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色有机体的兴亡史

seamouse
2009-04-17 看过
大约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就清晰地记得乌里克.迈因霍夫的名字。

不记得是从什么地摊文学与或者是知识日历上得来的信息,总之那本书(或杂志)大约有着“全球恐怖组织大观”之类的名字。作者一面痛斥着恐怖活动带来的无辜伤害,却又不自觉为一类恐怖分子树立起道德难辨的形象。在关于赤军派的篇章中,我隐约记得文中描述“乌里克.迈因霍夫,曾任左翼刊物《新混凝土》记者,参与××运动,为表示对××的抗议,在1977年于××监狱,上吊自尽。”

在容易盲目陷入英雄崇拜的少年时代,这个女人的名字就这么根植于我的内心。幸而自己没有成长于那个年代,没有经历过68年学生运动的洗礼,否则不是在中国成为一名勇敢的红小兵,就是在欧洲撒播革命火种,与迈因霍夫女士共同战斗了,当然那只是意淫中的那么一点可能。

随着年纪越来越老,我渐渐体会到意识形态和宗教这能给人一种虚幻的力量,并越来越纳闷,这种力量真能滋生一个叫恐怖组织的群体,并真能让一个叫恐怖分子的年轻人在10公分的距离内,对与他无冤无仇无交集的“阶级敌人”开枪吗?电影这个讲故事的媒介,能重现一个个体和一个群体的从心灵到行为的变化史吗?

在赤潮如火如荼的1970年代,我们当然无法将这种暴力行为彻底描述成“无意识地构建假想敌”。学生运动的挫败、越南的泥沼、马丁路德金与肯尼迪的遇刺,都在一次次地刺激“渴望公平”的毕业生,进而产生前仆后继的社会破坏行为,这些行为在与警察机器的斗争中,或多或少造成了伤害甚至死亡,这样更进一步地加重年轻人的被迫害感,从而将社会破坏变本加厉地导入恐怖主义行为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

关于这个多米诺式的变化过程,电影《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成功地给予了再现。

电影开头,迈因霍夫在裸体浴场与两个孩子慵懒地晒着太阳,进入朋友派对后,在丈夫给她递来工作成果——针对伊朗极权皇室的抗议信——的那一刹那,她之前的慵懒和羞涩淡然无存,转入一个尖顶的左翼共产主义信念者。由此,能明白,1968年,青春的荷尔蒙在高潮时嘎然而止,但却没能将其完全驱散,余下的荷尔蒙必将在1970年代愤怒地燃烧进而产生可怕的破坏力量。五月风暴、枪毙越共、刺杀肯尼迪、刺杀马丁、伯克利大学示威,这一系列定格1960年代末的画面也被短暂而强有力的剪辑凝在一起,预示着“赤军派”的必然出现。接着从捣蛋性质的商场破坏到逃狱后与意大利红色旅的联络,再接着经过约旦沙漠的军事训练到返回西德后针对美国外交机构和右翼出版社的恐怖袭击……电影像交响乐奏鸣曲式般,让他们一步步走向高潮,并随之引来一次次受挫,成员陆续落网或“牺牲”。奏鸣曲式总是在一次次受挫中走向万声齐喑的最高峰的,于是更激进的“长江后浪”们来了,刺杀范围扩大到商业资本的代表——集团老板们,甚至扩大到平民百姓——劫持民用航班就是从那时起渐入1980年代的高潮。

如果说意大利红色旅的衰落,是由于杀害受民众爱戴的前总理莫罗;那么西德赤军派的衰落,则是由于对汉莎航空航班的劫持并杀害乘务员。这些都让恐怖组织的群众同情心丧失殆尽,当然,1990年代的到来,让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化资本彻底战胜了左翼意识形态,同时让60年代残留的荷尔蒙终于挥发完毕,这些失去,才更是全欧左翼组织走向衰退的根本原因。何止红色旅和赤军派,法国的直接行动、日本的赤旗派都被他们国度强大的资本收拾干净了。除了对“美帝”的“惩罚”依然不时在希腊这样的二线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外,以意识形态为支撑的恐怖主义,最终全方位让位给以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解放名义为灵魂的恐怖主义。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中的赤军派,更像是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可疯狂生长的毒瘤,它在那个年代拥有土壤和营养,并在被一轮轮斩草后吹又狂生。最终除根的依然还是土壤。通缉令头像群中,有4个(包括骨干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都是自己给自己在狱中画上了×。巴德尔曾向狱警和律师表示:“我都根本不认识那伙人(在外面搞暗杀和绑架,以图释放他的‘战友’)”,巴德尔女友恩丝琳在狱中偷听“后辈”新闻后,感慨:“他们比我们强。”而当听闻汉莎航空劫机事件失败后,他们这“赤军派第一代领导集体”才算明确自己的革命理想只是一场虚妄的梦,自杀,是惟一的出路。而“比我们强”的二代、三代则继续将虚妄的理想燃烧到冷战结束前的最后几年。

那位68年的学生运动领袖反倒因祸得福,他在某次演讲后挨了仇视共产主义者的三颗子弹。虽然保住了姓名,可再也革命不起来了,却偏偏激励了其他年轻人成立了赤军派。而当赤军派一成员病死在狱中后,久为露脸的他来到葬礼上,振臂高呼一句“革命要继续。”呐喊革命口号,成了他最后的权利。

电影在展现一个有机体生长和覆灭之外,并没想去呈现个体思想的成因。对恐怖分子心灵成长史的表现,在电影史上成功案例极少。戈达尔比较讨巧,《小兵》中的布鲁诺在逼供前依然如此固执和沉默,更多的是来自信念以外的东西,或许是面子,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不屈,对于革命理想,其实他并不显得认同。的确,在那个以意识形态主导恐怖组织思想的年代,作为个体的“武装分子”并不想今天的宗教和民族狂热分子那么坚定,他们也会经常对自身和组织行为感到焦虑甚至怀疑。这种内心挣扎在意大利导演贝洛奇奥的《再见,长夜》中揭示得相当精彩:

红色旅成员安娜,因为组织安排,需要在生活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在囚禁前总理莫罗的出租屋里,她是坚定的革命战士,和同伴们在面对电视新闻中莫罗保镖的葬礼时反复念叨“工人阶级应该全部领导”。而为了掩饰,她必须照常继续图书馆的管理员身份,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个对红色旅及其信念持完全否定态度的男孩,男孩恰好写作着一个虚构的红色旅剧本。安娜在外的这个假面潜移默化地消磨着她的信念,再加上莫罗写给妻子和教皇的信件让她逐渐体会别人的立场和感受。渐渐地,恻隐之心有了。对于红色旅“人民法庭”的裁决,她表达了不信任,凭什么要将个人等同于国家,阻挠红色旅极左共产主义信念的真是莫罗代表的“天主教民主党”以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吗?红色旅不信任宗教,然而他们的理想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宗教,执导着他们越走越偏,最终众叛亲离。安娜看不见了希望,看不见了出路,置身长夜,就连梦境都在Pink Floyd的《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中留给黑白的苏维埃建设画面。

关于前西德赤军派(RAF)的最近一则重大新闻,发生在去年末,11月23日,德国总统克勒决定赦免RAF第二代首领和该组织的血腥杀手Christian Klar。目前,唯一还没有得到赦免的RAF成员只有Birgit Hogefeld,他是赤军派的第三代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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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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