坟；他遭遇着儿女赡养义务的不作为，又从无怨怼也不自弃。从始至终，他都是主动的、坚定的、质朴的。在老驴头枯瘦的躯体中，生命的尊严与伟大冉冉升起。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