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她说
《春潮》的出现、片中母女关系之崩坏、中国式家庭之病态,它们都不是一场突然意外。
早于杨荔钠的《春潮》,杨明明的《柔情史》、相梓的《再见南屏晚钟》,都在探讨母女共处一室时的尴尬、痛苦、撕裂,时时刻刻渴望诀别,一刀两断。
这三部作品,都是出自女性导演之手,且主人公的父亲,均处于缺席状态(《再》的父亲被设置为同性恋),母亲不可避免地,把“我为什么生下你”之类的恶毒诅咒,口头禅般,挂于嘴边。中老年家长逃不掉的信神佛爱社团唱赤歌,都有相应的篇章表现。
影迷会从《春潮》中,看到不少似曾相识的东西。由于关系过于紧张僵化,饰演妈妈的金燕玲和饰演女儿的郝蕾,早已没有了沟通交流的可能。她们共居一室,却隔岸喊话,视彼此为空气。被不少人诟病的小朋友(郝蕾的女儿)口白,就在于角色设置迫使她表现出过于早熟,不得不以小大人形象出现,充当姥姥与母亲的缓冲地带,当传话枢纽站。
如此断言显然过于武断,杨荔钠的编排,不免会让人想起杨德昌《一一》中,金燕玲面对家庭生活幻灭、信佛无果的几场掏心戏。她不相信自己是恶人,也不知道家庭生活为何沦落到如此地步。
从东北图们往事走来的余虹,她放任自己的情感漂泊,与母亲保持礼貌、克制和顺从,实际上是以铁一般的冰冷沉默,去对抗病态亲情——唯有结尾处,安排郝蕾来了一段长长的台词秀。在玻璃窗户的倒影下,她对着城市的街灯,更像是在与自己倾诉对话。更有人发现,病床上的氧气面罩,早已脱落一旁。
也就是说,哪怕到了昏迷成植物人的关口,女儿还是无法面对母亲,不愿把赤诚或恶毒的话语,真的传入对方耳中,或潜意识。
我老了。我累了。
《春潮》里,你听不到这样认输的话,更不用奢谈“我也在乎你”,“我也爱你”之类的告慰姿态。
这一场经年旷日的鏖战,只有一方死去,才会真正宣告终结。
《春潮》的最大挑战,是把母亲来比作祖X,呈现干巴枯燥、三十年没有性生活的病态共生。《我和我的XX》里,是“一刻也不能分离”,“你用你那母亲的脉搏和我诉说”。
略显刻意安排的结尾告白之后,紧接着中年人大合唱,为XXXX献礼。显然,痴迷赤歌、一心信佛的精神暴力犯母亲,与痛苦失声、何以为家的头牌记者,她们虽是母女,却无法踏入同一条历史河流。
郝蕾的意识里,不希望下一代,重复自己和母亲的命运羁绊,又无可奈何地,只能把女儿留在自己母亲身边,抚养长大。爱如春潮涌来,它似乎象征着过去的大河冰封,得到了万花嬉春的消解。但放置在2020年的当下,果真会如此么——春潮?赤潮?或是黑潮?
电影有意模糊了父亲的形象。他一方面是母亲口中的暴露狂和流氓犯,一方面又是女儿口中,教会她成为女人,上了女性第一课的暖心慈父。同一个男人,两个如此冲突的形象,母女各执一词,正是《春潮》最为矛盾的症结所在。
是否真有一名男性,能完好地结合这两样人设形象,他既可以耍流氓,也可以期待女儿长大。如果母亲仅是信口雌黄,睚眦必报,她的问题已经病入膏肓,完全不知为何而活。想想看,她揭发了丈夫,又斗垮了女儿,这么左的红色老太太,不正是李南央(李锐之女)笔下,母亲范元甄的噩梦形象。《春潮》中的母亲,又不至于泯灭人性至此,她还会照顾孙女,也能追求夕阳红情感。一味靠金燕玲的港台腔台词,去表现言语之左之恶毒,似乎还欠缺足够的说服力。
如果说,金燕玲的南方姑娘外来者身份,实有蹊跷。那回到东北的郝蕾,确实在脸上写满了在轮下的疲惫。那个没有流落南方河流,四处漂泊的女大学生,最终选择了一份无望的媒体工作,无法发声,失去喉舌,摇摆于没有责任和稳定感的生活。
同样离谱的,还有收集海洋生物声音,溯巨流河往北而来的台湾人,他混搭着娄烨的《推拿》故事而来,撩动着两个中女的心弦声,戏份之少,功能之强,委实不可思议。杨荔钠同样拿了《春梦》中的神鬼狐仙之元素,不时以一红衣女子伫立水中央之类的恐怖气息,令本片平添某种诡异气氛。结果,《春潮》只是一部再写实不过,反映家庭关系无法调和、全面崩盘的剧情片。
女儿对母亲的话语术嗤之以鼻孔,拒绝表达意见。导演设置了另外两套话语术,作为排列比对。它反映在学校冒出来的一名朝鲜族小同学,他们家中恩爱,载歌载舞,自带表演属性。台湾来客,以随身听录制的声音,春风化雨,温暖疲惫女性之心灵。
只是如此刻意堆叠,令《春潮》作为结尾的潮水满溢,无尽奔跑,更显臃肿。
不难发现,影片的冲突故事,更多来自元素的反复暗示,而非人物之间,真正的刀枪交锋。一旦如此,《春潮》就陷入了昏沉的节奏,令人希望它快点结束——反正不会有结果,也不可能有结果。这一代又一代人的果子,终该由她们自己吞下,烂在肚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