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术、权术与技术——《大明王朝1566》观影笔记

焚琴客
2015-11-26 看过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大明王朝1566》并不能算得是一部典型意义上的古装正戏,尽管它将历史背景定位在了明朝嘉靖年间,对海瑞、嘉靖、张居正等历史人物的塑造也堪称血有肉、活灵活现。然而,整部剧自始至终的故事内容都是虚构化的、演绎化的。可这“纯属虚构”的艺术作品,却在逻辑上达到了近乎完美的自洽,这使得我们在观剧过程中竟产生出一种信以为真的迷醉感。只因故事逻辑的内核与历史逻辑的内核高度重叠——从宫廷帝相到基层官民,每一个人物的心理活动,行为举止,无不夹带着中国千百年来权力斗争的痕迹和阴影。
编剧刘和平老师,并没有在传统意义上遵循历史进行创作,而是以其对历史、官场、人性的深度理解,再造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全剧四十六集,每一集所呈现出的信息、细节和意义,都值得再三品味。故而笔者选择在重看《大明王朝》之际,一集一记,以期更深领会刘和平老师的艺术功力与创作深意。

【第一集】
    
开篇即是在杖毙钦天监的血腥情节中展开,体现了权力斗争法则的残酷和无情。自西汉董仲舒开创“天人感应”学说以来,“天命”便成为了历代帝王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君权神授,皇帝是“真龙天子”——上天的儿子,因而具备君临天下、统御万方的法统。但每逢天有异象、地生灾变,则意味着皇帝无德,人事不修,天怒人怨,致使上天降下灾祸。
而嘉靖帝笃信道教,比起一般皇帝更忌讳灾变之说,故而对周云逸的谏议大感震怒,施展起当年“大议礼”时期的法宝,以杖刑惩罚周云逸;同时内心也多少感到畏惧和惶恐,因此在玉熙宫斋戒祈雪,请求上苍的原谅。

笔锋一转,夹叙了一段司礼监众生相。明朝中叶的政治架构,是由内阁与司礼监共同支撑起来的。大小政务由内阁官员进行商议决策,并附本进呈,是为“票拟”;司礼监则代替皇上对内阁的建议进行裁决,是为“批红”。因此,司礼监掌印太监堪称是明朝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冯保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得蒙掌印太监吕芳亲自提携,步入中层,意气风发。可惜年轻气盛,兼以得意忘形,把周云逸往死里打,伤了裕王的面子;又非要抢在同僚之前“报祥瑞”,吃相太过难看,难免得罪了上上下下一大帮子人。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冯保一路小跑面见他的干爹吕芳,竟是踩着廊庑跳过来的,大内深宫之中竟敢如此毛毛躁躁、孟浪行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没有直接被人弄死,算是他祖上积德了。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吕芳不仅没有压着小太监不让他们报祥瑞,反而下令让每个人都放开嗓子喊“下雪了”,显得深宫之中喜气洋洋。吕芳与冯保二人的器宇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之后便是《大明王朝》最精彩的桥段之一——廷前议事了。以严嵩、严世蕃父子为首的“严党”,和以徐阶、高拱、张居正为首的“清流”,第一次在皇帝面前短兵相接。吕芳、陈洪身为宦官,则是严党、清流之外的第三方——帝党,但在立场上稍稍偏向于严党。
议事之前,内阁首辅严嵩先是一番讲话,试图为今年的财政状况定下调子——财政吃紧,全系自然灾害所致,有些人却借此发挥,“诽谤朝廷”,攻击圣上,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还是“实心用事”的好。话里有话,暗示大家赶紧批准财政报告,不要多生事端。
岂料徐、高、张三人谋划已久,早欲借这次议事扳倒严嵩。于是将账面上的情弊摆了出来,接连发力。三个人攻击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作为清流领袖,内阁次辅,徐阶一直默不作声,让手下两个小弟发难;高拱是声辞咄咄,气势逼人;张居正则是讲事实、摆道理,侃侃而谈,对事不对人。
作为守方,严嵩双手烤火,沉默不语,一切刀光剑影全由严世蕃接招。严世蕃的路数简单而又直接——扣帽子,几乎句句都夹带着皇上,但凡高、张举出一条有猫腻的账目,严世蕃立刻说这是在指桑骂槐,名为攻击严党,实则剑指皇上。搞得心直口快的高拱张口结舌。最后,两个火爆脾气的大臣都按捺不住了,一个说你要杀人动手便是,犯不着欲加之罪;一个更发了个大招,直指对方是周云逸诽谤朝廷的后台。

事实上,严世蕃虽然是贪官奸臣,但也不无委屈之处。嘉靖皇帝大兴土木,严氏父子不得不挖空心思给主子弄钱,不然这内阁的位子就朝不保夕。可想要尽快来钱的话,就必须得向百姓盘剥、克扣、横征暴敛乃至敲骨吸髓,这些事清官做不来,只有贪官才能做(对此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也有精当的描述)。所以严氏父子臭名远扬,倒不一定完全因为他们是大奸巨贪,也因为他们在为主子做着收取苛捐杂税的任务,无形中替皇帝背了不少黑锅。
    
严世蕃、高拱的调门越拉越高,眼看便要闹得僵了,一直藏于帘后故作神秘的嘉靖帝,这才出来打圆场:一边说打死周云逸,自己也有点惋惜,以此安抚清流;一边说好汉才娶九妻,调侃严世蕃,以此鼓励严党,真可谓刀削豆腐两面光。嘉靖帝一边任用严党捞钱,一边用清流制约严党,自己却一语不发,出了事就推几个大臣出去担责任,这虽是高明的御人之术,但实在太过阴损。
皇帝出面之后,原本默不作声的严嵩开始说话了,说都怪自己前几年没有及时修路,导致现在花了不少冤枉钱,却闭口不谈账面出入的问题,典型的避重就轻。同时说在具体施政方针方面,自己曾与张居正商量过——以此挑拨离间,分化清流的团结。最后适时提出了浙江“改稻为桑”的建议,于公可以缓解国家财政危机,于私可以借此发财敛钱,公私兼顾。“改稻为桑”恐怕是严党集团处心积虑精心炮制的一个计划。
皇帝对此计划大感新奇,顺着话茬说了几句,言下不无肯定的意思,严世蕃立刻来了句“圣明天纵无过皇上”,就当是皇帝首肯了,丝毫不给清流反对的机会。父子之间配合默契,丝丝入扣,难怪能把持朝政二十余年而不倒。

此次廷前议事,无疑是严党占了上风。一是严党确实是在为皇上办事,挟天子以令诸侯,称得上是政治正确;二是严党有司礼监为奥援,有些账目是陈洪帮忙糊弄过去的(剧中虽然没有明说,但以陈洪的人品和地位,八成和严世蕃暗中有着利益往来)。严党糊弄过去了去年的账目,又打响了“改稻为桑”这一炮,还顺便指出高拱和张居正是周云逸的后台,引起皇帝疑忌,称得上是一石三鸟。
可需要注意的是,这次议事,最大的赢家不是严党,而是嘉靖帝。财政出现危机,归根结底是皇帝大兴土木、开支无度。严党变着法子弄钱,清流绞尽脑汁算账,都是在给皇帝擦屁股,但清流和严党却只能互相指谪,没人敢追究最高领导人的责任。“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梁不正下梁歪,帝王心术如此,无怪乎后人说大明朝亡于嘉靖了。

【第二集】

嘉靖帝说:“家事国事天下事,朕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并且几次三番问严氏父子,周云逸到底有没有后台?足见他对这件事的介怀。这是因为,周云逸一案直接关联裕王。

嘉靖帝的长子不满百岁便夭折;次子也在二十岁时早逝。为此嘉靖帝找道士算命,得到了“二龙不得相见”的告诫——即皇帝和皇子不宜见面,否则其中一方非死即伤。
裕王是嘉靖帝的第三子,虽未被册封为太子,但却是内定的储君,宫中内外对此也都心知肚明。自古以来,储君是风险最高的行当之一。一来皇帝会时不时怀疑对方挑战自己的权威;二来无数政治投机家为了荣华富贵,也会纷纷给储君做幕僚(也就是未来的帝王师),有意无意怂恿储君挑战皇帝的权威。太子爷夹在上下中间,里外不是人,只能韬光养晦,静待老皇帝嗝屁儿之后再有作为。像刘shao奇、木木biao这样的,就是储君做得不够低调,直接被老皇帝干掉。
从第一集裕王说“周云逸之死是我的罪过”来看,裕王和徐高张确实是周云逸的后台,为了斗倒严嵩,把这个钦天监的诤臣推出去当炮灰。恰好嘉靖帝又是一位雄猜之主,若不是王妃及时生了个龙孙,恐怕裕王的日子就要难过了。

冯保为了在主子面前表现而犯了众怒,在宫里是呆不下去了,被他的干爹兼人生导师——吕芳派到了裕王府当差。这实在是高明的一着,一来相当于司礼监在裕王府里安插了一个眼线(更有可能这个眼线是嘉靖为监视不安分的儿子而安插的);二来如果冯保表现得好,得到裕王信任的话,未来改朝换代,吕芳、冯保一党仍旧不失富贵。冯保却没有身赴险境的勇气和胆魄,为了劝慰干儿子,吕芳讲了两个极为深刻的道理:
一是三思,思危思退思变:时时觉察危险,就能躲开危险,躲到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低调行事。退下来慢慢想,反思自己的过错,计划将来的打算。
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既然得罪了裕王,与其等他登上宝座之后进行政治清算,还不如主动过去示好,赢得未来领导人的信任。

平时要居安思危,持盈保泰,必要时也要破釜沉舟、放手一搏。吕芳这一着不止于单纯意义上的下闲棋、烧冷灶,也是胆大心细、有勇有谋的为官心得。后来冯保飞黄腾达,成为与张居正共同执掌大明权柄的大太监,不知是否还会想起当年两鬓苍白的干爹,语重心长的教导呢?

吕芳、冯保父子推谈之后,是清流党的围炉夜话。裕王和内阁徐、高、张,外加一个裕王府詹事谭纶围在一起分析政局动态。改稻苗为桑苗,说来容易,可改种期间,农民的赖以为生的口粮从哪弄呢?这是长于深宫之中、不知民间疾苦的嘉靖帝无法理解的。升斗小民无法支付改稻为桑的成本,地主富商却能够支付,因此土地兼并、农民变成地主的奴隶便成了唯一的结果。严党的智囊们利欲熏心,却不计百姓死活,明显是低估了官逼民反的可能性。又或者,就算真的官逼民反,那也是地方官背黑锅,事不关己。
紧接着画面就转向了马宁远这个地方官员上。马宁远由贫寒书生一步步爬到了杭州知府这个位置,一路走来也算是个励志的故事了。可惜书呆子气太重,脑袋一根筋,只知道一板一眼地完成上级交付下来的任务,却从来不去分析官场利害和民间生态,因此成为政治斗争祭坛上的第一道祭品。借调戚继光的兵去断水踏苗,视阻拦的农民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幕后操纵”(典型的维稳心态),事情闹大了就赶紧请示上级;张口闭口就是“我也是部堂的人”“全浙江的人死绝了也得改”,这种人不被人当枪使,这种人不去做炮灰,那中国官场真是谁都可以进了。
顺便说一句,马宁远的饰演者,后来在新三国里演马谡;齐大柱的饰演者,后来在新水浒里演鲁智深,马谡捉鲁达,为之一笑。另外演马宁远的人文弱秀气,眼光呆滞,表情木讷,丝毫没有体现马宁远偏执无知的性格特征,演技极差。好在这个角色早早就死了,不用看着难受。

画风再转,浙江地方最高长官胡宗宪,陪同织造局杨金水,会见外商、招商引资。胡宗宪是内阁首辅严嵩的嫡系,杨金水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的亲传,两人看似立场一致,实则貌合神离。只因杨金水只负责拉投资,胡宗宪却要顾及民生,利益不同,为两人日后的冲突埋下伏笔。
只因马宁远断水、踏苗、抓人,逼得农民齐刷刷跪在总督衙门府门口请愿,眼看事情就要闹大了,浙江衙门连夜召开会议商量对策。浙江算是严党的大本营,被清流派到浙江争取胡宗宪的谭纶,自然成了浙江官场的众矢之的。郑泌昌、何茂才、马宁远等人要么明枪要么暗箭,无不在挤兑谭纶。还好胡宗宪及时站了出来,晓以大义,并且直接上疏朝廷,阐述改稻为桑在技术操作上的难度,谭纶才不至于在浙江被搞死。
奏疏还没到皇帝的手里,严党、清流两边却都率先接到了奏疏。清流自然是欢欣雀跃,认为一切都是谭纶的功劳,严党严世蕃、罗龙文则跳着脚的暴怒,并且向严嵩陈说胡宗宪所做一切全是为了讨好裕王、改换门庭、给自己留退路,句句带刀,既杀人,又诛心。如果说严嵩还保有一两分政治良心的话,恐怕也要被这一帮围在身边的小人给抹杀掉了。

【第三集】

胡宗宪硬是抗住了严党与帝党两方的压力,上疏朝廷,请求“改稻为桑”暂缓实行。谁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治老油条严嵩,特意在皇帝抱孙子的时候把这份奏疏递上去。正沉浸在天伦之乐里的嘉靖帝,自然懒得去听这些让人心烦的消息,一脚把皮球踹回内阁去了。
严嵩这招四两拨千斤,是建立在对人性和官僚政治的几十年体悟之上的,不可谓之不高明。而皇帝为了怕麻烦,甘愿闭目塞听,置浙江百万生民而不顾,也是一件相当可悲的事情。

折子被打了回来,胡宗宪相当于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得向谭纶吐槽。当初倘若谭纶不代表裕王及清流党到浙江,那“改稻为桑”的问题不涉及到党争,胡宗宪还可以跟严嵩商量着办。现在谭纶及其背后的裕王插手此事,胡宗宪的一举一动难免会被严党过度解读,甚至会被心胸狭窄的严世蕃视为背主求荣之举。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裕王及徐、高、张,当初不该大张旗鼓插个钉子到浙江去,哪怕派谭纶暗中去找胡宗宪,也比这样明着较劲来得好些。不过以清流党的孤高自诩,恐怕也不屑于玩暗通声气这一套吧。
最后胡宗宪把谭纶调到了戚继光的军营里,一来是谭纶已成浙江官场众矢之的,派到军营里也起到保护的作用;二来把裕王这条线上的人调开,离自己稍微远一些,多少能够避嫌,自己以后做事也能更放得开手脚一些;三来浙江官场窳败已极,只怕严党及腐败习气会蔓延到军队去,让谭纶挟裕王之威协助戚继光治军,以预备未来对抗倭寇和匪患。

继“廷前议事”之后,本剧的第二出折子戏——毁堤淹田呼之欲出了。也只有盛气凌人、杀气腾腾的严世蕃才能想出这种霸道毒辣的招数,决口毁堤,逼百姓卖田买粮。中央的严世蕃及严党,吕芳及织造局;地方上的杨金水、郑泌昌、何茂才;乃至淳安、建德两个知县,上上下下窜通一气,瞒过嘉靖帝、瞒过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启动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浙江百姓屠杀计划。
更妙的是,这个计划的成本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只要祭出马宁远的人头即可。马宁远,这个政治上的弱智,也亏得他甘愿自己跳出来当炮灰,被杨公公、郑泌昌、何茂才软话硬话一激,想都没想冲在前线就把九个县的堤全炸了。不管是河道失修,还是日后被查出毁堤淹田,马宁远这个直接责任人都难逃一死。杨、郑、何三人,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却可以躲在后面大发横财,出了事自己也不担责任,把马宁远推出来就是。

事实上,在中国,“毁堤淹田”这种牺牲百姓以推行改革的做法,可谓屡见不鲜,甚至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正所谓“吾为大义计,何惜小民哉”,所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牺牲一部分老百姓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在官员的上帝视角下,被视为是“改革阵痛”,是“壮士断腕”——反正阵痛也不是官员阵痛,断腕也不是官员断腕,兴亡都是百姓苦罢了。
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论,及黑格尔模式的暴力特征。历史的发展是有其规律可循的,而历史的逻辑是必然遵循着规律去发展的,那么在历史进程中,阻碍这个规律的事物都要被消灭掉,哪怕不择手段也可以。这便是黑格尔模式的暴力特征。现代官员为了城市现代化,不惜强拆贫民房屋,背后依靠的就是这种逻辑。

事实上,毁堤淹田之后,如果胡宗宪揣着明白装糊涂,借坡下驴,开展改稻为桑与土地兼并,也没人怪他,毕竟他已经尽力了。可谭纶又想出了一招“分洪”,以制衡严世蕃的“毁堤”。不管胡宗宪心里愿意还是不愿意,出于守土之责,他也只能照着谭纶说的办了。

这一着“分洪”,完全打乱了严党的阵脚。清流与严党之间在浙江上的斗法,就此展开。

【第四集】

马宁远虽说是个政治弱智,好在还明白几分事理,临死前去找胡宗宪进行交代,而不是继续跟杨、郑、何沆瀣一气。若不是胡宗宪把郑泌昌、何茂才叫来,让马宁远看透这些小人的嘴脸,只怕死了还要硬撑着给他们背黑锅。
胡宗宪被上峰抛弃,被下级欺瞒,气得够呛。作为躬身入局之人,胡宗宪看事情的角度和严党、清流是不一样的。严党集团只知道生财(为嘉靖生财,同时为自己生财),而不知道爱民,因此横征暴敛、上下其手,他们与胡宗宪之间的区别,是政客与政治家之间的区别。杨金水代表的织造局及司礼监,只管替朝廷创收,而不必恤民,出了事也不干他们的责任,因此胆敢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他们与胡宗宪之间的区别,是因业务不同而立场不同的区别。马宁远与胡宗宪之间的区别,是一个只知道认死理,另一个则看得长远通达,是目光狭窄和大局观的区别。
不过马宁远也没白白充当炮灰,得亏他临死前发挥余热,跑去给胡宗宪录了口供,让胡宗宪死死地将严党把柄握在手上,这才不至于让他的老师陷入被动之中。

手握供状的胡宗宪,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将毁堤淹田案上报中央,该抓的抓,该杀的杀,撕破脸地干,也省得自己继续受这窝囊气;二是照杨、郑、何的说法,大事化小,只报个河道失修,杀几个河道监管了事。如果选择第一种方案的话,那无异于引爆官场核武器,上上下下一块玩完,连胡宗宪本人都不一定能全身而退(必定会遭到严党的全力反扑)。深谙官场之道的胡宗宪,只得付之一忍。
当然,胡宗宪这个总督也不白给的,只手凭着供状这一个大杀器,逼得杨金水,还有郑、何跟他联名上奏,请求改稻为桑延缓三年。自己手底下牺牲了一个马宁远,织造局那边也得推出来个李玄陪葬(当然也是为了圆“河道失修”这个谎),一命偿一命,好生解气。

其实李玄死得当真很冤。马宁远和淳安、建德两个知县带人炸堤,可以说是死有余辜,只是死的罪名不一样而已。可毁堤淹田案,从头到尾李玄是被蒙在鼓里的,而且当初他监管修建河道的时候,也尽心尽力,修得“金汤般牢固”,只可惜身在局中,不得不给他干爹杨金水卖命——是真正意义上的卖了这条性命。杨金水比郑泌昌、何茂才还强点,内心深感愧疚,给李玄又是送河豚、又是送美女(只是苦了芸娘),让这个干儿子安心上路。
这段戏的台词也很考究,杨金水跟李玄喝一杯说一句,结果句句离不开一个“死”字。在政治斗争的绞杀下,这条命委实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

出人意料的是,毁堤淹田这么大的动作,严党集团非但瞒着胡宗宪,还瞒过了严阁老严嵩。严嵩也是被一群魔鬼架到了火炕上,身不由己了。
九个县被淹,惊动了中央,嘉靖找严嵩和吕芳问责,严嵩一时之间也没什么好法子,只能用缓兵之计,让嘉靖把胡宗宪从浙江叫来,可以趁胡宗宪进京这几天再统一口径。
吕芳却不愿跟严党这一帮伤天害理的人一起背黑锅,把事情一五一十全告诉了嘉靖帝。杨金水御前奏对,和盘托出,而且条分缕析,不偏不倚,在政治上完美地过了关。最好的隐瞒就是不隐瞒,信哉斯言。嘉靖说“明里不要赏他什么,暗里奖他点什么吧”,是免得严党、清流知道,司礼监及织造局这条线,其实通向皇帝本人。

严嵩、吕芳、嘉靖都在动脑子,严世蕃这个官二代却在使意气。又是写信又是骂娘,变着法儿地报复胡宗宪。大概是严世蕃是公子哥儿出身,骄横惯了,身边又大多是谄媚之徒,从没受过委屈,所以对于胡宗宪的“不听话”极感愤怒。也有可能是严世蕃工作多年,却从未得到过严嵩这个老父亲的认可,相反,胡宗宪却常常得蒙严嵩的夸赞。嫉恨之心作祟,也使得严世蕃将胡宗宪视为眼中钉。
事实上,严世蕃狠则狠矣,在政治上也算不得高手。胡宗宪身为总督,又处于浙江这个关口之地,地位何等重要,是第一个该争取、该拉拢的人。更何况胡宗宪身为严嵩亲传弟子,本是百分之百的严党,只是步调跟上面不一致而已,严世蕃不去设身处地地想对方难处,却搞“逆我者亡”“党同伐异”那一套,把胡宗宪逼到了裕王那边。再大的基业,也要禁不起这个二世祖的折腾,也难怪严家败亡,严世蕃本人最后也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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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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