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FT睿》——当东方遇见西方

范同学
2009-10-06 看过
一部纪录片的画外音

对于《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这个片名,这样的理解大致不错:“毛泽东”代表的是中国,“莫扎特”代表的是世界,“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意指中国迈步走向世界。

1979年,享誉世界的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1920—2001)应当时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的邀请访问中国。他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行音乐会,随后还参观了一些城市并旅游观光。跟随他访华的,还有一支拍摄团队。于是,斯特恩此行,便被记录在一部纪录片中,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这部片子,1981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这部纪录片,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记录了1979年刚结束封闭状态的中国的景物和世态:不太宽敞的街道,滚滚的自行车洪流,城市里简衣朴装的民众,乡村里光膀赤脚的农民,曲艺、武术和乒乓球,长城和桂林山水,“文革”的浩劫与余生,程式的热情客套与政治生硬??在那个时候,对西方世界来说,这是对中国的一个比较形象生动和真实客观的介绍。当然,因为斯特恩的身分,音乐是贯穿整部片子的主线,那些中国的音乐少年和青年,是如此地稚嫩和迷惘,但他们的求知欲又是如此的强,他们的才华又是如此的压抑不住,恰又是一个结束苦难走向新生的国家的缩影。对于《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这个片名,这样的理解大致不错:“毛泽东” 代表的是中国,“莫扎特”代表的是世界,“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意指中国迈步走向世界。

30年过去,确实,这是中国迈步走向世界并融入其中的一个过程。当年片子中那些稚嫩的音乐少年和青年,唐韵、徐惟聆、贾红光、李伟钢、何红英、王健、潘淳,最终都走向了世界,如今都是蜚声中外的音乐家了。

30年的变化着实很大,少年变成了中年,中年变成了老年,而老年人却陆续逝去。今年10月30日北京国际音乐节以“《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摄制三十周年纪念音乐会”作为闭幕式,届时,听着唐韵、徐惟聆、贾红光、李伟钢、何红英、王健、潘淳的琴声,欣赏着大卫·斯特恩挥舞指挥棒的风采,我们便有了一个机会,缅怀先哲,品味变化,憧憬未来—音乐之中,音乐之外。

因为这个纪念演出,我们便有了这个专题,剖析一个文化事件的历史逻辑,对话纪录片中的少年和青年,寻访促成和参与事件的未亡人。林昱负责了主要的采写,Kevin Ching参与了部分采访。图片除注明外,由受访音乐家提供。采写过程得到北京国际音乐节组委会的协助,特此鸣谢。

斯特恩:努力了多年的中国之旅

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的第一次中国之旅成行于1979年,一般人不知道,他访问中国的主意八年前就有了。当1971年7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公布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以及翌年尼克松访华的计划后,斯特恩立刻就意识到了美中关系的新动向,他说自己“一向有兴趣在某些重大的事情一开始时便参与其中” (引语出自《斯特恩回忆录:我的前79年》,下同),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基辛格:“不知能否帮助我实现一个我长久以来的热切愿望,去中国大陆访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那里演出。”他并且说:“局外人无法预料未来几个月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交往会是何种形式或将交往到什么程度,但如果我有可能去那里的话,我将鼎力从旁协助。”

基辛格并没有满足这位曾在50年代末替美国人民出头以使卡内基音乐厅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免遭改建成办公写字楼厄运的“政治家艺术家”的请求。在一次两人共进午餐时,基辛格还特地劝斯特恩搁置这个念头,因为“我们与中国建立关系为时尚早”。

斯特恩是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后裔,未满1岁便随父母移居美国。10岁举行首场独奏音乐会,15岁以后便开始了职业音乐生涯,20世纪40年代起,已成为美国著名小提琴家。但斯特恩可不是两耳不闻琴外事的音乐家,他深谙音乐作为一种普世语言的力量,而他的“音乐政治”与“音乐外交”也有源可溯:“二战”时他就积极地搭乘军用飞机去给美军慰问演出;1949年,他即到新建立的以色列国进行演出;1954年,他接受美国国务院的“拜托”,去冰岛进行“音乐外交”;1956年,苏联文化部邀请这位美国的“敖德萨犹太人”前往多个城市进行巡演,作为前一年美国政府邀请苏联的“敖德萨犹太人”奥伊斯特拉赫访美的“回访”??这一长串的经历可以证明他对文化艺术的外交作用十分在行,而且他内心的政治家角色也令他更加渴望中国之行,这种去中国看一看并运用自己的音乐去跟中国人交流的渴望,较之所有其他那些在1979年访华的西方音乐家更为强烈。

这渴望如此强烈,即使没能得到美国官方的支持,他仍不放弃。真是上天不负有心人,斯特恩的机会来了:他所住公寓的化学家邻居居然是中国塑料工业的顾问,一天这位邻居在家里组织了一次聚会,在这一聚会上斯特恩被介绍给了当时的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黄华不久后回国,成了中国的外交部长。1978年3 月,一封由黄华转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邀请信寄到了斯特恩的手中。次年6月18日,斯特恩携着太太、女儿和两个儿子,飞到了北京。

邵耶尔:对这部电影的热情简直是走火入魔

如果没有《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记录,斯特恩的访华,就和那一年其他那些美国和西方的音乐家对中国的访问一样,既不会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其刻在片中的中国年轻提琴家们身上的烙记也不会那么深。

通常认为拍摄这部纪录片是斯特恩的好朋友瓦尔特·邵耶尔(Walter Scheuer)的主意。邵耶尔是华尔街上的成功投资人,也是一个热爱音乐的慈善家。他响应了斯特恩的号召参与挽救了卡内基音乐厅,并且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点儿不赚钱的音乐厅的主要赞助人,也是很多在纽约地区读书的音乐学生的赞助人。但就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动议这件事来说,斯特恩家的两个孩子迈克和大卫认为是他们的母亲、斯特恩当时的妻子维拉(Vera Lindenblit)最早向邵耶尔提议“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记录这次旅行”。

1979年,邵耶尔邀请了导演、雇佣了拍摄团队的工作人员,从最初的拍摄许可,到拍摄行程,再到后期制作的决策和发行推广,都是他亲历亲为地在奔忙。他坚信斯特恩访华必须被记录下来,为此不惜自己掏钱。至于影片拍下来以后命运会怎样,一开始他也并不知道──在中美关系形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谁能预言这样一部讲古典音乐的纪录片居然能够获得奥斯卡奖呢?但是邵耶尔对斯特恩的迷人个性充满自信,所以他相信这一定会是一部好电影。他甚至也不在乎是否赚钱。30年后,正在麻省的别墅歇夏的邵耶尔遗孀玛吉(Marge Scheuer)解释说:邵耶尔想拍这部电影有三个原因:一是他爱音乐,他虽然不会任何器乐,却疯狂热爱和支持音乐。其次,他爱中国,1978年邵耶尔夫妇前往中国旅游,完全被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迷住了,玛吉说,邵耶尔拍这部电影也是为了能够再次去中国。1979年以后,两夫妇也多次重访中国。“第三,他爱斯特恩”,玛吉这么说。据她回忆,邵耶尔和斯特恩的友谊,始自斯特恩为挽救卡内基音乐厅所做的慷慨贡献,之后两人就成了亲密的朋友和与音乐有关的公共事业的伙伴。

在玛吉的记忆里,邵耶尔对这部电影的热情简直是走火入魔。 首先是进入中国拍摄的许可,他努力游说每一个可能帮得上忙的人,花了三四个月才获得了许可。后期的磨难也并不少,“这部电影整整折磨了我们一年”,玛吉笑着说。

邵耶尔邀请了专门拍摄古典音乐题材的导演阿兰·米勒(Allen Miller)担任艺术指导。米勒的音乐修养非常高,他对音乐和图像的处理使《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充满了诗意,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能被影片打动。美中不足的是,因为米勒本人并未参与中国行的拍摄,他的剪辑对镜头的打乱重组,也造成了一些小小的困扰──比如斯特恩上海音乐会的片段之后,居然是北京音乐会的鲜花镜头。但这无损影片本身的迷人,些微的迷惑反倒使影片中的当事人更添“回忆久远、恍若隔世”的感慨。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于1981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后,邵耶尔又继续支持制作了几部与音乐、舞蹈相关的电影,由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描述音乐教师用小提琴和古典音乐帮助贫困街区少年的好莱坞电影《弦动我心》(Music Of The Heart )就是根据邵氏制作的纪录片《小奇迹》(Small Wonders)改编的。但是,就像玛吉·邵耶尔说的:“没有任何一部比得上《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迈克和大卫:穿越时空的旅行

如果说1979年的中国行对于斯特恩和邵耶尔,分别意味着具有重大社会价值的演出和电影,对于斯特恩的两个当时涉世未深的儿子迈克(Michael Stern)和大卫(David Stern)来说,这是一次纯粹的体验与观光之行。在这次旅行中,他们陪伴父亲参观了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出席了在两座城市开的音乐会。除了音乐行程,他们还去了西安、杭州、桂林和广州,坐了火车和轮船,看到了正在出土的兵马俑。

能够在1979年来中国旅行的美国青年很少,20岁的迈克和16岁的大卫在那次旅行中所看所想的,也许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美国青年对中国的理解。对他们来说,1979年的中国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距离自己极其遥远的“世界”。

“下飞机后我发觉自己好像是到了另一个星球,好像是到了一个不存在的地方,看到街上如此多的自行车,还有步行的人和在马路上行走的马,感觉好像到了另一个时代。”来中国前,大卫对中国的全部了解来自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小说《大地》,对于当代中国则全无概念。他对每样事情都感到好奇,街道,每一个行人,百货公司的商品,音乐厅里的人们的笑容和鼓掌的方式。大卫对中国的音乐爱好者能够如此直接地表达感情感到惊奇:“在音乐厅里,全世界只有中国观众会迅速地对音乐做出反应,并且直接用表情和声音表达出来。”大卫?斯特恩是被中国人的纯真打动了,回到美国,他跟身边每个人讲述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深深受到震撼,但绝不是负面的印象。”迈克的震惊也并不少于弟弟,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们的翻译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居然也需要别人帮忙翻译,才能弄明白当地的语言。另一个令他吃惊的现象是,中国拥有特别久远的音乐历史,但当他们在中国旅行时,在哪儿都能遇上对西方音乐充满兴趣和知识的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9年在美国,大多数年轻人已经对西方古典音乐没有兴趣了。

对于电影拍摄,最初两个小斯特恩都反对,“我们以为这是家庭旅行,不愿意被人打扰。”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大卫数次在阿兰?米勒的工作室看未完成的版本,最后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但即使如此他也完全不能预料《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居然能够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大奖:“谁会对古典音乐感兴趣呢?”

大卫和迈克后来都从事音乐工作,目前分别在欧洲和美国的乐团担任指挥。对于大卫·斯特恩而言,这又引出了另一段特别的经历,即1999年,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他与自己的父亲、中国指挥家李德伦以及当年纪录片中的青年音乐家一起合作演出,包括他的耶鲁校友和亲密好友大提琴家王健。激动是可以想象的:1979年他是以家人的身份来到中国,现在则是以指挥的身份,并且是与父亲同台。1999年在北京,大卫·斯特恩特意去了一些20年前走过的地方,有些地方还在那里─比如说故宫,有些地方却再也找不到了。“在当时(1979年),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将开始发展,但是谁也不能预料到中国能够走得那么快,那么远。”

今年10月,大卫·斯特恩又将来到中国,为本次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闭幕演出─纪念《从毛泽东到莫扎特》30周年音乐会执棒。“斯人已去反而令我更加明白自己的责任,或者说,应该是我们这一代来承担事业了。”

说这话的大卫·斯特恩是他父亲的思想信徒:“我的父亲不是来中国炫耀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他敞开胸怀与中国人相识、交流,他真正相信音乐是一种交流的方式。”

1979年:标志着我们起步的原点

对于中国的古典音乐界而言,1979年是历史性的一年,在斯特恩之前,在中国出生的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刚率领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之后,大名鼎鼎的小提琴家梅纽因和指挥家卡拉扬一前一后地也来了。这一切发生在这一年,将当代西方音乐世界的存在结结实实地犹如雷暴般地打到了中国人的眼前─这场雷暴打醒了年轻的学生对西方音乐和对自己的认识,而他们所学习的西方古典音乐又使他们本能地向往西方的文明,于是,就在第二年,第一批中国的演奏家和学生开始出国,他们开始跟国际名师学习、在国际舞台上登台、在国际比赛上获奖、加入国际一流乐团。1979年,就像一个纪年,标志着我们起步的原点,比照着我们今天的位置。

余隆是最有资格描述中国古典音乐界的今日成就的人。作为中国爱乐乐团的创建人之一、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他在今年4月刚刚得知,英国《留声机》杂志已将才有九年历史的中国爱乐乐团列入全球十大乐团,榜单上的其他乐团都是柏林爱乐、纽约爱乐、伦敦交响乐团、英国皇家爱乐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一流乐团。并不是要夸大榜单的价值,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肯定。西方音乐传入中国不过100年。《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的“上海绅士”谭抒真是第一个在全洋人班底的“远东第一乐团”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里拉琴的中国提琴手。电影中的李伟钢的外祖父陈宗晖则是和谭先生同一时期玩重奏的起步者。上世纪上半叶,上海作为犹太人逃亡美洲的中转站,为欧洲不少优秀的犹太裔乐手提供了短暂的庇护,后者也通过他们的音乐活动和教学,为中国人接受和演奏西方古典音乐提供了特殊时代的有益环境。新中国建立之后,西方音乐的发展并未中断,李德伦、林耀基、刘诗昆、盛中国,都是最早被公派到苏联留学的学生。但他们学成后却并没有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因为当时“文革”开始,一切机会和自由都被意识形态的牢笼禁闭了。在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里,一个拉小提琴的知青在面对质问的时候,必须撒谎说自己所演奏的是《莫扎特想念毛主席》!所以,斯特恩作为“文革”后首批进入中国的西方一流音乐家之一,他的讲学和表演,不仅是在参加大师班的学生耳边打响一声惊雷,也是在老年一代和中年一代被蹉跎的音乐家的耳边打响了一声惊雷。

斯特恩访华在过去30年的中国古典音乐发展史上留下了种种影响和痕迹。除了王健、李伟钢、徐惟聆、贾红光、唐韵、何红英、潘淳这些出现在电影里的演奏家,其他来自那个年代的人也受到各种程度不一的冲击。拿余隆来说,他是已经有12年历史的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创始人,1999年斯特恩访华20周年纪念音乐会和今年的30周年纪念音乐会都是他的主意。他的“斯特恩情结”非常浓厚,对他来说,这有于公于私双重意义:于公是斯特恩访华和纪录片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于私则因为余隆的外祖父、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校长的著名音乐家丁善德曾参与接待了斯特恩,而他的太太,正是当年参加过斯特恩大师班并在纪录片中有不少镜头的小提琴家徐惟聆。

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节目总监涂松也来自音乐世家,他的外祖父是中国近代著名音乐家黄自,他也是80年代出国留学的音乐家之一。涂松如今已不吹单簧管,转而从事古典音乐管理事业。说起1979年的那个夏天,他至今还记得,正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的他是怎样趴在学校礼堂外面的窗口,想要看到斯特恩大师班的一些片段。

斯特恩和邵耶尔一定无法想象,那些被拍摄到电影里的拉琴的孩子和青年,在之后不久的时间里,就进入到了西方世界的音乐大厅,为同辈和未来的中国音乐家在西方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找到了中国人的位置。余隆则说,面对30年的变化,他想到的是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的确,正是所有那些才华横溢的个体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运动,构成了30年后我们头顶上的灿烂星空。

1979年来到中国的重要音乐家和乐团:

3月 小泽征尔指挥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

4月 博多与西尔万•康布拉指挥法国里昂交响乐团访华演出。

6月 斯特恩访华演出与教学。

10月 梅纽因与中央乐团在民族宫剧场演了。

         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在北京体育馆演出。

11月 安德鲁•戴维斯指挥多伦多交响乐团访华。

12月 小泽征尔客座指挥中国中央乐团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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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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