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生死的信仰力量

Luc
2012-11-22 看过
在去年的国际影坛上,《一次别离》可谓横空出世,从柏林的“金熊奖”到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席卷全球。这部伊朗电影凭借其真实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打动了评委和观众。东西方不同文化与习俗的人都能够理解影片中的伦理和世故,两个家庭的悲剧胶着在一起,社会阶层,年龄和信仰的取舍,因一个看似普通的纠纷而变得戏剧化。放眼电影之外,因为政治原因而被国际社会孤立的伊朗,在西方媒体的偏见中常年被“妖魔化”,《一次别离》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伊朗社会,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人民并不特殊,他们的情感世界与地球上任何地区一样,在痛苦中寻求真诚的慰藉。
 
整部电影就人物和环境而言很“小”,却又能在细微的细节中凸显出伊朗民众的基本共性。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伊朗电影都是“以小见大”的精巧、质朴之作。从伊斯兰革命之后达利什•梅赫朱为代表的“写实主义”, 马基德•麦迪吉的“儿童视角”,以及阿巴斯,帕纳西,戈巴蒂,毕茨等人,构成了伊朗影坛愈加繁盛的“第三、第四代”导演。身具民族责任感的阿斯哈•法哈蒂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这部影片翻译成《一次别离》多少有些文艺,若译成“纳德与西敏的一场离婚”则显得太通俗直白,而《伊朗式分居》则恰到好处的点明了这场家庭危机的代表意义和社会普遍性。

影片一开场,就是法庭判决离婚的长镜头,导演运用了主观镜头,把摄像机当做法官,让纳德与西敏直接面对观众说话,争吵中阐述自己对于家庭、亲人和未来的价值判断。西敏对法官说她一定要出国,“我不想我的女儿在这种环境中长大”,这个离婚理由不由带上了政治色彩,法官甚至被她的坚持所激怒“你说什么样的环境?女士!”这是整部影片中唯一一处涉及意识形态,引发外部联想的场景。他们对面的观众不禁要问西敏,“逃离伊朗”的真正理由是什么,值得不惜放弃自己的家庭、父母和工作。从后面的剧情可以看出,离婚并不是因为生病的公公,而是更深层次的不安全感,让人联想到西方媒体一直渲染的闭塞、保守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伊朗。
 
然而这个背景在之后的两个钟头里并没有展开,观众眼前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伊朗社会,他们有健全的法治——法庭、起诉、作证、保释等程序都与其他现代国家一样成熟,妇女拥有受教育和外出工作的权利,社会的贫富差距并不明显,每个人都在维持尊严。从纳德一家的经济条件来看,他们应该算是中产阶级,有房有车,夫妻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唯一的女儿在女校读书,旁人看来应该幸福的家庭,唯一的烦恼只有爷爷患了老年痴呆症。从表面上看,爷爷的病状即是整个家庭的矛盾起点,又是造成护工流产的直接原因,在影片前半段推动了剧情高潮。而从深层次分析,导演法哈蒂是在通过人物,浓缩了伊朗社会中不同人群的处事风格和人生观上,他们的分歧影片后半部更加明显,即用家庭矛盾掩盖社会矛盾,又巧妙的规避了电影审查。
 
从影片中几处场景简略的法庭戏中,这对夫妻的性格差异一望即知,母亲坚决,父亲固执,如果不是有女儿巧妙的周旋,这个家早就散了。女儿特玫也是整部影片中隐藏的关键人物,因此被导演安排在最后一个场景里,由她来作出艰难的决定。导演的开放式结局,再一次把选择留给了所有人。贯穿整部影片,女儿的眼神几乎无处不在,她看出来父亲的焦躁和隐瞒,也看出了母亲的留恋,甚至于瑞兹母女难言的困境,也在她纯真的心底留下了痕迹。西敏离开了女儿和丈夫,纳德只能依靠钟点工瑞兹来帮忙照顾父亲,然而这个选择带来了激化矛盾的隐忧——瑞兹有孕在身,她是瞒着丈夫出来打工的。

瑞兹一边带着孩子,一边做钟点工并照顾患病老人,除了辛苦还有另一层禁忌。根据《古兰经》教义,不允许她接触其他男性的肢体,但是为了给丈夫赚钱,她又不得不难为老人更衣洗浴。两个家庭就在这种世俗和宗教的困境中试图度过难关,导演的镜头给出了瑞兹的纠结,也给出了纳德对于父亲的愧疚。矛盾的爆发在这种硬扭的积累下越来越近,终于一次纳德提早回家,发现瑞兹不知所去,而父亲昏倒在病榻旁,双手还绑在床上。孝顺的纳德把所有的怒火都倾泻到钟点工身上,粗暴的把她推出门,导致了这个妇女的流产。在这场高潮戏之前,导演其实耍了一个剧本的“花招”,在瑞兹发现老人私自出走并出门寻找时,叙事被刻意的丢失了,镜头再转回家中时,表面上有惊无险并未发生什么,实际上却隐藏了全片中最大的一个伏笔。

伊朗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一直都拿出了探讨,比起《关于伊丽》和《没有男人的女人》等片,《一次别离》中的歧视感更为隐蔽。至少在纳德一家中,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西敏是拥有平等和自由的;而在贫穷的瑞兹家,她还处在传统的弱势地位,影片中暗示着瑞兹粗鲁的丈夫有家暴倾向,但并没有正面描写。他的疯狂举止,应该看做是一个男人失去孩子的愤怒,虽然过激,但并非不可理解。流产的意外发生后,影片转入了大量的法庭戏,证据的关键在于纳德是否知道瑞兹已经怀孕,如果成立,他将会被判处“杀人罪”。这里就涉及到伊朗法律关于胎儿生命的定义,显然故意造成流产的罪行非常大,所以纳德要想尽一切办法证明自己“不知情”。然而妻子西敏和女儿特玫心中有数,纳德其实早就知道瑞兹有孕在身,他的谎言只是为了自己家庭的完整,固执的把过错推到私自外出的瑞兹身上。

影片发展到这一步,纳德的自私已经显露出人性“恶”的一面,他在妻女面前的开脱软绵无力,“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最终还是西敏给他找来了弥补过错的机会。相比粗暴的瑞兹丈夫,纳德因父亲受伤而做出的愤怒举动,或许更能博得同情,他用钱来赎罪本来已是整个故事最完美的结局,然而就在电影趋向缓和的结尾处,导演终于拿出了自己“蓄谋已久”的伏笔,颠覆了流产的“事实”。瑞兹之前所有的证词都被推翻,她因为伦理道德和信仰的自责,无法继续瞒骗下去,《一次别离》的剧情张力在这一点达到了最高潮。

无关对与错,善与恶,只是真实的不幸。两个家庭的纠葛,意外的事故中折射出了伊朗社会的各个层面。夫妻,父女,雇工与雇主,穷人与富人,生的老人和死的胎儿,都在这个人生交叉口上相遇,互为因果。《一次别离》从某个窗口窥探了所有这些,伊朗人的生活是复杂而立体的,既非官方的宣传,也非西方的臆想,导演法哈蒂完成的不仅是现实主义的纪录,更是微妙的人性思考和社会解剖。

L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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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别离 - 豆瓣

一次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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