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翘楚乔致庸

Chris
2009-10-08 看过
   《乔家大院》,一部晋商生意经的缩影;乔致庸,近代晋商成功者的典范。历史上的乔致庸虽不是晋商史上唯一的成功者,但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传奇的一生,其所创造的商业功绩,以一滴水的光辉折射了晋商这一群体的优秀特质,在赞叹其波澜壮阔的一生的同时,我们也学习到了其为人、处事、经商成功的经验。

    乔致庸,字仲登,号晓池,是乔全美之子、乔贵发之孙,乔家第三代人。人称“亮财主”,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他共娶过六个妻子,都诰赠夫人。
    乔致庸生有6子11孙,在他执掌家务时,可称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了。“在中堂”在他执掌期间,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其财势已跻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在他手里建筑的房屋占到现在整个乔家大院的三分之二。乔致庸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

    历史上真正的乔致庸是如何为人、处事、经商的,未曾考证史料,不得而知。从《乔家大院》的剧中来看,乔致庸能从一介秀才到商业翘楚,其所作所为能给我们很多启示。

    一、心怀仁义,以儒治商。

    乔致庸自小就被兄嫂委以仕途成才的重任,十年寒窗苦读,正当其要考取举人之际,兄长病逝,危难中接手家业,在乔家生意即将崩盘之际,扶大厦之将倾,后以此为基础,逐步将生意做强做大。其一生的生意经营中,儒家文化对其影响的痕迹随处可见。他做生意的出发点,都基于其生意产业链上的劳苦大众,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赈灾救人时,能倾己财力而为之,都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心怀天下、仁爱待人。作为一个生意人,书房是他商议决策的重要场所,出差在外则书不离身。而且,在与相与、同僚的交流中,处处都以儒家的思想和理论去规劝、辩论。

    二、先义后利,信以为本。

    乔家店规的核心是“义、信、利”。以义当先,重信轻利,这是乔家之所以成就伟业的基础。自贵发公经商伊始,就定下了“义、信、利”的信条,因此生意日渐昌盛,直至其兄乔致广在包头做霸盘,打破了这一规矩,使得乔家生意频临破产边缘,乔致庸力挽狂澜,扭转败局,虽胜不骄,主动与对手邱家握手言和,
借机再树重信义的商业规范,使得整个商业氛围又回归到诚信、重义的轨道上,奠定了以后繁荣发展的基础。当然,这个“义”字,不仅仅是在生意场上,更有对国家和人民的“义”。乔致庸多次支援朝廷、赈济灾民,甚至以义感化盗匪刘黑七,诠释了儒家之“大义”。

    经商,以诚信为本,才能名利全收。乔致庸从不失信于相与,凡所诺必践。包头整饬店铺、武夷山茶商赊茶、邱东家借百万银票等,都是乔致庸“信”的注解。

    三、慧眼识才,用惟能贤。

    任何事情的成功,都离不开人的作为。乔家的生意繁荣,都与各店大掌柜、伙计的努力分不开。事业经营的好坏,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孙茂才,一落魄秀才,为乔家生意起死回生,立下汗马功劳。乔家生意的扩张、繁盛,都离不开孙秀才的出谋划策,其在乔家虽无实职,却倍受尊重;包头复字号大掌柜马荀,虽只有二十八岁,而委以重任,却因其改店规为伙计加身股,可谓重才不惟财;高瑞,一个被店老板路边捡来张大的孩子,一次偶然的机会,被乔致庸发现其志,带在身边,终成其得力干将;潘为严,乔致庸虽不是三顾茅庐,也是以重礼、诚心相待,终得其相助,乔家几十年的生意都由其照料,可谓乔家生意的顶梁柱。

    四、大局着眼,勇于实践。

    在这一点上,乔致庸与和他同时代的胡雪岩一样,都重视在战略层面上的决策。胡雪岩有句“做生意顶要紧的是眼光”,乔致庸在生意眼光上也有其独到之处。因战乱,多年阻隔的茶路,在乔致庸的大力推动下,终于重开,拓展了乔家的生意经营范围,并未雨绸缪,买下茶山,以备后用。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其眼光,也展示了其强大的执行力,敢想敢干,勇于冲破一切阻挠。

    特别是其倾后半生精力的“汇通天下、货通天下”,更是着眼全局、谋定而动、着力实践的代表。

    作为一位成功人士,乔致庸身上的优点和长处不至于此。

    当然,从乔致庸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其不足之处,前车之鉴,借以提醒。

    乔致庸,为人有点刚愎自用,很少能听进别人的劝告;此外,他在“汇通天下”这件事上对自己的局限性认识不足,欲以一己之力为天下之任。

    乔致庸,作为清末民初众多商业大亨中的一位,在乱世之中成就一番伟业,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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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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