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子为什么不黑化

红毛丹
2020-03-16 看过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3.18 写在前面的补充说明:

这篇文章并非典型影评,因为缺少剧情向分析,更多的是审美向的私货。同龄同好(曾经喜爱武侠)应该会懂我想表达什么。 写文的初衷,是看到友邻动态里,提到在结尾感受到了久违的侠义之气,审美境界时,深有共鸣。

关于世子最后的选择,正文中没有从剧情角度做任何分析,但评论区有两方不同的声音,都很有价值。世子掌权或弃权,其实没有对错,只是价值选择的问题。本文想说的是:我们当下的时代价值,反应在大众作品里,少了些孤勇超脱,多了些实用功利。

而无论世子在最终选择庙堂,还是选择江湖,他终究还是在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关照着王国。

本文的初衷不是分析世子应该如何选择。(其他影评,和王国小组讨论区有很多精彩的讨论)

本文想做的是审美向的表达,即:我可以从他选择江湖,选择放逐肉身这种自由的方式中,获得一种审美体验,并且,在不久之前,我们很多观众都是可以体验并欣赏到这种自由之境的。

虽然审美是比较私人的体验,但既然放在了公共空间,也非常欢迎大家跟进讨论。也很感谢评论区,从剧情的角度做补充,以及提出不同意见的友邻们。

以下为正文:


2019年,Netflix出品的美韩合拍剧《王国》第一季推出。

《王国》译名《李尸朝鲜》,顾名思义,这是一部丧尸题材的电视剧。全剧以李氏王朝光海君执政前,即17世纪前期的朝鲜半岛为时空设定,朝鲜正遭遇饥荒,然而高层权力波云诡谲,权臣鹰顾狼视,王被复活为僵尸。又因饥民难耐饥饿食用了被僵尸咬死的人尸,使得病毒变异产生传染性,终致席卷半岛的前现代丧尸瘟疫。

丧尸类型片起源于欧美,多以生化危机、未来科幻作为时空背景,但以东亚前现代帝制为背景的典型丧尸类型片,《王国》是独一无二的。

基于东亚农耕文明帝制背景,这片子有两个设定令人赞叹,其一是:在片头反复出现的,被囚禁在宫室之内,嗜食血肉的帝王僵尸;其二是农耕社会饥荒下的人食人,是病毒变异,瘟疫传染的原因。(在此需要提一下,因为没有更广泛的社会情景展开与人文关照,以猎奇娱乐为主要目的的香港僵尸电影虽然也独树一帜,但是不在此列。)

《王国》剧本出自韩国著名编剧金恩熙。金作家钟爱社会派高能题材,她的作品我目前只看过《信号》,其中跨越时间对话,双线并行的两位男主,都因为直来直去,嫉恶如仇的性格,在警界有种绝世独立的异端气质。

当《王国》第一季播出后,豆瓣上就有人猜测是世子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以便自己赶在后妈分娩之前,继承大统,这种猜测颇能代表一大批观众的心理。

但也有豆瓣网友@巽 反驳说:“理性来说屠龙者变龙是带感,但我还是希望这是个年轻世代奋勇打破轮回枷锁的故事,毕竟丧尸都有了,突破东亚农耕文明的内卷引力又有何不可?全员恶人的核心丧感也不是金恩熙老师的风格,她的骨子里还是孤勇向上的”。

当时看到这段反驳,我深以为然。(其实这篇不是影评的影评,也是为了回应有共鸣的豆友们)

果然,第二季《王国》凭第二集和第六集,凭借这种“孤勇向上”,一夜封神。E02安炫大人生前定计,死后穿越枪林弹雨,直取上将首级。E06世子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寒光血衣,挂剑而去。有人赞叹:早就知道世子肯定不是大boss,但万没想到世子如此高风亮节。广大80后观众和我一样,体验到了久违的侠义之气。

当然,同时也有很多观众因为世子最终的选择愤而吐槽,表示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什么“野种做王”,什么“怎么能如此轻易放元子活口”,什么“圣母癌”、“白莲花”一大堆槽口,冲世子李苍身上砸过来。

江湖,还是庙堂,这是个问题

世子做了什么,让这些中国观众如此友邦惊诧?我们来做一下梳理:

第一季,世子作为法定继承人,成了弄权者赵氏最大的眼中钉,在王复活为僵尸,元子尚未出生之际,逃出宫外,为寻找到父亲死亡的真相,远赴东莱,进入疫区调查。

第二季,世子为民而战,靠儒生的帮助,靠自己的身先士卒,大义凛然,获得各路势力的支持,最后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领导各路人马,在平定丧尸瘟疫的战斗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在第二季的结尾,经历了长途奔袭,见识过民间疾苦,从权力斗争,丧尸围城,后苑大战中逐步展现出勇气、智慧和能力的世子,面对襁褓之中的“政敌”,最终放下长剑,拒绝了已递到手边的最高权力,选择放弃。他把国事移交给打丧尸的队友,同时也是政敌赵氏唯一的善良后人,随后挂剑,飘然而去。

其实回到二十年前,世子的选择在观众层面,一点都不难理解。用人尽皆知的话来说,就是:金盆洗手,笑傲江湖。

所以,这二十年发生了什么,使得观众心理开始普遍期待主角黑化,手握权柄,期待主角撕天撕地撕仇人,甚至不惜最终变成和仇人一样的人。

中国式主角的经典归宿:山林与江湖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中,少年屠龙之后,在恶的深渊面前,除了跃入深渊变成恶龙之外,一直有一个转身离开,隐遁山林,自我放逐的选项。这是道家文化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遗产。

当历史、社会、体制和权力对人自足的本然性发生束缚时,在屈原式自杀,和与权力同流合污的选项之外,道家为我们提供了第三个选项:转身离开。

自从有了“离开”这个选项,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多了两处归隐之境,一处叫山林,一处叫江湖。前者是决绝的归隐,是独属文人的精神世界,后者的意象,则有很大的张力,属于心怀天下,想有所作为,但又不愿放弃个人自由的普通人。

有了山林和江湖,我们在体制的重压下杀出一条精神血路,在保全肉体的同时,得以保留精神境界的自由和灵动。

《红楼梦》里,宝玉放弃已经考取的功名,随一僧一道飘然而去,留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正是中国式主角的经典结局。

为何要离开,无非是如柳湘莲一般,看透了全府上下除了石狮子以外的“都不干净”,看透了仕途经济的终点,是通灵神性的彻底泯灭,最终即将沦为贾雨村式的利己主义“禄蠹”。

宝玉返回了大荒山青埂峰的山林之中,柳湘莲则浪迹天涯,行侠仗义,漂泊在距离俗世更近的江湖之上。

这种源自《逍遥游》,兴于《游侠列传》和陶渊明诗文中的意向,这种放逐肉身,拒绝合作,以取得精神自由的精神,在吾国文化中埋下千里线,时至近代,在新派武侠小说中,迸发异彩,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

武侠,曾是我们的第二世界

《魔戒》作者托尔金曾经提出过“第二世界理论”,他将我们置身其间的现实世界称之为“第一世界”或者“原初世界”,而人类作为“第一世界”的特殊存在,既是上帝的造物,同时也被上帝赋予了造物的权力,可以通过“幻想”去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架空世界。

在庸常凡俗现实生活中,人生的太多可能性被关闭了,因此,人们需要“第二世界”寄托无处安放的超越需求。架空中的“第二世界”,不同于现实世界,但又借由历史背景、文化语言、习俗地理等,与现实维持着某种“内在一致性”,营造出逼真的幻象,让人们去体验不一样的生命可能,进而去体会在现代社会中可能已经失落已久,甚至难以成立的价值与意义。

在当下,这个“第二世界”除了文学,当然也包括电影、电视剧等新的内容载体。

每个民族所创作的架空世界,其实和这个民族的物质文化一样,都对民族性的塑造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比如托尔金创作《魔戒》就是为了补足盎格鲁萨克森文化中缺失的神话传说部分。

对于国人而言,我们的“第二世界”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都是由武侠作品来提供的。

春秋战国,基层的权力真空中,游侠曾经扮演过重要的历史角色。然而随着“侠以武犯禁”的定性,随着中央集权治理术的逐步调试,权力向基层不断渗透,留给个体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少,最终汉武帝杀掉郭解,侠客在真实的历史舞台上逐步退出。

但是在国人的“第二世界”,在边塞诗,唐传奇,志怪小说和说书人的口传心证中,侠义精神在市井文脉里传承了下来。

虽然到了清代,《三侠五义》等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已经彻底被体制收编,从春秋时傲视王侯的侠客,变成了伏地跪拜的“罪民”。但是侠义不死,终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港台,武侠全面复兴,随后滋养了数代华人的精神世界。

武侠世界,在现当代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成为华人的精神家园,即托尔金所谓的民族“第二世界”。金庸、古龙等人通过写作,在体制之外的权力真空处,架空虚构出一个自由的江湖世界,为内卷化生存中的国人提供了一处难得的精神栖息地。

张无忌其实原本也可以称帝的

我有一个基于日常观察的偏见,在我们经历的教育环境中,有武侠小说阅读史的人,比完全未读过的人,会更深入的对理解自由,会拥有更超脱一些的灵魂。

因为经典时期的武侠作品(特指金庸和古龙),虽然也有很多值得批判的地方,但其精神内核是普世的,更接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很多承载作者寄托的主角,虽然遭受不幸,经历跌宕起伏,最终得以修得神功,江湖地位唾手可得之际,他们面对江山权势,依然会选择转身离去,退隐山林。

这些主角的选择在经典武侠时期,是广泛被观众认同并祝福的。比如,我们并不为杨过返回终南山感到遗憾,也不为张无忌放弃称帝而疯狂吐槽。

所以也意味着,在经典武侠时代,大多数观众对于这种面对权力转身离开的选择,是能够充分理解并支持的。

在彼时的武侠作品(包括小说和影视)中,完成了儒家“拯救”行动的英雄,并不意味着要完成黑化,成为帝王或盟主,权御天下,反而更倾向于选择道家式的“逍遥”。在出世和入世之间,放弃“庙堂之高”,回到“江湖之远”。

我们可以在大众文化作品中,猜测着二十年来,观众心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因为,作品总是折射着它所处的时代,也反映着它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世界”的创作,会为我们提供一种替代性的补偿精神体验。

而作品一旦成为大众文化现象,就绝不仅仅是一部小说,一部影视剧,在当下,它能提供公共讨论空间,成为认知世界和确立自我的路径;在将来,它也能为后人提供理解这一时代的蛛丝马迹。

《游侠列传》和清代的武侠作品中,侠客的精神气质完全不同。而武侠经典于上世纪中叶在港台涌现,也与当年亚洲“四小龙”经济萌芽、腾飞,文化逐步放开自由,精神世界需要开辟新的领域有关。

同理,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文化领域的复苏,也使得武侠在大陆也成为风靡一时的大众文化,满足了漫长文化断层中的精神缺位。同时,武侠也参与了70/80年代生人价值世界的塑造过程。

但,也就最近十几年,武侠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忽然从大众领域逐步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玄幻修真,暗黑谍战,撕叉宫斗,情节充斥着你死我活,邀功争宠,零和博弈。

即便是偶有历史改编剧剧,这两年最火的,称得上大众产品的《军师联盟》,其选择的主角则是一生猥琐发育,最终黑化变脸的司马懿。

这些“第二世界”很快和新一代观众的价值观互相影响。观众们在宫斗剧中读出职场心得,在修真剧中体会人生智慧,在谍战剧中解读办公室政治。

总之,原本要提供超越维度,唤醒失落价值的“第二世界”,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向真实世界跌落,变得越来越实用、功利,仿佛被二向箔攻击,完成了扁平化的过程。

既然急功近利,那么“仗剑江湖载酒行”就成了装B;“事了拂衣去”就成了圣母;不慕强,不贪权就成了白莲花;取而代之的观众心态是,期待黑化,期待复仇,期待权倾天下,四海称臣,万国来朝,YY到让读者自己都不好意思,才算罢休。

或许是因为当下,权力渗透到无处不在,自由空气越来越稀薄,入世途径愈加狭窄,出世选择又不合时宜。

可是,难道说年轻人面前,只剩下一条向上的华山路,只有不惜黑化,才能继续攀爬,否则四下都是悬崖,唯有粉身碎骨?

又或者,有人剥夺了年轻人的想象力,在体制教育和文化供应中,并不能获得自由和独立的精神给养?从而使得年轻人认知中的世界,越来越冷酷无情,并反应在大众文化产品中?

很难说是时代塑造了这些情节,还是这些情节在塑造时代。

这些年,武侠也偶有回光返照,比如2014年小火了一把的电影《绣春刀》。

但这部电影中的江湖,非但没有当年武侠全盛时期的江湖一般,令人心神往之,反而看得非常憋屈,因为主角由潇洒来去的侠客,变为了三个基层公务员。

时我曾写了篇影评《侠客的体制内生存》,其中有一段话,或可为以上猜想做注脚:

“《绣春刀》的主角,是三个武艺高强却在被迫体制内屈居底层的苦逼青年锦衣卫,这个角色设定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特色。三个人都有着难以突破的人生困境,在一次所谓的“机会”中捞到一桶金的资本,貌似出现些许转机时,体制、人生、命运又一同压下,微薄的希望变梦幻泡影,卑微的理想也粉身碎骨。”

《侠客的体制内生存》影评传送门

虽然《绣春刀》披着武侠片的外衣,有精彩的打斗场面,但是“侠”的自由精神,已经在时代中失落,荡然无存。

如果说每个民族都存在一个由大众文化作品建构出的“第二世界”,那我们目前的“第二世界”确实是越来越不跳脱,越来越不自由,越来越像真实世界本来的样子了。

结语

文章越写越长,话题越来越大,已经远远超出最初预期的三言两语。

回到对《王国》第二季结尾,平定瘟疫的朝鲜世子,最终放弃王位,挂剑而去这一结局,以及针对这一结局,网友们的意见分歧。

其实,掌权和弃权这一对二律背反并无好坏,正误之分,因为它们并非逻辑命题,而是境界命题。

境界无所谓好坏对错,大众文化产品及观众评价,也并不承载传递正确价值的使命,它只是如实折射出当下的最流行的时代精神,和最被广泛认同的价值。

那个高歌“沧海一声笑”,同去牛背山隐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不把主角送上权力顶峰誓不罢休的观众们,大抵也是不能理解庄子的“至用无用”、“为大樽而浮乎江湖”,不能理解“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不能理解“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不能理解杨过在华山之巅的那句:“咱们就此别过”。

同时,我和另外很多欣赏这一选择的观众一样,在《王国》第二季的结尾,世子转身离去的背影中,体验到了多年前徐克作品中,那种疏朗自由,一笑泯恩仇的意境。同样的感受,在《权力的游戏》结尾,二丫出海远航时,也有浮现。

这种审美体验虽然时隔二十年,但依然清晰生动,荡气回肠。

遗憾的是,二十年后的他们,都不是中国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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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 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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