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节流水线上的金棕榈

新晋金棕榈得主《流浪的迪潘》最好地印证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平庸。这种平庸所刻画的不仅仅是之前饱受争议的选片质量，同样也针对科恩兄弟领衔的评委会最终所作出的无能选择。

从任何角度看，《流浪的迪潘》无疑都具有一个诱人外壳。这是一部标准的“电影节”式电影：首先，它有一个表面上极富社会关怀的主题：影片讲述了三个素昧平生的斯里兰卡难民为了寻求政治避难而伪装成一家人，并在巴黎举步维艰地融入新的生活。另一方面，影片也延续了欧迪亚电影一如既往的类型片元素：从2009年点缀着黑帮元素的《预言者》荣膺戛纳评委会大奖到2012年回归法国情节剧传统的《锈与骨》。欧迪亚始终娴熟操作着法国最一流的电影工业资源，并试图在俗套的类型传统中切入自己独特视角，通过源源不断向影片灌注社会性的方式体现他的人文关怀。正是这种借力于“类型片的人文探索”使得欧迪亚作品与法国大量以自然主义美学为纲，反映和批判社会现实的作者电影构成了鲜明的反差。相比于包裹在自然光、手持跟拍、无配乐这样朴素视听效果之中，并以此为美学武器而弥漫着浓烈道德气息的后者；同样专注于社会话题的欧迪亚作品反倒有了一层既好看又诗意的外衣，他的影片紧贴现实但却不拘泥于一种非渲染性摄影，传统商业片有的视听语言他也一概比较有节制接受，比如在《流浪的迪潘》中，初到巴黎的迪潘在夜色中带着荧光猫耳朵发箍在街边一个咖啡馆一个咖啡馆兜售小玩具，欧迪亚就使用了一个慢镜头加电子配乐的渲染式场景，让荧光发箍首先在大银幕的黑屏上闪现，再慢慢隐现出迪潘身影，视觉设计上极其新颖让人印象极深。而欧迪亚扎实编剧团队更是保证了他的影片都有张力十足的剧情或反转，而不是简单让位于一种对现实的“忠实”纪录。

与这种表面上的精良制片相比，《流浪的迪潘》的问题则是隐晦的，也是更深层次的。或许无法从内心深处感受到震动的观影体验最清楚揭开了影片的内在缺陷，即它在表面上触及了一种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刻画了不幸的第三世界难民；但在本质上影片又显现出一种对现实的漠不关心，与其说这是导演和编剧面对社会写作并把对社会的观察结果编织在一个有人文关怀的故事中。还不如说这首先是一场背对现实的故事创作，并反过来从现实里寻找相关的社会性元素填塞回剧本本身。通过这样一道社会性加工程序，影片有了一种假模假样的政治姿态，却无法掩盖其居高临下想象另一个阶层时势必会遭遇贫乏。而这种贫乏体现在电影里便是对另一种生活缺乏实际经验后陈词滥调式复述。

影片男主人迪潘来自于斯里兰卡泰米尔反政府武装猛虎解放组织。这个组织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成立，致力于在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建立泰米尔人的独立国家，并在八、九十年代以游记、刺杀、自杀式爆炸等多重暴力方式暗杀了印度、斯里兰卡多位政要和敌对派人士，使得斯里兰卡陷入内战，并成功攻占下了部分领土。但本世纪初斯里兰卡政府军的反扑，使得猛虎组织逐渐分崩离析。到2009年政府军已经收回全部领土，而猛虎组织高层也几乎被扫荡一空。电影即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为猛虎反政府军抵抗到最后的军人，迪潘不仅在战争中失去了妻子和孩子，也失去了自己可供容身的唯一土地，被迫走上逃亡之旅。与时下欧洲爆发的叙利亚难民事件相区别，迪潘的军人身份不仅为影片接下来的暴力埋下了伏笔，且由于猛虎解放组织长期被西方诸国定性为恐怖组织，迪潘政治身份也比普通的受战争所殃及而失去家园的难民要来得更为复杂。

不过对于这一复杂前尘往事，导演似乎并不太关心，也着墨不多。在电影中段，迪潘梦境里以慢镜头形式回放的那只大象，作为一个隐喻似乎就已经代表了一个欧洲中产阶级的作者导演，对南亚世界战乱以及痛苦回忆所能怀有的全部想象。而影片开场少许几个映衬在椰子树下具有南亚情调的拍摄场景也只是为了交代这三个素不相识“难民”是如何临时拼凑成一家人的：女主人公雅丽妮原本试图逃亡去有其他家庭成员的英国却被迫为了逃出斯里兰卡而从路边随手捡来了孤儿伊莱娅，搭上迪潘三人伪装成护照上已经死去另外一家人而前往法国。而法国，这个西方大国中对前殖民地最慷慨，也是最饱受移民问题困扰的西方大国才是影片主要故事发生的场所。

相比于本身即有移民背景，且早期作品全部对准北非裔移民在法国生活的另一位法国金棕榈得主柯西胥（《阿黛尔的生活》，2013）。欧迪亚对这“一家人”移民生活的描写是不痛不痒的，非常局促的。如果说柯西胥可以深入到移民家庭内部，通过家庭中不同年龄、背景个体在法国社会的角色和姿态去剖析移民族群的传统习俗与心理结构与法国现代社会之间的矛盾，并从经济、犯罪、情感等多个向度去触摸法国社会正在发生种种现象。《流浪的迪潘》却构造了一个完全与法国社会隔绝的封闭叙事环境。除却刚搬到巴黎时贩卖小商品和去移民局寻求政治避难的常见段落。影片重心全部落在迪潘一家人搬到了巴黎郊区——两幢与毒品交易以及黑帮活动有所瓜葛的住宅区里——帮会风云，这是欧迪亚非常熟悉主题，也回归到了导演标志性暴力元素中。然而，问题就在于，巴黎郊区真的如欧迪亚所描绘那样吗？是一个充满着毒品、犯罪和帮派械斗的另一个世界？显然，欧迪亚对现实描绘是刻板而又简陋。比如《电影手册》就嘲讽认为，这样一种对巴黎郊区刻画只是不动脑子在复述电视和报纸对巴黎郊区想象。然而，做出这些新闻报道的中产阶级媒体人都并不真正了解和深入过这些地方。像《流浪的迪潘》这种表面上带有左翼平权关怀的电影，实际上是在助长老百姓对移民刻板想象，甚至是在帮助极右翼的勒庞阵营拉选票。在《电影手册》看来，电影“要么是私人的艺术表达，要么是文化产业的产物，后者应该大方承认而不是变着花样想让人相信那些标准产品就是艺术作品”。而《流浪的迪潘》就是一个不真诚的典型，明明是文化产业可以量化标准产品却总是想方设法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艺术品，甚至堂而皇之去戛纳这样的所谓艺术舞台骗取无上的荣誉。

在郊区，迪潘找到了一份为街道看门、清洁和收信的工作；也为法语不通的“妻子”雅丽妮找到了一份为帮派小头目的残疾叔叔烧饭、打扫的保姆工作；而他们的“女儿”则要在新的学校，学习新的语言，结交新的朋友。这段剧情分别从三个人的视角平行出发，展现了这个不受血缘所束缚的家庭在融入新社会时各自困境，以及因这种困境所导致的成员之间的疏离、误解和冲突。相比于已经无路可退，只能选择忘记过去，远离战场，在法国开始新生活的迪潘。年轻的雅丽妮却心有不甘，她本可以去英国与其他亲人团聚，开始新的生活，却要在法国学习新的语言，凭白照顾一个女儿，还多了一个硬按在自己头上的中年丈夫。与迪潘拒绝猛虎组织在海外重新结集的坚决态度相比，雅丽妮不顾政治避难的申请结果企图逃往英国则背负着巨大道德包袱。毕竟她这一走就会连累另外两个“亲人”的命运。相比于对这种充满张力家庭关系细腻有余，但却多少有些老套的描摹，雅丽妮与帮派小头目之间因语言和身份巨大区别而碰撞出生活琐事却十分点睛和动人。显然，她从这个危险的男人身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并也因此产生了一种一厢情愿的暧昧情愫，在整部影片里，这段简单、真挚而又微不足道细微情感是脱去所有人社会身份之后最自由的，也是最本能的。但也正是这段莫名不可细说的情感在影片结尾有些做作把所有人拖回到“战争”暴力状态中。

事实上，暴力问题不仅是影片始末相互照应之处，也很可能是这个巧妙剧本的出发原点。无论是斯里兰卡动荡政治局势所引发的连年战乱，还是法国街区毒贩们之间的帮派械斗，正如影片中的台词，或许大小有别，但本质却没有丝毫差异。《流浪的迪潘》这个电影表面上噱头也源自于把两种看似毫无关联的暴力事件通过这三个难民的人生际遇牵连了起来。使得观众从电影悖谬的叙事发展里看到暴力是如何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运作。而那个因为经历了战争才明白和平生活是如此不易的迪潘，尽管百般努力在两幢住宅之间划定“停火线”，争取和平生存空间，却最终仍旧为了自己“妻子”突陷于帮派之间暴力争端而重返战场，开启了一场血腥杀戮。诚然，这段机智、果敢，孤胆一人横扫敌巢的最后一战颇为好看，也极具《稻草狗》结尾暴力反转的气势，但细想却缺乏《稻草狗》中达斯汀·霍夫曼一再被冒犯后因而积累起来的暴力动机。毕竟，迪潘是帮派之争的局外人和旁观者，而“妻子”危险遭遇导致其大开杀戒则太过于夸张。如果抽去片尾那个不切实际的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结局（男女主人公假戏真做，缔结良缘，拥有了新的孩子开始了新的生活），细想迪潘这番大屠杀所可能招致的现实命运（牢狱之灾抑或是军人身份曝光被遣返回斯里兰卡送死），影片创作者强作戏剧性而假借社会题材来装点门面的企图心就昭然若揭。因为反过头去看，是不是斯里兰卡难民？究竟遭遇了怎样的移民苦楚？这些似乎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故事早就写好，现在只需要套上一个能体现创作者社会责任心的好看外套就大功告成了，至于现实如何？欧迪亚和他的团队并不关心。而据说他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为他下一部电影节类型片寻找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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