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

“We all get dressed for Bill”。美版《Vogue》女魔头安娜•温图尔口中的Bill就是Bill Cunningham。他第一次拍女魔头时，温图尔还只是个19岁的小仙童；而时尚老妖精安娜•皮亚姬在还是小妖怪的七十年代，就已开始被Bill跟拍，美国一代名媛布鲁克.阿斯特100岁生日时，请他来拍寿宴。但是他并不在意所谓的名人或者社会标签，他只在意有趣的衣裳，如果 凯瑟琳•德纳芙未穿够意思的衣服，他不会动一下食指；1978年的纽约街头，他被一件肩部剪裁极其特别的海狸皮大衣深深吸引，他一拍再拍那件大衣，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衣服里的人，她是格丽泰.嘉宝。这位81岁纽约街拍殿堂级老伯，骑着他摄影生涯以来的第28辆Schwinn 自行车，每天辗转在纽约大街小巷，用怪老伯的姿态抓拍着街上的霓裳瞬间，即使被人骂：“别拍我们！当心砸断你的相机。”他照例骨头很轻地嘻嘻一笑，因为即使被骂了，他觉得那个食指动得值得。他的摄影价值体系的核心只有一个词：有趣。

老Bill在《纽约时报》上有两个图片专栏，一个叫“On the Street”,通过纽约街拍捕捉时尚风潮；另一个叫 “Evening Hours”，拍摄为纽约文化生活所举行的各种慈善晚宴派对的情形。他每日啃完三块钱的早餐三明治就匆匆上街，晚上则随便吃些中式快餐，就赶到派对夜场，捕捉纽约瞬间即逝的美肖像，他可不懂追潮流，因为他干这行就是创造潮流的。女魔头曾说，同坐在一个秀场，他总能捕捉到大家谁都没有在意的东西，结果六个月后，那玩意儿就火了。

以低调闻名的他拒绝出版，拒绝办展览，拒绝发表公众演说，并非傲慢，只因谦恭。两个曾和他同在《纽约时报》共事的纽约客用8年时间终说服他配合拍了部关于他的纪录片《Bill Cunningham New York》，三月底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首映。纪录片耗时两年，用一架小HD机器，导演加摄像师两人小团队，因为拍摄对象够压场，完全不用其他配饰。

下次如果你在第五大道 和57街路口的四角看到一个身穿蓝色老布衣服，好像仓库保管员一样的老头骑在自行车上时还不忘咔嚓一下，那么你这就是撞上了老Bill。他那件被时尚人士称为很时髦的蓝色老布衣服从劳防用品店买来的，价值$20,本是巴黎街道清洁人员制服，觉得又耐穿又够多口袋，他每半年去巴黎一次就补一下货,就连08年去巴黎接受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时，也穿那一件，下配哔叽色卡其裤。如果下雨，顶多外罩一件贴满黑色胶布的塑料破雨衣。

Bill的身世始终是个谜，对于一切讲究出身来历的纽约客，他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只知道他来自波士顿附近，从哈佛退学，先做帽子设计师，玛丽莲梦露，琼克劳馥特不时要到他的帽子作坊兜一圈，不过老头子嘟哝着说，我对她们不怎么感兴趣，她们不够时髦。六十年代美国女人渐渐不再戴帽子了，他开始转而为报纸撰写时尚专栏，拍照一开始只是为配合采访所作下的图像笔记，后来文字渐渐退出，图片成为主打。他住了50年的寓所在曼哈顿中城卡内基音乐厅楼上间小屋子，导演说服了三个月终于让他打开了家门，眼前所见的确如传说般的令人震惊：整个房间没有桌椅，每寸空间叠着铁皮的档案柜，内里装着他拍的所有照片的底片，档案柜上则是一叠叠的书，时刻等待着倾倒。一张小小的单人床垫支在木板上，下面垫着塑料牛奶筐，几件衬衫挂在文件柜的把手上，这就是他的衣柜。屋里没有厨房，也没有卫生间，他说要这些多余的空间干吗？让你好有多两间房间打扫吗？他经济不富裕吗？可是他却拒绝了Detail杂志历年的稿费支票，因为这是一份有乐趣的兼职。他在采访中只说自己来自一个普通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父亲性格开朗，母亲拘谨，他们不希望他进时尚界，害怕他过于迷恋那些女里女气的东西。“他们是害羞的人，”一边说，一边缓缓地从一个陈旧的纽约时报信封里拿出一粒保心丸塞进嘴里。

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冒牌货，不是什么摄影师,因为他自己懂得，相机只是工具，摄影是手段，而他真正要呈现的，只是过去半个世纪里，耐心地用胶片，将纽约的时尚和社会生活巧妙缝合在一起的那幅岁月风情卷轴画。那么，如果一定要冠名的话，姑且称他为一个纽约流行文化的人类学者。尽管，他对命名毫不在意。他相信有诚意的报道者应该是匿名和无形的。可不要对他说你是传奇或者Icon什么的，那只是为了满足我们叙述者的虚荣心而已。他只在电话里用带着浓重波士顿口音介绍自己说：嗨，我就是那个骑脚踏车的男人。



另：这部为他立传的纪录片，老比尔本人并没有看过，他参加了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首映式，当然主要目的也是拍照，接着就匆匆踩着自行车离开了，因为他当晚还有另两个场子需要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