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ve me image, give me death

tarkberg
2008-02-05 看过
在1979至1980年间,Anton Corbijn曾是Joy Division的舞台摄影师。这是一个真正见过Ian Curtis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塑造了Ian Curtis的人。正如本片所展现的那样,每一个乐队都必须寻找属于自己的名字(从Warsaw到Joy Division),寻找属于自己的专辑设计封面(从最初的朋克图腾到后来著名的极简主义黑白山丘图像),在现代唱片工业与乐迷文化中,乐队名字与专辑封面设计都极为重要,因为正是这些因素构建了乐队的形象、音乐风格定位与受众群体。同理,一个乐队需要一个形象,一个与之匹配的形象,一个看似看得见摸得着其实却看不见摸不着的影像,只有拥有了这个形象,一个乐队的神话才能被建构起来。对于Joy Division来说,他们的形象就是Ian Curtis。他苍白的脸庞、瘦弱的身体和抽搐的舞台表演与乐队冗长、压抑、绝望的乐章相得益彰,彼此辉映。
在07年,两部音乐传记电影必将改变此类型电影的走向。一部是现在说的《控制》,另一部则是以崭新手法展现Bob Dylan人生的《我不在那里》。把这两部电影稍做比较将是个有趣的事情。《我不在那里》把Bob Dylan分裂成几个不同的人物,每个人物都象征着他性格或人生履历中的一个侧面:这个“真实的”Dylan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的形象;而《控制》虽然仍然用比较传统的手法让一个新演员饰演Ian(而他的表演达到了惊人神似的程度!),但看完本片之后,我们(至少是我,当然,我了解到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但哪个所谓的艺术家又不孤独呢?)仍然无法了解到Ian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这并不是说《控制》拒绝我们进入Ian的内心。电影中有大量静止静音的长镜头,仿佛是拒绝我们进入人物内心的一种手法;但本片同样有许多特写和正反打。因此,我个人觉得,导演这种手法的目的在于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无法进入Ian的内心,正是因为他本人也无法进入自己的内心。Ian能在了解自己的路上走多远,我们也只能走多远。在这里,导演Anton Corbijn对人物的尊重是难能可贵的,他并没有试图去阐释人物的古怪行径,并没有想为观众提供一些符合逻辑的解释,黑白粗颗粒的画面如同纪录片一般记录下Ian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但并不用任何心理分析、精神分析的手法来圆满这个本来就圆满不了的故事和人物。
作为传记电影,《控制》更加难得的是它并没有想一个“故事”的形式来容纳人物一生的企图,换言之,它并不想讲述一个有开端、高潮和结尾的故事,它并不想虚构一个人物的成长和衰亡。《控制》是一个反情节化、反高潮式的电影。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围绕着一个重要事件的起因和结果,却见不到这个真正重要的时刻。片中甚至没有一个让情感暴发和让情节陡回的时刻。例外当然是展现Ian舞台肢体的那些细节。但仍然,我们无法捕捉到联系日常生活与舞台之间的纽带。这是一部呈现断裂的电影。
说到断裂,也许是身为摄影师吧,Anton Corbijn在本片中的许多镜头一开始看起来都像是一桢静止的照片。在这些镜头中,时间仿佛被抽空了一样;突然之间,人物轻微地动作打破了沉寂,而我也相信,这部电影之所以如此有力,正是因为这些静止和运动不断变换的影像,以及它们之间的断裂。
日常生活中的Ian,舞台的上的Ian,还有不断在旅行中的Ian。旅行对于《控制》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情节,电影中无数次地展现了在车中一起旅行的乐队。他们不是在去演出的路上,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可这条路却从来没有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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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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