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意识形态的退化:关于《我是传奇》的三个电影版本与原著小说。

古赫
2013-11-27 看过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这篇评论是有关齐泽克在《活在末世》中有关好莱坞意识形态退化的评论的一个整理。

讨论有关“翻拍的悲观教训”。

【笔者注:齐泽克借以讨论好莱坞的意识形态从而讨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亦是所谓电影创作规律的讨论。】


原著是理查德•马特森(Richard Matheson)在1954年出版的小说《最后一个人》。

理查德•马特森算是很大众的一个科幻作家,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参与好莱坞的编剧。德古拉伯爵、星际迷航什么的。

电影的第一个版本:

维森特•普赖斯(Vincent Price)主演的《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 on Earth](1964,意大利名为:L’Ultimo uomo della Terra,乌巴尔多•拉格纳[Ubaldo Ragona]和西德尼•萨科诺[Sidney Salkow]);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950253/
(有下载源)

电影的第二个版本:

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主演的《最后之人》[The Omega Man](1971,鲍里斯•萨加尔[Boris Sagal]);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2155910/
(有下载源)


第三个版本:

威尔•史密斯的《我是传奇》(2007,弗朗西斯•劳伦斯[Francis 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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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在讨论好莱坞乃至全球的意识形态退化的时候,曾将《黑暗骑士》与《我是传奇》对比。

他称之为:“对于这种退化,我们不禁要用乔治•卢卡斯(Georg Lukacs)最具斯大林主义意味的作品之题目来命名:(解放)理性的毁灭。”

齐泽克认为这种“退化”在《我是传奇》中达到了顶峰。
由此我们可以对比同一个故事的连续翻拍版本。

首先
四个版本(加上原著)的故事内核都是一致的,即原著所宣称的——“最后一个人……并不孤单。”
齐泽克称之为”故事是目睹自身之缺席的另一种幻想“


电影的第一个版本最贴近于原著。(1964年)
即——内维尔,一场灾难的唯一幸存者,在荒芜的城市街道上游走——很快,他便发现他并非独自一人,活死人的变种(确切地说是吸血鬼)正在潜行跟踪他。

标语中不存在悖论:最后一个活着的人并不孤单——和他在一起的还有活死人。用拉康的话说,他们是把自身加到最后之人的“l”上的“a”。

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得知,受感染的人已经发现了一种方法来抵御海湾的灾难;但“依旧活着”的人在白天看上去和真正的吸血鬼并无差别,他们都在一动不动地睡觉。他们派了一个名叫露丝的女人去监视内维尔,而内维尔与露丝的合作迫使内维尔在他固有的偏执和希望之间做出内在的斗争。

最终,内维尔对露丝进行了血液测试,在露丝击倒他并逃跑之前发现了她的真实身份。数个月后,依旧活着的人袭击了内维尔,把他活捉了,好让他在新社会的每一个人面前被处决。行刑之前,露丝给了内维尔一包药丸来减缓痛苦。

最终,内维尔意识到,为什么受感染的活人组成的新社会把他当成怪物了:就像吸血鬼被当作传说中的怪物,攻击熟睡中脆弱的人类一样,内维尔也成为了神话中的一个怪物,他杀死了熟睡的吸血鬼和活人。他成为了吸血鬼曾经所是的传奇。

它与小说的主要差别是结尾的变化:男主角(电影里叫做摩根)在实验室里为露丝发明了一种治疗方法;几个小时后的黄昏,依旧活着的人开始袭击摩根,摩根逃跑了;最终,他在教堂中被击毙,而他倒下的地方正是他妻子的坟墓。

【笔者注:结尾的变化即表明的从小说文本到电影叙事之间的意识形态的“退化”。之后齐泽克对此有论述。我认为这种”退化“,即是从社会形态的审判和冲突退化到了“宗教的回归”——多元的冲突退化到单一的宗教(社会)价值观。】

电影的第二个版本,《最后之人》,(1971年)

以洛杉矶为背景。一群自称是“家庭”的抗白化病者在瘟疫后幸存了下来,但他们已变成了对光线敏感的白化病变种人,充满暴力并对崇高抱有精神病妄想。虽然他们身上存有抗体,但他们还是缓慢地先后死去,似乎是由于瘟疫的突变。

家庭是由马提亚领导的,他曾经是洛杉矶电视台的播音员;他和他的追随者都相信,现代科学,而非人类的缺陷,才是他们不幸的起因。

他们回到了一种反对技术进步的生活方式,使用中世纪的图像和技术,穿着长长的黑袍,举着火把,配备着弓与箭。

在他们看来,内维尔,科学的最后象征,一个轮胎的使用者,必须死掉。最终的场景是,在奄奄一息的内维尔把一瓶血清(想必可以恢复他们的人性)交给幸存者后,幸存者坐着一辆路虎车离开了。

【笔者注:影片代表了一种六、七十年代的反智主义,或许也与后嬉皮反战运动息息相关,参见《人猿星球》。这个版本在敌与我之间做出了反智与科技的社会化嫁接。与原著的种群区别(或者说我与非我)之间又有所区别。更像是在那个年代对科技的利与弊的讨论。将一种意识形态退化为“生活方式”的讨论。】

下面再看第三个版本,也就是这个版本的故事。(2007年)
故事以曼哈顿为背景。

【笔者注:我把这个版本称之为“出埃及记”的版本】

内维尔面前出现的女人(电影里叫做安娜,她带着一个名叫伊桑的男孩,来自南方的某个地方——电影提到了马里兰州和圣保罗)告诉他,
她奉上帝之命前来,要把他带向佛蒙特的幸存者殖民地。

【笔者注:在这里,安娜被赋予了摩西的内涵——出埃及记中摩西受耶和华之命,率领被奴役的希伯来人逃离古埃及,前往一块富饶的应许之地。曼哈顿与幸存者之地似乎是对应了奴役与自由之地。
然而,讽刺的是,在故事中,内维尔(即威尔史密斯)在曼哈顿恰恰反而是自由的,而幸存者的基地则更像是被一个军事独裁的国度。】

内维尔拒绝相信她,他说,世上还没有一个上帝会为这种苦难和大规模的死亡而苦恼。

【笔者注:这是内维尔内在的信仰冲突。他感到“自我的孤独”,同时又对上帝的解救充满怀疑。】

当受感染者在夜间攻击内维尔的房子并越过了防御设施的时候,内维尔、安娜和伊桑撤到了地下的实验室,把他们和内维尔用来做实验的一个女性受感染者锁在了一起。当内维尔发现最后的实验成功地治愈了女性受感染者时,他认识到,他不得不在他们被杀死之前把它传递给其他的幸存者。
他从病人身上抽取了一小瓶血清并把它交给安娜,接着把她和伊桑推进了一个旧煤槽里头,自己则拿着手榴弹和前来攻击的受感染者同归于尽。安娜和伊桑逃回了佛蒙特,回到了受保护的幸存者殖民地。

【笔者注:出埃及记中,摩西在最后牺牲了,但是希伯来人摆脱了被奴役的悲惨生活,并且学会了遵守十诫,并成为历史上首个尊奉单一神宗教的民族。(幸存者的新秩序)。】

在最后的旁白声中,安娜宣称内维尔的治疗能够让人类幸存并重建,她为内维尔建造了一座传奇雕塑,一个以牺牲来拯救人类的耶稣形象。

 【笔者注:于是乎,内维尔成为了牺牲的宗教符号,亦是新秩序的缔造者,然而这里所谓的新秩序,其实不过只是旧秩序的一种“重构”。而这个版本在意识形态层面的退化,较之第二个版本更加严重。社会形态层面的讨论完全被旧式宗教所替代。变成了励志的传奇,伟大与自我牺牲的传奇。或许可以称之为“普世价值”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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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逐步退化可以从这里得到最冷静的观察。
(电影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版本之间的)主要转变表现

“在标题意义的根本变化上:原初的悖论(如今,主人公成为了吸血鬼眼中的传奇,就像吸血鬼曾经是人类眼中的传奇一样)丧失了,因而,在最新的版本里,主人公只是佛蒙特幸存者眼中的一个传奇。“

齐泽克认为:“这种变化消除了由标题的原初意义所表明的真正的“文化多元主义”经验——即认识到,我们自身的传统并不比那些在我们看来是“古怪”的他者传统更好。

【笔者注:即他所说的——理性的毁灭。】

就像笛卡尔在《谈谈方法》(Discourse of Method)里所说的,他在旅行期间认识到:“那些观点与我们截然相反的人并不必然是未开化的野蛮人,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大程度地拥有理性。”

讽刺的是,在我们的时代,当文化多元主义的宽容被提升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的时候,这样的维度恰恰消失了。”

【笔者注:我的理解是,宽容变成了一种官方语言,即“被建构出来的宽容”。类似于以保护种族而采取的种族隔离的措施。在此齐泽克举了一个例子。如下】

“为了鼓励科索沃的阿族和塞族和平而宽容地共处,控制着科索沃独立的联合国军队发放了大量印有一只狗和一只猫友好地肩并肩坐着的海报,海报上写着:“如果它们可以和平地共处,你们也可以!”如果存在着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种族主义的话,那么,这就是了:我们都知道,狗和猫其实并不相互容忍,除非是在马戏团和其他一些训练它们的地方——因此,阿族和塞族被隐晦地当作两种野蛮的(动物)物种来对待了,他们必须被正确地驯化,以便能容忍相互的接近。”

【齐泽克对于这种退化的进一步论述】

电影的第一个版本被它的结局败坏了:男主角并没有作为一个传奇被烧死【原著结尾】,他通过死亡在失落的共同体(教堂、家庭)中再度坚持了自己的根。

“文化多元主义”对我们背景之偶然性的强有力的洞察就这样被削弱了,
【笔者注:背景的偶然性即是“我”与“我们”的构成。】

最终的信息不再是位置的交换(我们成为了传奇,就像吸血鬼曾是我们的传奇)——这种交换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无根性的深渊——而是我们对根的不可化约的依恋。
【笔者注:“我们”这一概念的构成所依赖的文化地缘的背景的随机性变成了我们为了确立认同感而塑造出的一个不可更改的“根”。——即官方意识形态(宗教价值)的神圣性。就我的理解,齐泽克的意思是在批判,好莱坞(全球化)的价值输出的暴力转变。】

第二个版本通过把注意力转移到人类幸存的可能性(由于男主角发现了治疗瘟疫的方法,人类的幸存有了可能)上面而彻底地抹除了传奇的主题。

这一转移把电影铭刻进了人类受到威胁并在最后一刻逃离的老话题上。
然而,我们至少还能在自由的反原教旨主义和启蒙的科学主义的场次中得到积极的因素,它拒绝了追寻灾难的“更深刻意义”的蒙昧主义解释。

最后一个版本做出了致命的一击,它颠倒了一切,公然地选择了宗教原教旨主义。

故事的地缘政治学坐标已经是一种暗示了:贫乏的纽约和佛蒙特纯洁的生态乐园构成了对立,后者是一个由围墙和警卫守护着的安全的共同体,而一个来自原教旨主义南方的新客在经历了被毁灭的纽约后加入了他们。

影片在宗教上也制造了一种严格相似的转变:意识形态的第一次高潮是内维尔像约伯一样充满怀疑的时刻(在这样的灾难面前,任何上帝都是不可能的),与之相对的是安娜的原教旨主义信仰:她是上帝的行使工具,她奉命前往佛蒙特履行一项使命,虽然该使命的意义还不甚清晰。在影片的最后时刻,内维尔临死之前改变了立场,他通过认同基督论而采取了安娜的原教旨主义观念:安娜是上帝带给他的,这样,他就可以把血清给她,让她带回佛蒙特。

他有罪的怀疑被救赎了,而我们也站到了原著前提的极端对立面:内维尔是一个传奇,但他是新人类眼中的传奇,他的创造与牺牲使人类的重生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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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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