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的冤屈

袁长庚
2013-08-18 看过
电视台新拍了《武松》,除了杀人复仇的重头戏,值得做文章的自然还是潘金莲。过去的版本,早已经将其与西门大官人的“鬼混”做了种种解读、反案,眼看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小,编导人员们只得生拉硬拽了几场金莲和武二之间的感情纠葛,笔法颇类韩剧。但《水浒传》也罢,《金瓶梅》也罢,妙在结局都是潘金莲之死。是以当代的作者们绞尽脑汁,也终于无法将那些星星的两性之火化为燎原之势,除非存心不想把故事说完全。于是,金莲对武二郎纵然有万般染过发、整过型的眼泪,末尾还是要乖乖钻进大官人的被窝,要乖乖地毒死亲夫。

戏演到这儿,我姥姥自然习惯性地骂一句:狗日的。

作为一名学习了不少当代文化理论的“青年学者”,面对这样“暗黑的诅咒”,我自不免“启蒙之心”陡然而生,向我的姥姥(当然是委婉地)普及了若干“学术常识”。无非是:金莲是不幸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她的“失足”亦无非是压抑和迫害的产物,我们可以谴责,但需抱以“理解之同情”。

我的姥姥——这位前社会主义纺织厂的食堂售货员、幼儿园阿姨如此作答:

“她当然可怜,从小被卖到窑子里。但你再可怜,也不该杀人。要我说,武大才可怜。老实人一个,本分劳动,自给自足。只是因为个子矮,长得丑,就活该被弄死么?还是那么个死法!(武大捉奸不成,反被西门庆一脚重重地提在胸口,一病不起后,被死于潘金莲和王婆假借喂药之名,以砒霜灌入口中,烧断肠胃,七窍流血,死时极为痛苦——笔者注)实在不行你可以远走高飞么,毒死她男人,唉哟,亏她下得了手!”

末了,她喝了一口水,又重复了一句,“要我说,武大才可怜”。

我姥姥的一席话,让“读书读傻了”的我隐约嗅到了“巨大的理论挑战”。

当代中国,据说是一个“思想解放”时期的产物。在玫瑰色的一九八〇年代,人们从物质生活的困窘当中首先砸碎了思想上的“枷锁”。一九八五年底,供职于四川自贡川剧团的“巴蜀鬼才”魏明伦,曾以新编历史剧《潘金莲》引发轰动,其影响波及海外。在“反封建”“反男权”的新历史想象中,潘金莲成为一个被翻新的符号,在“新时期”的文化意识形态当中扮演着隐蔽但颠覆性的角色。此后,在文人的笔下,金莲一次次的脱衣,对武大脱,对武二脱,对大官人脱,对着自己在澡盆里脱。她那被想象出的姣美身体,是欲望与道德肉搏的武场。

与此对应的,是武大一次次的被杀。唯一吊诡是,在无穷的想象力中,他的死法从未改变:被毒死,被毒死,被毒死,以及被毒死……
在历史翻案的粉墨登场中,身材短小的武大是一个沉默的牺牲者。牺牲给复仇的母题,欲望的旗帜,暴力的展演。

“要我说,武大才可怜。”

机械女性主义往往将潘金莲视作宠儿,似乎以“性自由”或“爱自由”作为前提就可以削弱,甚至抵销鸩杀武大本身所带有的罪恶。在一种“超越男-女二元对立”的表皮之下,这种置换带来了另一种危险:它忽视了“伤害”本身作为一个过程性的展开,其自身可以不断地在“施害”与“被害”之间配置角色与剧情。被杀者的遗体并非平坦的排列于历史的停尸间,而是依了后人的想象与趣味而被敲打成不同的装置,源源不断地生产着新的意义。

任何旨在让“被侮辱与被伤害者”发声的理论、实践,都不能无视“恶”本身如苔藓、溃疡一般的附着和渗透。简言之,在群体内部所发生的“被害”,因其带有寄生环境的种种特性,极易为下一次的“施害”利用和奴役。潘金莲尚且可以背负“荡妇”“婊子”的外衣而释放出攻击性的力量进而从历史的囚笼中挣脱出来,但身体“残缺”且处于社会阶层最下方的武大则毫无“使用价值”。而一切以武大为陪衬的复仇、纵欲、反叛,本质上都可能认同西门大官人的某些原则。耸人听闻的翻案,也可作“鬼脸上的雪花膏”。

由是观之,脱离了“武大的解放”,“潘金莲的解放”便成无法构成真正的解放。对受难者的选择和操弄,只能让受难者再次被割喉。伤害有千万种原由,但被害者的命运却亘古以来翻不出太多的新花样。对伤害的解释不应自我加冕成为智识上的王者,因为伤害的发生机制远比“解释”更加富有生命力。在历史祭坛之上,新鲜血液始终如注。

“要我说,武大才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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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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