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的人民性与家国情怀表达——浅述国庆档电影的三种表达路径

江海一蓑翁
2020-10-08 看过

受疫情造成的市场停摆影响,今年的国庆档,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复兴的最大希望所在。在国庆档上映的诸多院线电影里,最受观众、媒体和学界关注的,莫过于《我和我的家乡》《夺冠》《姜子牙》这三部电影。就题材而言,这三部电影,都跟传统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有一定的距离,但基于国庆档跟共和国节日直接相关的档期属性,三部电影在营销、传播与相关公众舆论的生成时,都跟爱国主义、家国情怀、人民性等关键词紧密相关。鉴于笔者本人对于文化研究的偏好,加上一篇文章很难涵盖这三部电影的方方面面的内容,本文就试图从新时代背景下之于人民性与家国情怀的表达方式入手,以这三部电影为个案,谈谈院线电影之于这一主题的三种表达路径,不当之处,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我和我的家乡》:从政治认同到文化认同

先来谈谈《我和我的家乡》。本片采取跟去年国庆档的大热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类似的表达方式,由五个不同导演拍摄的短片,串接起整部电影,而这些短片无一例外,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与故乡发生的种种故事。本片的片名是“My People My Homeland”,从这一片名不难看出来,电影中出现的各位普通人,正是广大中国人民的象征和代表,而片中着力展现的他们的故乡发生的巨大变迁,也正是以中国人民最亲近、最熟悉、最有发言权的故乡作为载体,去讲述伟大祖国数十年来发生的巨变。

在过往的主旋律电影当中,我们往往借助于对领导人演讲、宏大战争场面、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叙事等方式,去讲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践行革命、改革与建设的伟大历程。通过这种种的宏大叙事表达,我们着力强调的,还是对于新中国的一种政治实体上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政治实体层面的认同,遭到自由主义者的质疑,而后者典型的表达方式,就是我爱中国的山河与文化,但这并不代表我一定要认同新中国这一政治实体。自由主义者总是以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为由,去否认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实体认同的合法性,每当国庆节前后,围绕“祖国母亲”“祖国**岁生日快乐”产生的种种争议,正是基于自由主义者的这套叙事哲学。

暂且不论自由主义的这套叙事哲学是否合理,至少从《我和我的家乡》的电影表达来看,其叙事哲学,很大程度上,融合了这种基于文化、地理与集体认同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叙事。这样一种新型的爱国主义叙事,在知识阶层、尤其是年轻一代知识群体当中,确实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其贴近性,也比传统意义上基于政治实体认同的爱国主义,来得更强。这种叙事方式的转变,应该是电影编创团队,基于打动更广泛的观众群体,以一种与时俱进的方式,有效传播爱国主义的尝试。从本片票房节节攀升的事实来看,这种尝试是非常成功的。

单单依靠这样全新的叙事哲学,显然还不足以让电影赢得口碑和支持。在强化电影的传播覆盖面上,本片编创团队可谓下足了功夫。一方面,电影大量采用包括邓丽君《往事只能回味》、李春波《小芳》等在内的国人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作为配乐,以音乐这种非常直接直观的形式,调动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的生活记忆与情感认同;另一方面,参与执导本片各个短片的导演,也在本片当中,巧妙地戏仿和借用自己过往大受欢迎的商业电影中的诸多经典桥段与镜头,让熟悉这些导演及其作品的观众,其影像记忆被充分激发,进一步加强他们对本片的亲近与喜爱。

而作为国庆档上映的重磅电影,本片在主题表达上,也尽可能地跟国家战略、人民性等内容,形成直接的呼应。《北京好人》与城乡社会医疗保障一体化战略,《天下掉下个UFO》与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与脱贫攻坚战略……——当下中央着力部署和实践的诸多国家战略,在本片当中,几乎都融汇在普通人的生活故事里予以充分表达和展现,这种将国家战略跟人民福祉改善、梦想实现直接相连的表现手法,正是对于“中国梦”的生动诠释。

而值得注意的是,本片中对于国家战略的展现,没有领导人讲话,没有繁复冗长的会议、纪念仪式等场景,而全部是体现在那些普通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与奉献中。这种去精英化的展现视角,把镜头对准每一位为家乡振兴和共和国发展作出贡献的普通人,并通过各种自然而巧妙的场景设定,传递民众对于这种普通人当中的英雄的崇高敬意。这样一种聚焦普通人的平民化视角,正是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蕴含的广泛人民性的生动诠释。

最后要说的,就是本片之于城市与乡村的巧妙对比叙事。由于影片将拍摄视角聚焦于以乡村为主体的家乡,因此城市在电影当中,要么处于缺位状态,要么就是作为他者出现。在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的情况下,很多90后、00后的故乡记忆,其实都是跟城市、或者至少是城镇紧密相连的,而影片之所以还要着力去展现乡村,这应该是体现出跟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振兴、重视脱贫攻坚的宏大部署紧密相关,因为无论城镇多么高速发展,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那么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就难以真正实现,这也显然不符合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愿景。而值得玩味的是,电影中提供的几个乡村振兴的案例,其成功关键,都在于为相关城市提供富有针对性的产品或旅游服务。在这种叙事之下,看似缺位的城市,又体现出一种之于乡村振兴的终极在场感——一方面,乡村能否振兴,取决于其能否跟城市的产品与服务需求有效对接;另一方面,在城市已经相对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其在财政、资金、政策、人才等方面,对于乡村的支持与反哺,同样对于乡村振兴来说,显得不可或缺。

《夺冠》: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体性

如果说《我和我的家乡》里的家国情怀,是通过普通人故事,去展现文化认同上的爱国主义与国家战略的话,那么陈可辛导演以中国女排为题材的电影《夺冠》,则是在女排这一典型的集体体育运动的背景下,去考察集体主义、国家主义跟身处集体之中的个人主体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伴随这种反思而来的,就是对于极具计划经济时代特征的体育举国体制的反思,当然,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陈可辛在影片中,对于上述双重反思的表达,是极其克制和隐忍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黄渤饰演的陈忠和多次接到领导的电话,以及巩俐饰演的郎平对女排的诸多改革,遭遇到强大的阻力等场景中,看到导演清晰的反思立场。

女排是一项典型的集体运动,要想将集体题材的体育电影拍摄成功,就必然面临一个戏剧冲突的聚焦和转化问题。在本片当中,导演以郎平作为最为核心的人物,串接起中国女排三十多年的变迁史,同时以郎平与陈忠和这两位核心人物之间发生的种种纠葛故事,支撑起全片的核心戏剧冲突。这样的核心人物的转化和聚焦,解决了群像般的集体化体育电影缺乏中心、容易平均用力的问题;然而全片的表达主题,涉及将近四十年的中国女排变迁史,极长的时间跨度,给影片表达,带来了时空上的另一个难题。对此,编创团队的解决方式是,将女排发展史以及蕴含其中的女排精神发展,转化为女排比赛中的三个核心时刻,集中加以展现。这三个核心时刻分别是:1981年世界杯夺冠,开启女排的“五连冠”时代,郎平作为这支女排的核心队员,发挥关键作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输给美国队,延迟了女排的复兴希望,郎平作为女排对手美国队的主教练,跟陈忠和直接交手,同时也因为战胜女排而承担诸多骂名;2016年里约奥运会,战胜巴西队,为女排最终夺冠奠定基础,郎平作为女排的主教练,在账面实力远逊于对手的情况下艰难取胜,让女排迎来复兴的同时,再次将女排精神发扬光大。这三个核心时刻,有高潮,有低谷,有复兴,并且每一个时刻都跟郎平息息相关,也跟作为第一配角的陈忠和息息相关。正是借助于对这三个核心时刻的聚焦,以及对于郎平这个核心人物的聚焦,陈可辛成功让这部集体题材的体育电影,始终在一种中心明确、主线突出、戏剧张力清晰的节奏中进行展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

在具体的戏剧张力营造上,导演大致采取了动静结合,个人故事与宏大场面结合,矛盾冲突与和谐化解的结合这样“三结合”的方式。之于第一个层面的结合,那就是在女排比赛场面的刻画中,他不是一味去强调比赛的高度紧张与血脉贲张,而是在注重比赛的的动感与快节奏的同时,通过慢镜头呈现、成功瞬间定格,以及关键时刻的舒缓配乐表达等方式,营造出一种动静结合的效应,这一点,非常符合观众的接受心理。之于第二个层面的结合,导演深得《左传》等中国传统经典讲述战争场面的表达手法之精髓,即一方面去展现比赛赛场上惊心动魄的画面,另一方面也用大量的影像画面,去展现赛场之外的训练、会议、交谈、沟通等生活化的画面内容。事实上,正如战场之外的运筹帷幄,比战斗本身,更能决定战争的走向与胜负结果一般,这种以比赛筹备为核心而展现的生活化画面,也让观众更加清晰地感知女排姑娘的拼搏与奋斗,以及富有战斗力的女排集体的营造过程,所谓“功夫在诗外”,此言不虚。而第三个层面的结合,就是本片始终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体性的核心矛盾背景之下,去构建一个又一个的子矛盾,而矛盾的构建与人物们的化解矛盾的过程,便推动影片叙事步步推进。比如郎平就任美国队主教练时,践行职业伦理与维护祖国利益之间的矛盾,其化解方式,是她带领美国队战胜中国女排之后,便辞去美国队主教练之职,回归中国女排担任主教练;比如郎平带领的新女排队伍中,主力队员朱婷面临农村家庭的生存压力,想离开女排去广东打工,因心有旁骛,难以突破能力瓶颈的矛盾,其化解方式,是郎平成功打开朱婷的心结,通过让性格内向的朱婷,在比赛中喊出来,让她战胜自我,突破成长期限,在收获成功的同时,坚守女排集体。

在影片聚焦的三个核心时刻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时代下的中国女排队员们的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支中国女排,为国家荣誉而战的主观意识,是极其清晰的;而在另一个方面,影片通过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人士对于女排比赛的高度关注与集中观看,去展现当年的国人对于女排冠军荣誉的极度看重。而这种渴望冠军的国民心理基础,是支撑中国女排奋勇拼搏、勇夺冠军的巨大支撑力。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万象更新、全民一心搞建设的时代画面当中,中国女排“五连冠”的推动力量,是绝对不容小视的。

而到了郎平执教中国女排的2016年前后,伴随着数十年的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批女排姑娘,早已经经历了从集体化到个体化的蜕变历程,家国情怀和集体荣誉感,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淡化。而这种淡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队员与队员之间,围绕个人利益出现的种种争执与矛盾。片中的郎平推行“大国家队”改革之后,老队员跟新队员之间的矛盾、科班出身的队员与非科班出身的队员之间的矛盾,甚至家庭条件优越的队员,与家境相对贫寒的队员之间的矛盾,都通过影片极其精炼、但又恰到好处的镜头予以呈现。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重建团队,如何重建女排精神?对于郎平来说,构成一种巨大的挑战。郎平的应对方式是,通过互填调研问卷,建立起对于排球运动的价值理性(而非单纯的工具理性);通过谈心谈话与相互交心,建立起女排队员们之间相互友爱与信任的基础;最终,通过把运动场上的拼搏,跟个人的生活改善与梦想实现对接,实现只有为自己而比赛,才能真正为国家而比赛的动力转化。在拥有多年留洋经历的郎平看来,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与家国情怀,已经不可能再是上世纪80年代时的集体动员与政治宣导,是全民关注带来的巨大推动力,而应该是在个人主体性(生活改善、梦想实现、快乐比赛)、集体主义(通过友爱、信任与紧密配合,完成团队目标,构建高效集体)与国家主义(为国家夺取荣誉,获取奖牌)之间,建立一种层层递进般的有机联系。这种新时代下的女排精神,仍然强调集体利益与国家荣誉,但集体利益与国家荣誉,必须跟个人主体性之间,形成有效对话和良性互动。而以陈可辛导演领衔的编创团队,正是通过对不同时代女排精神内涵与实现方式的精准表达,来践行他们对于新时代下人民性与家国情怀的理解。

《姜子牙》:人民英雄,化入人民之中

如果说《我和我的家乡》和《夺冠》,在题材和展现方式上,还可以归入“新主旋律电影”的范畴的话,那么动画电影《姜子牙》,单纯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跟主旋律电影并不沾边。但既然选择了在国庆档上映,我们也完全可以将人民性与家国情怀的表达,作为考察这部动画电影的一种路径。影片第一主人公姜子牙,为了践行自己认定的真理,不惜付出违抗师尊和失去法力的代价。而这位拯救生民的“人民英雄”,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不再追求高高在上,不再追求法力无边,而是化入人民大众之中,成为经营美满幸福生活的生民中的一员。借助于这样的表达,《姜子牙》完全可以跟《我和我的家乡》《夺冠》之间,形成有效对话。

从影片一开始,作为人民英雄的姜子牙,就面临救苍生的价值理性,与牺牲一人的工具理性之间的巨大内心冲突。在师尊看来,苍生为大,为救苍生,牺牲少数个体的利益甚至生命,是践行大目标的必要代价;而在姜子牙看来,救一人与救苍生,遵循的是同样的人道主义的思想逻辑,如果一人不救,一人可以被牺牲,那么作为拯救对象的苍生,最终也必然沦为镜花水月、梦幻泡影。姜子牙跟师尊之间理念的核心冲突,就在于:为了践行宏大目标的价值理性,是否可以做出跟这一价值理性相违背的工具理性,作为必要代价?这究其本质,就是强调集体化最优的功利主义,与注重个体利益均等化的普遍主义之间的矛盾。前些年在中国备受关注的美国学者桑德尔的《公正》一书,其讨论对象,正是上述社会公共视野中的两难命题。《姜子牙》以动画这样一种长幼皆宜的表达方式,传递出对于公正的两难悖论的理念思考,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如果影片仅停留于此,那么这种理念化、概念化的表达,显然还不足以支撑起全片的矛盾冲突。随着剧情的推进,我们可以看到师尊所谓“救苍生”的宏大目标,实际上只是希望借助于世间的再次动荡,去攫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在救苍生、救狐族这样的宏伟理念宣示的背后,则是师尊和九尾的各怀鬼胎。到了这里,影片就成功把上述对于公正理念争辩的哲学化展示,转化为一种反乌托邦式的政治寓言表达,其追问的核心命题是:为什么种种崇高的社会改造与道德理想,在转化为社会实践之后,总是会迅速异化为权力与阶层的重组,而支撑其最初实践的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伴随着个体权力的上升,而逐渐消逝,乃至荡然无存?而影片对于这种理想的权力化和异化过程的展现,充分告诉观众这样一个道理:所谓的神魔世界,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人间而已。面对《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萨孟武先生写下了《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这样的名作;而面对《封神演义》这样的神魔小说文本,《姜子牙》编创团队用自己的理解,诠释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出自《国际歌》)这一真理。在影片末尾,姜子牙斩断天梯,取消天庭对于人间的支配与主导权,或许正是告诉观众:谋求自身的境遇改变与生活幸福,从来都不能依仗于虚无缥缈的神仙与天国世界,而必须脚踏实地地依靠我们自己。而即便是姜子牙本人,在对抗师尊、违背天庭指令之后,其付出的代价,也正是失去法力,回归人间,成为默默无闻的一位人民英雄——平日里,他耕读持家;危难时,他继续挺身而出。这种将历史与革命主体性,寄托于人民大众自身,寄托于回归人民、充分依托人民力量的人民英雄的理念,不也正是这部动画电影,对于新时代下人民性与家国情怀的生动诠释吗?

自然,围绕本片的剧情松散与主题建构的不成熟,网络上已经有众多的批评声音存在,但探究这些批评的实质,应该都是因影片严肃政治主题的正剧定位,跟考虑观众接受程度和市场影响力的类型化叙事取向之间的矛盾所致。毕竟如果单纯从展现上述主题的考量出发,那么影片的最合适定位,应该是以小众艺术电影的形式呈现,那样的话,或许就只能在全国艺术电影联盟院线这样的专属发行渠道进行传播。然而作为定档国庆、投资巨大的院线电影,影片的上述主题叙事,不可能以牺牲其受众面和市场表现作为代价,这也就是影片采用大量篇幅,展现姜子牙与四不相、与小九之间趣味横生的搭档故事,同时设置姜子牙在师尊与九尾之间奔走的多次反转的核心原因。问题就在于:后者的类型化叙事与幽默表达,某种程度上冲淡甚至消解了前者的宏大政治主题,使得上述主题的表达,在类型化叙事的充斥中,变得不知所云;这样一方面,习惯类型电影和“爆米花电影”的观众,会觉得影片故作深沉、难以把握,而艺术电影的观众群体,则同样因类型化叙事对政治主题的冲淡与前后不一致,而感到遗憾和不满。在情怀与市场面之间的两难选择悖论,恰恰跟影片中给出的“救一人”与“救苍生”的两难选择悖论一般,是国内有清晰的作者主体意识、同时又渴望票房和市场成功的导演和编创团队面临的两难境地的生动隐喻。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总结了。之于新时代背景下的人民性与家国情怀表达,今年国庆档的三部主要电影,给出了三种表达路径——《我和我的家乡》将政治认同的爱国主义,转化为文化、地理与集体认同的爱国主义的尝试,《夺冠》在个人主体性、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之间做的有效连接与展现,以及《姜子牙》强调英雄的人民性,以及反乌托邦、反泛神论与天国论的鲜明人民主体性的革命叙事立场,都给今后的主旋律电影和人民、家国关系题材的相关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例证。尽管三部电影各自都存在一定的瑕疵与不足,但它们的上述有效尝试,对于观察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最新创作动向,进而观察新时代背景下以人民性和家国情怀为主题的社会文化动向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鲜活影像文本,值得细品。

2020年10月7日下午草就于竹林斋

(本文于2020年10月7日 《探索与争鸣》杂志公号“文艺界”专栏刊发,刊发时有删改,此为原稿,经版权方授权转载,配图来源于版权方刊发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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