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英，非启蒙时代的踽踽独行者
电视剧《天道》，原著豆豆《遥远的救世主》。
丁元英是一个知识分子和商人的混搭体，商人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知识分子才是他的实质。这是一个前现代和后现代光影重叠的时代，既有着前现代的粗重，亦有着后现代的拼贴聪明，然而独独却的却是现代，现代性的执着和痛苦。令我触动的，并不是丁元英的思想，或能力，而是他的精神。在他的精神骨子里，才具有一种真正的令人心颤的东西。丁元英当然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拥有着一种在股票市场上甚或比巴菲特或刘青云（方展博、方新侠）还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能力，所以这就注定了他的在世俗中的失败并不是被迫的，而是因为性格，或一种自我选择。
然而这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作者的一种自我欺骗或软弱罢了。她并不能真正的完全正视自我。把一种人生的失败归咎于性格或一种自我选择，这完全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文学性”阐述。当然具体到在作者已经创造了的人物丁元英身上，人生的失败毫无疑问是因为性格，或一种自我选择。所以我才说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这个世上，还没有几人能集资本家和艺术家的才华于一身。作者明摆着是在说一个知识分子，却要搭着一个商人的身份，这无疑是一种屈服于当下时代风向的烙印。
这并非是一个启蒙时代，乐观说是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启蒙了，满世界都是后现代的碎片；而悲观一点地说却是，人们仍在蒙昧地屠戮先知。丁元英，一个非启蒙时代的踽踽独行者，与基督而言他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他不可得道，一个被称为对传统文化的成见已经渗透到了骨子里的人，其实却恰恰是一个已经被传统荼毒最深了的人。在看到他的时候，我的脑中却一个劲地想到了魏连殳和倪焕之，然而作者却并不敢像鲁迅和叶圣陶那样去写一个固定为知识分子身份的人，因为这毕竟已经不是一个启蒙时代。在这一点上，作者无疑是聪明的，然而也是软弱的。在对于时代的敢于自处上，作者其实还根本不敢做到自己笔下的人物的地步。不过又或许是一个知识分子身份的主人公已并不具有了时代观众和作者的审美口味，在这一点上，作者无疑又是聪明的。
丁元英的深受传统文化荼毒表现在：
一、 有思想、能力，没信仰。
并非是骨纵相思当寸断，而是禅心难付剑与箫。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儒、释、道混杂的国家，在一个庙里可以供奉着孔老夫子、太上老君与观世音菩萨，各个宗教或准宗教在一个人的心里或心理，并不是互相冲突，而是各各互补。芮小丹借丁元英的话语，把以犯罪作为“生存的艺术”的高智商罪犯王明阳蒙住，“神即是道，道法自然，如来”，并不是什么才气横溢的偈语，而是在儒、释、道混杂的中国，自古流传至今的一种陈词滥调，它并不具有一种逻辑的自洽，而是一种得于还没有完全睡醒时的闪着文学丽句（诗）的美妙光彩的呓语，在本质上，它仍是一种“文学性的语言”，并不是一种具有“心理自觉强制遵循”的宗教性教义，它的随意、宽容、聪明圆融，与自由主义无异。
在丁元英身上，有三件事物值得探讨，音响、茶、爱情。然而究其本质，这三样东西，之于丁元英，其实为同一事物，并无多大的差异。丁元英的一套价值四十万的充满“霸气”的自我组装音响设备，让古城中一圈子的音响发烧友惊为天人，然而古城一音响发烧友叶小明从他家里出来却做出判断，丁元英并不是一个音响发烧友，而只是一个玩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不会把自己局促在一种音响热爱的钳制下。而且他随时可以把他的那一套音响“抵押”出去，把他的那一些私人收藏的原装正版进口唱片低价卖出去。在中国古人那里，金石、书画从来都是一种寄托人生理想的收藏，常常可能是即使宁可舍却生命，也不放弃的。由此可见，音响对于丁元英来说，其价值理想重要性，到底是连一种古人的金石书画收藏境界也没达到的。就更不用说是一种信仰了。音响对丁元英并不具有一种救赎的作用。
同理，茶和爱情亦是。它们实质上只不过是丁元英的一种消遣，而并不是一种具有救赎作用的信仰。丁元英从来不曾想过要发挥自己的男性魅力，即使是对芮小丹的爱情来说，亦是从来都是被动接受的，而并不是主动接受，肖亚文所说他的，他这种人对女人的惧怕可说是渗透到骨子了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他高居于世俗文化之上的精神心理，已令他高蹈到不屑于与世俗较劲，他的怪癖，他的执着于孤独，再加之他的高蹈的思想，使他对于女人来说没有任何爱情上的意义，他这种人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是具有一种朋友的意义。芮小丹在他家里，通过他的那一套音响听到那一首“天国的女儿”，而顿时受到了那仿佛是来自于另一个空间的启示：即是在世俗生活中，原来人还可以是有着另一种的生活的。她在这一种似乎是天籁一般的音乐声中，所受到的关于“另一种生活”的启示，其实是触摸到了这一个男子的内心，她对这一个男人的内心感到强烈的震撼。那一种天籁一般的音乐声，在她听过之后，仿佛是已经盘踞在她脑中一样挥之不去。
事实上她已经爱上这一个男人了。爱情，是她的委身。至此，她应该明白了，她的一直以来的单身，并不是她不爱，而是她在等待着这样的一个委身。爱情，对她来说，更似是信仰。她说，爱了。然而她所说的话语，却并不像陈琳所唱的《爱就爱了》那样，“她剪了新头发，连电话也换了号码”，孤独、凄怆、颓惘、无奈与无力，而是更多地具有一种接受命运的恩典的启示的决心，并隆重地赴约。然而这对丁元英来说却并非如此，在爱情的前后，丁元英的思想、能力、精神气质，却其实并无实质变化。爱情并没有弱化他的孤苦。因而爱情对他来说，却其实并不是一种救赎。而实质仍是一种消遣，就像是做了一场好人好事，扶了一位年老体弱的老婆婆过马路。
二、 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鬼气。
丁元英所阐述的“天道”观，“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天地循环，至圣真理，无人幸免。他在骨子里所追寻的却其实正是这样的一种“强者”，让人怜悯的“弱者”并不是他的所好。他可以为了他心中的那一点所谓的因于民族主义的说不得的“不是滋味”，而可以放弃他在一间公司里的风光职位，外加个人资产的三年被冻结，并三年内不得活动于资本市场，而跑到一个狭小的古城里去过他的“清静”的生活，“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他没钱，而仍然把自己这三年的生活费的几乎全部借给别人，而并不为生活忧心，这又正显示他的所谓的“强者”文化。他在古城里的住处非常的简单，在一处小区的顶楼，没有空调，夏天酷热难当、汗流浃背。他的住处里没有任何的装饰。
芮小丹分析，在心理学上，通常是一个人的头脑越复杂，他就会越要求简单的外在环境。依我判断，潜台词是：一、他的思想已经够丰富了，并不再需要什么外在的事物来去做装饰；二、退一步说，即是，他的头脑已经够复杂了，他不能再面对复杂的外在环境了，他需要最为简单的外在环境去理清他的复杂的头脑，这是一种平衡，个人心理的内外观照与互补。但是我认为这可能只是关于一般人的判断，这种判断只适合于一般人，而对于像丁元英这样的“强者”和追求“强势文化”的人来说，却应该仍是有着第三种的更为深入的原因。在这第三种原因里，外在环境的极度简单并不是与极端复杂的头脑的互补，而是一种作为对极端“强者”文化心理追求和修炼的强化。一个极端的简单的外在环境，即是一个已经祛除了一切的不必要的装饰的环境。而且这一年来，他深居简出，活动范围可能不超过方圆一千米，连活动的范围也固定在了极为有限的空间之内。于是乎一个人的对外在的环境的需求和依赖就降低到最低的限度了。
对外在环境的需要和依赖越少，恰恰就证明了一个人的内在精神能量的强大。庄子是一个对外在环境的需要和依赖极端的少的人，然而他的精神能量却极端的强大，一个人行走于天地之间、尘世之外，“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但是庄子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的对外在环境的摒弃，其实是对于外在环境的惧怕，怕自己能入于红尘之中，却不能再出于红尘之外，“为物所役”，从而丧失了自己外在行动和内在精神的自由。究于深层心理，丁元英其实可能亦不过如此。作为一个“强者”，他惧怕于对外在环境的依赖，这可以从他的对于人事上的关系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他是一个从来不会求助于人的人。除了宁愿出卖自己心爱的唱片也不求助于人之外，最震动世俗人心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的爸爸患了脑溢血，他的妹妹问他，假若是他们砸锅卖铁了，而仍差一万块钱就可以救他爸爸的命，而且是确定能救，怎么办？他回答，那么他就只有死。这在世俗人心看来是何等的冷酷和铁石心肠。他的妹妹在听到他的答案后，说，我无法理解。
一个人如果对于外在环境太过的需要和依赖，一个人如果竟然需要求助于外在环境，那么他就不算得是一个真正的“强者”了。求助于外在环境，并不是一个“强者”或自命为“强者”的人的行事风格，无论在何等恶劣的情况下。而这，通常亦都会被外界认为是冷酷和铁石心肠。与梵高并称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画坛双子星座的高更，就是一个著名的被外界认为是冷酷、铁石心肠的人。梵高的心肠软润，对世人满怀同情心，然而却一辈子都求助于外界：他的弟弟。高更却是冷酷、铁石心肠，在人到中年后，以一个模范丈夫、爸爸的身份而抛妻弃子。而且在毛姆以高更为原型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里，这个画家的冷酷和铁石心肠却是更为的惊心动魄，他不但不怜悯外在环境，而且是连自己也是保持着一种绝对的沉默，他即使是一个人在破败的寓所里病得几乎死去，而仍然是没有求助于任何人。而即使是有人碰巧来看他了，撞见到他这样，要他看病，而他仍然是懒得理会。他把一个人的对外在环境的需求和依赖降到了最低点。
然而高更却是以绘画为仰望天上的“月亮”的理想，寄托和成就了生命的永恒和不朽。丁元英却并没有任何可以使他寄托和成就永恒与不朽的东西，以达到对生命的恩赐的报答。他一个自在的个体，极力弱化自己对外在环境的需要和依赖，却其实是主动地割离了与众生生命的血液联系，对于一个有思想、能力的人，他在天地之间、尘世之外，“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由于没有信仰的可以委身，而充其量的只不过是成了一个孤魂野鬼，踽踽独行。无论他对外在环境的需要和依赖是多么的低，无论他的内在精神能量是多么的大，而仍免不了让人心颤的孤苦。最令我心痛的，即是这。聪明若丁元英，亦则只有在音响中寻找一点消遣，在不停的喝茶中填充自己内心的空虚了。
三、 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无论丁元英内在精神力量是何等的强大，也无论他对外在环境的多么的独立，而在实质上，他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天道”观就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切合现实，但只有顺从，却没有改造，刚硬，缺乏弹性，并不像超现实的宗教观那样，给人一种温暖、浸润人心的关怀和力量，它只能是推崇和铸造人心的坚硬。而宗教，即信仰，无论是何种宗教、信仰，却几乎都是建立在人心的温润和爱惜上的，它只是通过教义，来达到对于理想的把持，从而得到一种对于理想的实践的力量。它在柔软的本心的基础上，再加以刚强的信念。“人间关怀，美好心地，你说它很浅，但也很深。……对于至柔的心灵，我们恰恰必须有至刚的信念。”（刘再复、刘剑梅《共悟人间》）而丁元英的“天道”观却恰恰相反，他只认可一种“强者”，而认为只有那一种产生于所谓的“强势文化”的“强者”，在现实的侵争中，才具有一种优势的力量。从而走向了狭隘。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国家，它的最受尊崇的哲学即是那种教导帝王如何去驾驭他的万民的哲学。在对于现实的牢笼上，它总是有着无比的兴趣。一切哲学、宗教、准宗教，无论它怎样超脱，最终，它都会演化为一种希图能获得现实利益的世俗迷信。孺子治学为获取共鸣，方士炼丹为成仙，佛家的善男信女们跪在观音菩萨的泥象前，是为了让观音菩萨给他送来一个带着小把儿的宝宝。而少有是为了一种自我精神上的完善。而其演化至为极端者，则为一种相面术、观心术、厚黑学、驭人术的兴旺，由现实主义的世界观推进到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论，再也忍不住，蠢蠢欲动，以行实践。乃至现代西方传入的“人性的弱点”等，其实与这些都是为同一个系列。而这类世俗迷信，却又总是会永远持续火热。人们总是希望凭借了这一类迷信，而获得了一种驾驭现实的能力。这种迷信，在某种程度上，固然也是一种真理，但错在的是它们是坏的真理。对于坏的真理，不能只是顺从与利用，而是还应悲悯。
丁元英的“天道”的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以及以此为理论基础的用于实践的现实主义方法论，无疑亦是缺乏悲悯的。丁元英的在王家村，这一个贫困县里的贫困村，整一个的实践就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方法论的使用过程，他并非是带着一种超越于现实的教义的期待去从事这样的一种现实的实践的。因而这整一个实践过程的一切，包括结果，他虽然从始至终就已经是看得非常的清楚，可是一旦结果真的是落败，这就注定了并没有使整一个实践过程超越于现实什么。他太过的迷信现实实践只能是完完全全的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他在这里扮演一个神，为了履行对于芮小丹的承诺，他要在这里创造一个神话。然而他终究只是一个尼采，而并不是一个基督。他的并不借助于任何信仰的力量，而企图达成一个“强者”，实质为一个尼采的“超人”。他在对五台山的智玄主持说，与基督而言他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他不可得道，其实并无一种面对“窄门”与“道”时的自卑，实质在其内心里可能反而是一种骄傲与自许，因为他认为他已经丰富到没有一个宗教或信仰能够让他匍匐。所以他才会轻易地说，他站在道的门槛而还差一步，但缘已经尽了，就算了。他跟智玄主持讲“修”讲“求”并不符合他的本性，于是他又回到了“道法自然”的自由主义的门槛。他不“修”不“求”以跨进那一步，于是他终得只是一个尼采。尼采是一个孤魂，而基督却是以死亡来证实了一种超越的可能性。
但丁元英在当下具有浓重的反智倾向和幼齿化的大陆电视剧中，无疑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不同反响的异数，所以我仍是要赞美他。基于我的对中国现实的判断，我很奇怪竟然会有人投资拍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如果是电影那还好说，因为中国电影其实还不乏“艺术”，但中国当下大陆电视剧和观众的审美口味的反智倾向和幼齿化，在我看来，已是到了灾难性的地步。每次我打开电视机，我就会觉得是一场场的智力和精神灾难扑面而来，令人好不难受。这样的一部电视剧，以一个当下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来探寻当下“知识分子”的心灵，这可以说是头一遭。因为当下的电视剧观众早已经是不习惯了这种“沉重”的题材。所以我才会对它的投资方表示敬意。当然这样的一部电视剧还是有着它的一些缺点的，比如我就觉得它其实可以拍得更为的明朗些，而不是这样的有点灰暗、混乱，有点煽情的嫌疑。
冷酷仙境《地上的种子》里唱：
“地上的种子，扎根在哪里。
穿过那树林，狂乱地飞走。
虽然曾经爱过，也总要死去。
可是在阳光里，留下了痕迹。
有一天你回来，蓝色的旷野。
看到乌云外面，是白色时间。
你张开微笑，大地无尽蔓延。
这是个预言，在我身上实现。”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九日）
丁元英是一个知识分子和商人的混搭体，商人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知识分子才是他的实质。这是一个前现代和后现代光影重叠的时代，既有着前现代的粗重，亦有着后现代的拼贴聪明，然而独独却的却是现代，现代性的执着和痛苦。令我触动的，并不是丁元英的思想，或能力，而是他的精神。在他的精神骨子里，才具有一种真正的令人心颤的东西。丁元英当然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拥有着一种在股票市场上甚或比巴菲特或刘青云（方展博、方新侠）还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能力，所以这就注定了他的在世俗中的失败并不是被迫的，而是因为性格，或一种自我选择。
然而这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作者的一种自我欺骗或软弱罢了。她并不能真正的完全正视自我。把一种人生的失败归咎于性格或一种自我选择，这完全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文学性”阐述。当然具体到在作者已经创造了的人物丁元英身上，人生的失败毫无疑问是因为性格，或一种自我选择。所以我才说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这个世上，还没有几人能集资本家和艺术家的才华于一身。作者明摆着是在说一个知识分子，却要搭着一个商人的身份，这无疑是一种屈服于当下时代风向的烙印。
这并非是一个启蒙时代，乐观说是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启蒙了，满世界都是后现代的碎片；而悲观一点地说却是，人们仍在蒙昧地屠戮先知。丁元英，一个非启蒙时代的踽踽独行者，与基督而言他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他不可得道，一个被称为对传统文化的成见已经渗透到了骨子里的人，其实却恰恰是一个已经被传统荼毒最深了的人。在看到他的时候，我的脑中却一个劲地想到了魏连殳和倪焕之，然而作者却并不敢像鲁迅和叶圣陶那样去写一个固定为知识分子身份的人，因为这毕竟已经不是一个启蒙时代。在这一点上，作者无疑是聪明的，然而也是软弱的。在对于时代的敢于自处上，作者其实还根本不敢做到自己笔下的人物的地步。不过又或许是一个知识分子身份的主人公已并不具有了时代观众和作者的审美口味，在这一点上，作者无疑又是聪明的。
丁元英的深受传统文化荼毒表现在：
一、 有思想、能力，没信仰。
并非是骨纵相思当寸断，而是禅心难付剑与箫。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儒、释、道混杂的国家，在一个庙里可以供奉着孔老夫子、太上老君与观世音菩萨，各个宗教或准宗教在一个人的心里或心理，并不是互相冲突，而是各各互补。芮小丹借丁元英的话语，把以犯罪作为“生存的艺术”的高智商罪犯王明阳蒙住，“神即是道，道法自然，如来”，并不是什么才气横溢的偈语，而是在儒、释、道混杂的中国，自古流传至今的一种陈词滥调，它并不具有一种逻辑的自洽，而是一种得于还没有完全睡醒时的闪着文学丽句（诗）的美妙光彩的呓语，在本质上，它仍是一种“文学性的语言”，并不是一种具有“心理自觉强制遵循”的宗教性教义，它的随意、宽容、聪明圆融，与自由主义无异。
在丁元英身上，有三件事物值得探讨，音响、茶、爱情。然而究其本质，这三样东西，之于丁元英，其实为同一事物，并无多大的差异。丁元英的一套价值四十万的充满“霸气”的自我组装音响设备，让古城中一圈子的音响发烧友惊为天人，然而古城一音响发烧友叶小明从他家里出来却做出判断，丁元英并不是一个音响发烧友，而只是一个玩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不会把自己局促在一种音响热爱的钳制下。而且他随时可以把他的那一套音响“抵押”出去，把他的那一些私人收藏的原装正版进口唱片低价卖出去。在中国古人那里，金石、书画从来都是一种寄托人生理想的收藏，常常可能是即使宁可舍却生命，也不放弃的。由此可见，音响对于丁元英来说，其价值理想重要性，到底是连一种古人的金石书画收藏境界也没达到的。就更不用说是一种信仰了。音响对丁元英并不具有一种救赎的作用。
同理，茶和爱情亦是。它们实质上只不过是丁元英的一种消遣，而并不是一种具有救赎作用的信仰。丁元英从来不曾想过要发挥自己的男性魅力，即使是对芮小丹的爱情来说，亦是从来都是被动接受的，而并不是主动接受，肖亚文所说他的，他这种人对女人的惧怕可说是渗透到骨子了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他高居于世俗文化之上的精神心理，已令他高蹈到不屑于与世俗较劲，他的怪癖，他的执着于孤独，再加之他的高蹈的思想，使他对于女人来说没有任何爱情上的意义，他这种人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是具有一种朋友的意义。芮小丹在他家里，通过他的那一套音响听到那一首“天国的女儿”，而顿时受到了那仿佛是来自于另一个空间的启示：即是在世俗生活中，原来人还可以是有着另一种的生活的。她在这一种似乎是天籁一般的音乐声中，所受到的关于“另一种生活”的启示，其实是触摸到了这一个男子的内心，她对这一个男人的内心感到强烈的震撼。那一种天籁一般的音乐声，在她听过之后，仿佛是已经盘踞在她脑中一样挥之不去。
事实上她已经爱上这一个男人了。爱情，是她的委身。至此，她应该明白了，她的一直以来的单身，并不是她不爱，而是她在等待着这样的一个委身。爱情，对她来说，更似是信仰。她说，爱了。然而她所说的话语，却并不像陈琳所唱的《爱就爱了》那样，“她剪了新头发，连电话也换了号码”，孤独、凄怆、颓惘、无奈与无力，而是更多地具有一种接受命运的恩典的启示的决心，并隆重地赴约。然而这对丁元英来说却并非如此，在爱情的前后，丁元英的思想、能力、精神气质，却其实并无实质变化。爱情并没有弱化他的孤苦。因而爱情对他来说，却其实并不是一种救赎。而实质仍是一种消遣，就像是做了一场好人好事，扶了一位年老体弱的老婆婆过马路。
二、 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鬼气。
丁元英所阐述的“天道”观，“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天地循环，至圣真理，无人幸免。他在骨子里所追寻的却其实正是这样的一种“强者”，让人怜悯的“弱者”并不是他的所好。他可以为了他心中的那一点所谓的因于民族主义的说不得的“不是滋味”，而可以放弃他在一间公司里的风光职位，外加个人资产的三年被冻结，并三年内不得活动于资本市场，而跑到一个狭小的古城里去过他的“清静”的生活，“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他没钱，而仍然把自己这三年的生活费的几乎全部借给别人，而并不为生活忧心，这又正显示他的所谓的“强者”文化。他在古城里的住处非常的简单，在一处小区的顶楼，没有空调，夏天酷热难当、汗流浃背。他的住处里没有任何的装饰。
芮小丹分析，在心理学上，通常是一个人的头脑越复杂，他就会越要求简单的外在环境。依我判断，潜台词是：一、他的思想已经够丰富了，并不再需要什么外在的事物来去做装饰；二、退一步说，即是，他的头脑已经够复杂了，他不能再面对复杂的外在环境了，他需要最为简单的外在环境去理清他的复杂的头脑，这是一种平衡，个人心理的内外观照与互补。但是我认为这可能只是关于一般人的判断，这种判断只适合于一般人，而对于像丁元英这样的“强者”和追求“强势文化”的人来说，却应该仍是有着第三种的更为深入的原因。在这第三种原因里，外在环境的极度简单并不是与极端复杂的头脑的互补，而是一种作为对极端“强者”文化心理追求和修炼的强化。一个极端的简单的外在环境，即是一个已经祛除了一切的不必要的装饰的环境。而且这一年来，他深居简出，活动范围可能不超过方圆一千米，连活动的范围也固定在了极为有限的空间之内。于是乎一个人的对外在的环境的需求和依赖就降低到最低的限度了。
对外在环境的需要和依赖越少，恰恰就证明了一个人的内在精神能量的强大。庄子是一个对外在环境的需要和依赖极端的少的人，然而他的精神能量却极端的强大，一个人行走于天地之间、尘世之外，“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但是庄子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的对外在环境的摒弃，其实是对于外在环境的惧怕，怕自己能入于红尘之中，却不能再出于红尘之外，“为物所役”，从而丧失了自己外在行动和内在精神的自由。究于深层心理，丁元英其实可能亦不过如此。作为一个“强者”，他惧怕于对外在环境的依赖，这可以从他的对于人事上的关系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他是一个从来不会求助于人的人。除了宁愿出卖自己心爱的唱片也不求助于人之外，最震动世俗人心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的爸爸患了脑溢血，他的妹妹问他，假若是他们砸锅卖铁了，而仍差一万块钱就可以救他爸爸的命，而且是确定能救，怎么办？他回答，那么他就只有死。这在世俗人心看来是何等的冷酷和铁石心肠。他的妹妹在听到他的答案后，说，我无法理解。
一个人如果对于外在环境太过的需要和依赖，一个人如果竟然需要求助于外在环境，那么他就不算得是一个真正的“强者”了。求助于外在环境，并不是一个“强者”或自命为“强者”的人的行事风格，无论在何等恶劣的情况下。而这，通常亦都会被外界认为是冷酷和铁石心肠。与梵高并称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画坛双子星座的高更，就是一个著名的被外界认为是冷酷、铁石心肠的人。梵高的心肠软润，对世人满怀同情心，然而却一辈子都求助于外界：他的弟弟。高更却是冷酷、铁石心肠，在人到中年后，以一个模范丈夫、爸爸的身份而抛妻弃子。而且在毛姆以高更为原型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里，这个画家的冷酷和铁石心肠却是更为的惊心动魄，他不但不怜悯外在环境，而且是连自己也是保持着一种绝对的沉默，他即使是一个人在破败的寓所里病得几乎死去，而仍然是没有求助于任何人。而即使是有人碰巧来看他了，撞见到他这样，要他看病，而他仍然是懒得理会。他把一个人的对外在环境的需求和依赖降到了最低点。
然而高更却是以绘画为仰望天上的“月亮”的理想，寄托和成就了生命的永恒和不朽。丁元英却并没有任何可以使他寄托和成就永恒与不朽的东西，以达到对生命的恩赐的报答。他一个自在的个体，极力弱化自己对外在环境的需要和依赖，却其实是主动地割离了与众生生命的血液联系，对于一个有思想、能力的人，他在天地之间、尘世之外，“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由于没有信仰的可以委身，而充其量的只不过是成了一个孤魂野鬼，踽踽独行。无论他对外在环境的需要和依赖是多么的低，无论他的内在精神能量是多么的大，而仍免不了让人心颤的孤苦。最令我心痛的，即是这。聪明若丁元英，亦则只有在音响中寻找一点消遣，在不停的喝茶中填充自己内心的空虚了。
三、 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无论丁元英内在精神力量是何等的强大，也无论他对外在环境的多么的独立，而在实质上，他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天道”观就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切合现实，但只有顺从，却没有改造，刚硬，缺乏弹性，并不像超现实的宗教观那样，给人一种温暖、浸润人心的关怀和力量，它只能是推崇和铸造人心的坚硬。而宗教，即信仰，无论是何种宗教、信仰，却几乎都是建立在人心的温润和爱惜上的，它只是通过教义，来达到对于理想的把持，从而得到一种对于理想的实践的力量。它在柔软的本心的基础上，再加以刚强的信念。“人间关怀，美好心地，你说它很浅，但也很深。……对于至柔的心灵，我们恰恰必须有至刚的信念。”（刘再复、刘剑梅《共悟人间》）而丁元英的“天道”观却恰恰相反，他只认可一种“强者”，而认为只有那一种产生于所谓的“强势文化”的“强者”，在现实的侵争中，才具有一种优势的力量。从而走向了狭隘。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国家，它的最受尊崇的哲学即是那种教导帝王如何去驾驭他的万民的哲学。在对于现实的牢笼上，它总是有着无比的兴趣。一切哲学、宗教、准宗教，无论它怎样超脱，最终，它都会演化为一种希图能获得现实利益的世俗迷信。孺子治学为获取共鸣，方士炼丹为成仙，佛家的善男信女们跪在观音菩萨的泥象前，是为了让观音菩萨给他送来一个带着小把儿的宝宝。而少有是为了一种自我精神上的完善。而其演化至为极端者，则为一种相面术、观心术、厚黑学、驭人术的兴旺，由现实主义的世界观推进到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论，再也忍不住，蠢蠢欲动，以行实践。乃至现代西方传入的“人性的弱点”等，其实与这些都是为同一个系列。而这类世俗迷信，却又总是会永远持续火热。人们总是希望凭借了这一类迷信，而获得了一种驾驭现实的能力。这种迷信，在某种程度上，固然也是一种真理，但错在的是它们是坏的真理。对于坏的真理，不能只是顺从与利用，而是还应悲悯。
丁元英的“天道”的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以及以此为理论基础的用于实践的现实主义方法论，无疑亦是缺乏悲悯的。丁元英的在王家村，这一个贫困县里的贫困村，整一个的实践就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方法论的使用过程，他并非是带着一种超越于现实的教义的期待去从事这样的一种现实的实践的。因而这整一个实践过程的一切，包括结果，他虽然从始至终就已经是看得非常的清楚，可是一旦结果真的是落败，这就注定了并没有使整一个实践过程超越于现实什么。他太过的迷信现实实践只能是完完全全的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他在这里扮演一个神，为了履行对于芮小丹的承诺，他要在这里创造一个神话。然而他终究只是一个尼采，而并不是一个基督。他的并不借助于任何信仰的力量，而企图达成一个“强者”，实质为一个尼采的“超人”。他在对五台山的智玄主持说，与基督而言他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他不可得道，其实并无一种面对“窄门”与“道”时的自卑，实质在其内心里可能反而是一种骄傲与自许，因为他认为他已经丰富到没有一个宗教或信仰能够让他匍匐。所以他才会轻易地说，他站在道的门槛而还差一步，但缘已经尽了，就算了。他跟智玄主持讲“修”讲“求”并不符合他的本性，于是他又回到了“道法自然”的自由主义的门槛。他不“修”不“求”以跨进那一步，于是他终得只是一个尼采。尼采是一个孤魂，而基督却是以死亡来证实了一种超越的可能性。
但丁元英在当下具有浓重的反智倾向和幼齿化的大陆电视剧中，无疑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不同反响的异数，所以我仍是要赞美他。基于我的对中国现实的判断，我很奇怪竟然会有人投资拍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如果是电影那还好说，因为中国电影其实还不乏“艺术”，但中国当下大陆电视剧和观众的审美口味的反智倾向和幼齿化，在我看来，已是到了灾难性的地步。每次我打开电视机，我就会觉得是一场场的智力和精神灾难扑面而来，令人好不难受。这样的一部电视剧，以一个当下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来探寻当下“知识分子”的心灵，这可以说是头一遭。因为当下的电视剧观众早已经是不习惯了这种“沉重”的题材。所以我才会对它的投资方表示敬意。当然这样的一部电视剧还是有着它的一些缺点的，比如我就觉得它其实可以拍得更为的明朗些，而不是这样的有点灰暗、混乱，有点煽情的嫌疑。
冷酷仙境《地上的种子》里唱：
“地上的种子，扎根在哪里。
穿过那树林，狂乱地飞走。
虽然曾经爱过，也总要死去。
可是在阳光里，留下了痕迹。
有一天你回来，蓝色的旷野。
看到乌云外面，是白色时间。
你张开微笑，大地无尽蔓延。
这是个预言，在我身上实现。”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九日）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