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来的人生,架桥的血脉

seamouse
2009-02-24 看过
“只要有人问他,你今年几岁?他都习惯说,我是昭和四年生的。”

电影中的多桑SEGA,作为一个从没享受过殖民利益的庶民,作为一个从小在日式环境中成长而来的矿工,对那个并非血脉的日本始终保持着一种暧昧的理想。更由于时代政权的交替,暧昧与现实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按吴念真导演的话说,“新政府没多好,多桑宁愿怀念已经跑掉的妈妈。”

于是,多桑拍打着收音机说:“还是日本货质量好”;看着孙子摆弄着变形金刚孩之宝,得意于殖民母亲的商品品质。

暧昧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更让生活形成一道洪流,冲出两辈人之间深深的不可逾越的代沟。

和两个儿子一起看篮球赛时,多桑嘲讽“不用看了,人家没两刷子能来跟我们(中华民国)打吗?如果输了,我叫他们一个个切腹。”次子眼看民国队反超了上去,就大嚷:“切腹!切腹!我要看日本鬼子被宰。”女儿也加入骂站,直称多桑“汉奸走狗汪精卫”。

多桑帮更小一些时候的女儿画青天白日旗,将太阳染成红色,“鬼看过白色的日头?”
“人家陆皓东画的本来就是白色。”
“他不识字,你也跟着不识字啊。看看日本国旗太阳什么颜色!”
“你什么都日本,汪精卫汉奸。”
“不要以为我听不懂北京话。干!”
“汉奸走狗。”
“八噶。”
激烈的争吵中充斥着台语、国语和日语。之后落寞的多桑唱起日本曲改编而来的闽南歌“可怜的阮青春,悲哀的命运。”感慨自己生不逢时。

到了孙辈,代沟不止是教育差异而带来的意识形态方面了,而直接在语言上形成了深深的断层。哮喘的多桑看着长孙吃蛋糕,用闽南语嘟噜“也不知道给爷爷分点。”孙子根本听不懂,长子成了翻译官。孙子用国语回答:“爷爷糖尿病,不能吃甜食。”多桑埋怨了一句:“两个台湾人却生下了个外省人。”

电影中多桑从北部九分矿区回南部嘉义省亲前,极其隆重的添置面子。借来的手表、西服、皮鞋、裙子,装点成一副成功相。而多桑要入伍的弟弟又要求手表作为礼物。多桑父亲在嘉义乡间送别次子时,愤愤地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在养儿子给别人用!”

的确,多桑出生后,整个人生就如同英文片名所指“A borrowed life”(借来的人生)。他既赌博赊账,又为面子而遍借行头;他是日本殖民者撤离时抛弃在暗角的“台湾人”,又是国民政府到来后排挤于山野的“土著”。作为“文化被斩断的历史孤儿”(吴念真语),他们被选择过着一种从统治者和主流文化中借来的人生。

重新拥有并经营着“民国人生”的长子是这部电影的视野出发点,几乎任何一场戏都有他的在场,哪怕在医院病房轮到母亲探病时,也立即剪入长子观看母亲忧伤的主观视角。这是吴念真这一代人对“借来人生”的上一代最安静的观察。我们几乎看不出两代人在冲突之外能有什么可达成谅解的细微事件,但谅解就这么不经意地到来,在九份矿区大雨中,才被多桑痛揍没多久的长子,竟懂事地撑起雨衣,成为空棚内小憩父亲的一堵墙。

时代洪流中,在文化代沟之间,能联系起两代人的,始终是那冲不塌的血脉之桥。

多桑送入伍弟弟离开嘉义乡下时,在父亲的抱怨声中,丢着鞭炮送行,烟雾升腾而其,外面的世界一片迷茫。

多桑的骨灰终于被长子带到生前朝思暮想的日本,“1991年正月十一日,多桑终于看到了皇宫和富士山,是日,东京初雪,多桑无语。”

吴念真这辈人的画外音中,再没昭和年历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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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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